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滿族文化傳承人傅英仁

满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著名的满洲民族民间故事家,满族民间文艺家傅英仁先生于2004年11月5日20点45分逝世,享年86岁。傅英仁先生出生于满洲黑龙江满族萨满世家。隶属满洲镶黄旗人。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前属于东海窝集部,居于满洲绥芬大甸子(即现存的满洲吉林省汪清县)木克通,先祖是该城城主,归乌拉部所辖。后随满洲八旗人关,先祖留守北京。曾任头等侍卫,前门城守尉等职。傅英仁先生于一生致力于满族文化的守望、发现、整理、传承,是他把大量宝贵的满族文化遗产保护下来。他留下了有关满族文化的遗言,一是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满族民间故事。二是要把目前满族文化中最精华,最有特色的部分,比如萨满里的神话、民间故事研究出来,三是要把满族文化的精华传承光大。



傅英仁自传

                                                  (一)

    我家是满洲镶黄旗人。清太祖以前属于东海窝集部,居于绥芬大甸子(即现存的吉林省汪清县)木克通,我先祖是该城城主,归乌拉部所辖。后随八旗人关,先祖留守北京。曾任头等侍卫,前门城守尉等职。

    康熙三年,先祖奉旨到宁古塔做官。从此落户至今,辈辈袭官,一直到宣统逊位。

    曾祖父作战有功官封三品,祖父满汉齐通官至五品。不幸三十二岁夭亡。祖母梅氏封为六品恭人,出门九棒锣。父亲官封六品云骑尉,洋务运动考入吉林陆军将弁学堂专修测绘。曾奉旨代表大清给日俄战后画图定界。本来毕业之后,可以担任新军营官,可是毕业不到半年,清政府垮台民国建立。凡属清朝文武官员一律退职。父亲只好回归故里,在县政府保安队充当绘图员。在我出生前后,家中已达到六口之家,靠微薄工资维持这个家,其贫困生活可想而知了。

                                                  (二)

    1919年(民国八年)我出生在宁安城西西园子(现为宁安镇红城村)。

    那时西园子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掌握在南岗子孙家、北岗子梅家、东头李家、北园子葛家、姚家。号称五大户。祖父去世祖母领着五岁孤儿回到西园子,寄居在梅姓娘家。
    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园子出了一批人材。有的是留日学生、营级武官,有的是吉林、北京的大学生,还有吉林四中的学生,这些人都愿意和我父亲接近。虽然是农村,但新思想、新知识却比较普及。这给我儿童时代开阔不少思路。从新文化到新物质生活,宁安街有什么,西园子就出现什么。我五岁学诗、学算数,七岁学写字、学绘画。七岁背诵一册语文仅用三个小时。

    家庭和亲属对我影响至深。我母亲常说,我三岁以后,有时哭闹便送到奶奶怀里,奶奶一讲故事,或者一唱小调,我立刻就不哭不闹,自然而然地入睡了。现在回忆起来,大概从那时候起就和满族民间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了。

    家穷,礼教却不废。从我记事起,父母亲对老人早晚问候,每逢祖母生日母亲都要献舞。喝粥也要摆四个小碟。教育我们坐有坐样、站有站样,敬祖是我家的大事,绝不能忽视。我五岁先学“回履历”必须能说出“什么旗什么哈拉、什么牛录什么满洲,祖藉在哪”。还得学会问安施礼。对人要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村里人都说:“人家傅家,虽然穷,屋里屋外干净利索,大人小孩都文质彬彬。”

    七岁以前,祖母、母亲、父亲、三祖父,都是当时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祖母讲起故事来没完没了,从天上到地下,从神到鬼。听的人越听越迷,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老人家讲故事在当时闻名于宁安西半城,是有名的故事妈妈。她老人家用故事讲古论今,用故事教育后人。老人家的故事对我影响太深太深了,可以说,我在以后生活中,能够热爱满族文化是和祖母分不开的。

