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说部研究”座谈会纪要

  2007年7月3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召开了“满族说部研究”座谈会。会议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战线》主编邵汉明研究员主持。原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吉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满族传统说部丛书编委会副主编吴景春同志，以及富育光、赵东升、曹保明、荆文礼、周惠泉、张璇如、王兆一、刘厚生、郭淑云、孟昭臣等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为满族说部的传承问题，还涉及到满族说部与满语言的关系、满族说部的基本理论问题等。

        邵汉明同志简单回顾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对满族说部的调查、采集和研究情况，指出真正有组织、成规模的调查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吉林省社科学院，由老院长佟冬同志决策并组织，当时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富育光研究员，是这项研究的重要的发起人和奠基人；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宏刚研究员，也参与了这项调查和研究工作；周惠全研究员申报的满族说部研究今年获得了国家立项。现在，“满族说部丛书”即将面世，满族说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一直重视地域文化研究，特别是东北历史文化的研究，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关于东北历史与文化的论文——400万字8卷本的《东北历史与文化丛书》即将出版。满族说部研究是东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召开本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为东北文化的复兴、为满族说部的复原贡献我们的一点力量。

        吴景春同志动情地说，我在吉林省文艺战线工作了50年，在吉林省文化厅工作了十几年，曾经对满族了解重视不够，对满族的文化艺术重视不够。谷长春同志让我参与满族说部的工作，他说“我们就当是负荆请罪”。他提到曾坐在傅英仁老人的热炕头上，听老人讲满族说部，确实很受感动。他强调指出，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将自己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传给其他的民族，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的民族也必然把别的民族最优秀的东西吸收进来。满族民间口头文学在民间蕴藏量非常大，我们过去注意得不够。现在满族说部已经被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之中，吉林省成立了相关的机构，拨了经费，“我们如果不把满族说部抢救整理出来，我们真就是罪人了”。

        富育光先生对“乌勒本”与“说部”进行了解释，指出“说部”一词的来源，是“乌勒本”口碑艺术近世传播过程中的嬗变。“说部”并不是源出汉词，而是从满语转译来的，满语是“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 i tebtelin)，汉意即“满洲人较长的说唱文学”，而“乌勒本”古语只在谱牒和萨满神谕里犹依稀可见。富先生介绍了他所掌握的满族说部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家传的，一个是在社会上采录的。

        他着重谈了三点心得和体会：第一，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满族说部不因社会风云变革而消失，功莫大焉者就在于满族诸姓中，都有可钦可敬的文化传承人，像保姆，像园丁，精心呵护家藏文化，使其青春依旧。在列举了《萨大人传》在他所在的氏族——满洲望族富察氏家族320年的传承脉络后，富先生动情地说：“纵观古今中外，学者与民族文化传承人兼而有之的例证不胜枚举。学者或艺术家与民族文化继承人和传承人双层职能合二而一者，往往是一个民族或集群在一定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是社会发展中很必然和很普遍的现象。原胎文化由原胎民族后裔的文化人士参与抢救与承袭，更易守其纯真性。”第二，满族是善于学习、汲纳众长的民族。追溯历史，自辽金以来，几次崛起，英雄辈出，都是激奋苦学、磨练不辍的成果。满族说部的问世，绝非消遣余兴，更绝非文化愚氓者可能为。考满族说部的创造者，既有荷马史诗型人物，更有朝廷的大学士、编修、将军。他们博古通今，甚或通晓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本身都是博学多能者。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似乎认为，讲述满族说部只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农民，没什么文化，恰恰相反，都是有着一定文化的民族知情人和文化传承人。第三，吉林省领导既倾心关注满族说部出版阶段性成果，又始终关注着满族说部的活态传承问题。

说句实事求是的话，满族说部从调查挖掘到一部部录记，仅从我们来说就奔波了30多年，实在不易啊！传咏满族说部的原型基地的满族生活气氛，最突出形态就是要有满语的对话和交流，才有生活实感。这是多年来在北方满族遗存文化挖掘与抢救中甚感头痛和欠憾的事。从史学与民俗学考察可知，在汉文化强大氛围下，早在清代，满人在官场上便习用汉语。辛亥革命后，满族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久已通用汉文汉语，满语早已被废弃成为“死去的语言”，被大多数满族人遗忘。我们多年田野调查实践，所征集到的满族文化遗存都是满族老人们用汉语讲述的，现在根本搜集不到像《尼山萨满》那样的满文范本，只在口述中保留有一些满语词汇。严格说来，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实际上是以汉文字为工具和表现形式来纪录和挖掘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古文化遗存。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讲汉文字已经是满族生活中习用的母语。我从1981到2004年间，多次单独或与朋友们同行，到黑龙江省爱辉、呼玛、孙吴、逊克等县满族家访亲戚，记录满族说部和商榷满族说部传承细事。录制了何世环、傅金荣、何金芝、孟秋英等多位老人用满语讲述的《萨哈连乌拉依朱奔》等，包括何世环讲述的《音姜萨满》，虽然用的是满语，但已经非常简略，很多故事内容已经无法用满语回忆和叙述了。2006年春以来，在故乡黑河市四嘉子乡，由侄儿富利民，表弟张胜利在族中讲述《萨大人传》，将失传已久的家族活动逐渐发展起来。2007年春以来，又与伊通县满族博物馆商议，开辟满族说部传讲基地，在吉林满族中既培养说部的传承人，注意摸索和总结满族说部的保护与传承经验。

