中国满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形成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引发了人文学者的浓厚兴趣。对满族的研究始于民国初年，至20世纪80年代，逐步走上正轨，并渐成体系。在国际性上，满学（亦称满洲学）也成为一门显学，它与蒙古学、藏学一样，是国际学界所称的“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满学研究人员，辛苦耕耘，锐意开拓，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大都集中在满学研究的某一个领域。一部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全面而系统地阐述满族历史与文化发展、代表当代满学研究较高水平的综合性著作问世，成为学界与读者的共同期待。
张佳生主编的《中国满族通论》最近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可谓恰逢其时。该书集中了辽宁省内10余位史学界和满学界专家，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吸收了以往满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历时10余年，几易其稿，终成此书。全书92万字，共21章，并配有160余幅精美的图片资料，分别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民族、宗教、民俗、语言、文字、医学、民族交往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专述，从整体上审视满族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将满族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对满族文化与历史各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客观而科学的评价，提出了诸多有创建性的学术观点，在满学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从民族学的角度审视《中国满族通论》，读者对这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出辉煌灿烂文化的民族，将获得深刻的了解。民族类著作通常建立在“统一性”和“单一性”，“稳定性”和“凝固化”等特征的基础上，把研究对象作为“在本族群中纯粹的环境中生成，也只有在族群内部精炼与升华”来叙述，多以描述、分析为主，字里行间，作者的褒贬意向跃然纸上。但对于满族的研究而言，这些都是长期束缚某些研究者的心理障碍和该学科难以实现本质突破的限制性樊篱。
作为一个民族的精髓与核心，满族拥有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丰富而真实。在满族的文化中，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贯穿于满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本书开创性地从“跨民族”的立场观察满族的形成与发展，其学术视角将“族别文化”置身于“多元文化”的范畴内解读，呈现出“超越”与“多边”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本书中，对于满族文学、政治和艺术方面的论述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满族通论》的编著者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较好地把握了“在民族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研究的空间，在比较中深化民族研究的特征与内涵”，从而能够在“多元文化”的范畴中连接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联系。本书的创作潜移默化地将“比较发生”这一基本学理引入“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克服了以往民族学传统中“承前启后”和“单亲生成”的“学术孤儿”现象，展现出“本民族文化”在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影响与融合的内在逻辑，摆脱了民族文化研究中“自我封闭”的孤独境地，在介绍满族文化多方面成就的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肯定了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与贡献。这也是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之一。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待《中国满族通论》，该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满族所建立的清王朝，距离我们时间最近，满文文书档案(包括清代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形成的满文文书)、满文图书、谱牒和碑刻等宝贵的史料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这些数量浩大的文化宝藏为满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满族通论》正是以这些历史资料为基础，将满文、满语的产生、演变与发展，八旗制度，满族的教育与科举制度等内容，融汇贯“通”于史料之内进行较完整的、可靠的和深层次的挖掘，资料翔实、论证有据，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开拓性。
从文体学的角度研读《中国满族通论》，“通”字是全书的着力点。以“通论”解读一个民族，这在以往的民族学著作中并不多见。文化与民族史的研究，应该是以问题为中心。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者能否站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高度，来审视历史？本书的编著者以满族的民族发展为研究核心，在记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与评判，并有机地将其凝聚成一个整体，呈现出全面、细致的特点。以“通”字立论，编者得以自由挥洒，经纬成章，将满族的民族特点，也就是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应该有的鲜明个性，寓于中华民族的共性之中，深入而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多地给了读者独立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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