    七岁以后,三祖父经常照顾我。这位老人一生没结过婚,成了我家一员。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长篇说部、民间故事、萨满神话、传说历史、风土人情简直无所不通。今天回忆起来,当时我把他视为无所不通的圣人。他对扩大我的思想领域,增长满族文化知识,培养热爱本民族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今天满族方面的知识有五分之二都是他老人家口传心授的珍品。三祖父更是我的业师。老人家一直伴随到伪满才离开了人世,我成了他的直传弟子。

    父亲专门讲宫廷见闻、官场轶事、文人雅事。母亲专讲一些生活故事,萨满的传说(她是一位老萨玛)。

    念书期间,这些故事和传闻成了我在同学之间交往的媒介,以此团结了很多同学,甚至成了挚友。

    我七周岁那年,村里成立一所官办小学——宁安县第一学区第十一小学。就读三年被选入宁安县模范高等小学校。

    在高小二年的学习过程中,我的视野扩大了,才知道除了国文而外,还有数学、自然、历史和地理。再加上美术课、体育课。简直使我学不胜学,成年埋在书本里。毕业时,我在三个班总考中名列第二。

    在校期间,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夕,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兵匪的困扰,市面的混乱、官府的腐化,日、俄的经济侵入,使宁安县城变得五花八门。尤其那些清朝遗老遗少坐吃山空,天天以玩鸟、闲谈、品茶为“业”。我家当然成了他们常来常往的处所。我从小就爱听、爱问。而他们每次闲谈,我总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细细地听。什么历史见闻、古今怪事、满洲兴亡史、故事传说……加之学校得到的知识,我觉得比幼小年代知道的更多了。常常招揽一些小朋友,形成一个课外聚集的故事圈。

我们这帮小家伙,不知天高地厚,组成一支镶黄旗小牛录(清代军队基层组织)。专门给种田人家看地,或者拉弓射箭、游山玩水,弄的越来越大。后来被父亲知道了,吓的不知如何是好,禁闭我三天不许出屋。虽然“组织”解散了。我们还是好朋友,以后都成了学习舞蹈、参加扭秧歌的主要骨干。在我的影响下,会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当时西园子有个顺口溜:

    西园子,故事窝儿,
    装吧装吧一大车。
    老一窝,小一窝, 
    不老不小又一窝。

    这里的“小一窝”就指我们这帮小“牛录兵”。

    十二岁,我从高小毕业,参加八个县成立的吉林四中升学考试。结果在四五百人中间,我名列第六。把那些大哥哥们远远地抛在后边。那时候考人中学比现在考大学都困难得多,荣耀得多。



                                                  (三)

    四中开学那天,校门内外车水马龙,道台、知县、士绅……都参加开学式。新生喜气洋洋,我一看八十名学生中穿的最破的就是我。当时也觉得不得劲儿。一想老罕王十几岁给人家当茶奴,后来却成了一朝人王地主。读书不在穿的好坏。
    点名开始了,一听叫我名时,总管老师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
    问:“你就是傅英仁?”
    我说:“是。”
    旁边有几位同学,作证说:“老师,他是傅英仁,是我校高材生,塔光编辑部编辑。”
    “交学杂费。”总管不得已地说。
    “多少钱?”
    “学费现大洋五元,杂费三元,书费六元,操衣钱十五元,总共二十八元。”
    我的天哪。哪来那些钱,我拿出五元诚恳地对老师说:“操衣我不要,下欠的钱,我三个月交齐。”

    总管老师二话没说,拿起笔就把我的名字除掉了,至今我历历在目。我当时哭了,又一想:满洲巴图鲁不许哭,我擦掉眼泪对大伙说:不收我没关系,我自学也能从中学毕业。我一气之下回到家里,两个多月神经都不正常。从此我告别了学校生活。走向更艰巨的征途。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
    家中人口增加了两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生活更贫困了。

    九·一八事变使社会起了很大变化,动荡不安,日本人请我父亲画图,我父亲一口拒绝,焚烧了图稿,发誓说,给鬼子画一张图就是卖国。毅然决然搬到东园子务农种地去了。从此,我家生活更艰难了。