        赵东升先生主要围绕家传“乌勒本”《扈伦传奇》的来源、内容以及在他的家族内部的传承线索等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他说，我是满族人，我们家族从始祖到现在25代、600多年，家谱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族是“扈伦四部”的后裔，确切地说是乌拉部的后人，纳齐布禄是我的祖先。《扈伦传奇》在我们家族的传承史有几百年了，传下来的说部《扈伦传奇》，基本上保留了故事的原貌。满族形成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过程．经过复杂的斗争，最后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扈伦传奇》讲的就是“扈伦四部”是怎么灭亡的，女真族是怎么统一的。其中的故事史籍不载，为社会上所不知，很多细节与清史对不上号，表现了历史的另一面。在详细地介绍了《扈伦传奇》等满族说部在他的家族清晰的传承线索后，赵先生郑重地表示：“我所传承的东西，都是家传；整理的说部，都是来源于我的先人。”

        曾经与富育光、赵东升两位先生共事，对他们十分了解的张璇如先生深情地谈起，有人说富育光是个学者，不是个传承人，问题就在于他的研究者的名声掩盖了他传承人之实。育光同志申报传承人的时候讲得不是很细，不像在《战线》上的发的“调查”，把传承谱序说得很清晰。关于这些，他平时讲得不多。在我与他接触当中，知道一些，比如他的太爷之父发福凌阿，是咸丰皇帝的侍卫，后返回故里；他的太奶奶，是清官的宫女，慈禧太后赐婚的。他的太爷即发福凌阿之长子伊郎阿，爱辉副都统衙门委哨官，还与外国人打交道，懂四种语言，是个文化人，他的爷爷也是。他的父亲富希陆先生，是爱辉地区的小学教员。说部在他的家族的传承线索很清晰。育光同志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人。他为满族说部的传承和调查，付出了半生的辛劳。为了得到《两世罕王传》，曾去道观当过道士，因为那个传承人信道教。因常年采录，不时步行在山间小路上，积雪没膝，得了终身的痼疾——老寒腿。东生同志传承的东西，我也了如指掌。满族说部长期流传在满族群众之中，不是现在突然间就出来的。一些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做过调查。传承“乌勒本”是满族的族规和家训，它有传承礼序，有受教戒律。随着社会的发展，才成为民间的方式，出现了半专业性的故事能手。富育光收集到《两世罕王传》的时候，他就把史料给了我，我在我的书中首先公布出来，史学界感到非常惊奇，认为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说部不像民间歌谣谚语，它有独立体例，传承脉络清晰，内容恢弘，故事真切感人。像富育光所说的，是民族的精华。这是一个国家的瑰宝、民族的瑰宝。北京专家鉴定的时候，被专家称之为“百科全书”。它不仅是文学的，在文学的背后有许多文化的价值值得我们去认识和思考。过去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满族的作家文学，翻开满族文化史、满族文学史，没有看到满族说部的东西。将来的文学史、满族文化史肯定要改写。《社会科学战线》抓住了这个问题，抓得好。

        周惠全研究员主要就满族说部的价值与意义、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把满族说部全部记录下来，其规模大约接近2000万言，超过了国内外已经被发掘出来的其他史诗。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历史格局同满族及其先民创造的威武健勇的渔猎文明有何必然的联系?他认为“内涵极为丰富的满族说部一定可以给我们提供原汁原味、鲜活生动的真实答案”。周先生指出，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言，采取动态与静态并举、传人与文本兼备的方针是比较稳妥、比较科学的。最理想的保护方式就是使其继续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传承于人们的口耳之间。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文化生态急剧变化，原有的传承人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新的传承人已经很难自然产生。这样就不得不转换工作思路，做一些有别于一般传承方式的新的试验。比如说由学者型传承人在精心营造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向知识型后继传人传承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静态保护也要有所创新。应该把录像、录音、摄像引入保护工作的始终，对于包括满族说部在内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体的记录，以便完整而恒久地保留其活态存在情况下的原真性面貌，来应对人亡艺绝、人亡歌歇状况的出现。

        曹保明围绕着说部与传承人的问题发言，他指出，人类一边前进，一边把创造的精神财富留在遗产里，满族说部就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部和说部传承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体，说部的濒危很大程度上是传承人的濒危。如果说说部是文化遗产，那么传承人就是活态的遗产，他传承的不仅是文本，更重要的是先人们的生命情感。说部是一种用生命相传的文化，是一种生命文化。而我们对传承人传承的是一种文化的认知十分有限，对传承人保护的力度抵不上它消亡的速度。因此，他呼吁要全面展开对传承人文化特征的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尽快对满族说部的传承人进行保护。

        荆文礼在介绍了即将出版的“满族说部丛书”的三大亮点后，介绍了满族说部的三种传承方式：氏族传承、血缘传承和萨满传承，认为满族说部有着严格的传承谱系，是在满族及其先民千百年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还透露，在收集了12部满族说部作品、共11册的“满族说部丛书”出版时，将附有一个录有何玉环老人用满族讲述《音姜萨满》的光盘。

        王兆一先生说，我是满族，辽西黑山县人。我们那一带汉化得比较重，所以对满族的知识知道得很少。我是在研究二人转时，接触到一些满族的文化。说部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一定会誉满全国、震惊世界，因为它不仅是满族的，也是关东的、中国的、中华民族的。它上接光辉的历史，下接永久的后代，是独特而重要的文献。它的价值怎么估量都不会过。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要对满族说部继续进行认定。第二，要把说部作为科学研究的显学，对它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办法把它激活，既要有研究文本的出版，活态的传承也是很重要的。建议有关部门做一个更长远的、更大的规划。

        刘厚生先生指出，最早的说部是用满语口耳流传的，它的语言贴近生活，朴素生动。如今虽然出现了汉文的本子，但保留了大量的满语。刘先生从亲属称谓、社会称谓、宗教术语、地名用语、土语俚俗、习用短语等诸多方面，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认为这说明满族民众的常用语言是满族说部的创作基础，使说部具有鲜明而生动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为我们保留了丰富而珍贵的满语遗存和资料。把“满族说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整理、研究和抢救是功在千秋的事业，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刘教授呼吁，处于濒危状态的满语言文化也应当被作为抢救对象。

        郭淑云教授以《乌布西奔妈妈》为个案，探讨了满族说部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她认为，说部概念及其理论构架、学术定位一定要依赖每一个说部，既要有综合性的研究又要有个案的研究。《乌布西奔妈妈》首先具有史诗传承的典型性。它由萨满传承，由神圣的仪式传承，由口承和符号文字并重，在现有的史诗传承中是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古老的。再者，它填补了史诗研究的空白。我国的阿尔泰语系中蒙古语、突厥语族等史诗举世瞩目，但满一通古斯语族中史诗作品和研究都相对薄弱。《乌布西奔妈妈》是一种早期的原始性史诗，产生于史前时期，集神话、传说、纪实于一体，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乌布西奔妈妈》堪称满族先世女真人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资料。比如，《乌布西奔妈妈》保留了丰富的创世神话、古代舞蹈、女真古书等多方面的原始文化内涵，开拓了原始文化研究新的领域和视角，提出了一些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再如，《乌布西奔妈妈》具有国际性的研究价值，开篇中交代的洞穴遗址，在今俄罗斯境内；对东海女真人东渡的过程、海洋的路线、经历的艰难险阻以及对经历的岛屿的风土人情的记载非常详尽，对研究中国航海史、中日关系史、日本古民俗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孟昭臣教授首先对说部的传承人表示敬意，对《社会科学战线》真正懂学术的人推介说部表示敬意。然后谈了三点感受：为说部被吉林学者采集、挖掘、保护、研究感到荣幸；因这次会议没有意气之争，有的是责任感、使命感、献身精神而感动；对于搞文史的，苦于文献不足。满族说部是我们自己的文献，具有地域性，以之为研究对象，能做出有开创性的研究。

        座谈会在会场内设专区展示了部分满族说部实物以及与传承人相关的历史文物。富育光先生还在会间休息时，向与会同志以及媒体记者演示了多种讲唱说部时使用的用具，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新华社吉林分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驻吉林记者站，《吉林日报》、《吉林社科报》等媒体的近10位新闻工作者对座谈会进行了相关采访。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 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