     (四)

    从十二岁后半年一直到十八岁前半年,这六年是我艰苦的年代,也是获得各方面知识最多的岁月。我从十三岁开始劳动,种地、打柴、卖零工,什么都干。学习方面,学完了中学课程,读完了论语、中庸、大学和孟子,还练习了书法。更重要的是得到萨满教神话真传;得到满族舞蹈和秧歌的传授;得到三祖父三部半长篇满族说部的真传。此外还听到家族外边的一些民间故事。

    十二岁以前,祖母和父母以及三祖父是我满族民间文化启蒙师,念书期间打开了新知识窗口。失学以后,在校学习机会没有了,可是求知欲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浓。没有学习时间,劳动时别人休息我看书,下雨阴天我学习。夜间家穷点不起灯,我到小庙捡香头,七八根捆在一起燃着后用嘴吹发出亮光照着读书。

    同学们借给我书,捡烟盒钉本子,别人剩的铅笔头,捡回来按在笔帽儿上写字。在沙盘上写大楷,在玻璃窗上画山水画。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艰苦一些,但乐在其中,因为学的多,学的扎实。
    我有位姨夫是清朝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六品笔帖式(衙门秘书)。民国以后在缸窑沟设馆教书。老人家满汉文精通,是清末秀才。他看我聪明肯学,决定免费教我读书。我午前学习,午后干活,一直坚持三年。

    这三年,我自学初中课,更重要的是老人家传授我前所未闻的萨满神话,共讲述各姓氏祭祀神150多位(现在我只能讲出120多位神)。老人家是吉黑两省著名的大萨满,曾两次到吉林、长春(当时叫新京)讲萨满神学。老人临危时,我侍候一旁,他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孩子,千万记住我说的祭祀规程和神的来历。这些都是神传下来的祖先业绩。因为你是我的惟一的直传弟子,才全部教给你。”我跪下流泪说:“姨夫请安心,我能牢牢记住。”老人故去的年头是1938年,终年71岁。至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每当提笔写文章时,经常浮现在我面前。

    三年里,用现在话说,采取半耕半读的方法,学习了《千家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初中国文、历史、地理、党义等几门文科。水笔字也有较大的长进。

    我在三祖父手中,又学到更多的民间文化知识。从十三岁起,就和三祖父在一起劳动,老人家干啥像啥,不但农活是内行,泥瓦活、厨师、看风水、扎针治病,样样都会。讲起故事更是没完没了。夏天我们爷俩在缸窑沟种地,秋天打柴,农闲领着我到各屯说《将军传》、《红罗女》、《东海窝集传》、《罕王出世》、《金兀术》几部长篇。一方面挣几个钱或粮食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老人家也有这个嗜好,三天不讲就受不了。人送别号“三云”。我到十七岁时,已能把几部长篇通了本,但说起来仍然没有三祖父那么流畅自然。

    《将军传》是讲述清初黑龙江首任将军萨布素的一生事迹。记叙了他从一个放牛娃、披甲出身,逐步成为一名著名抗俄将领和他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两次击退沙皇侵略武装,赢得了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胜利。使北疆国境保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罕王传》写努尔哈赤从十三副铠甲起家,经过四十三年近百次战争,终于抵住明朝的统治,统一了东北女真诸部,壮大了后金的力量。给入主中原打下牢固的基础。

《红罗女》又名朝唐演义,说的是渤海时期有位女英雄红罗女忠烈不屈的性格,三次击败了入侵之敌——契丹兵,保卫了祖国。《金兀术片断》是写金朝名将金兀术的生动事迹。以后义于1981至1989十年时间,采录了京八旗老人,河北遗留下来的完颜氏后代,阿城完颜氏,赫哲族傅万金同志讲述的故事。使这部传奇式的传说完整化。其他如《金世宗走国》、《乌吉国传奇》也从这时开始学习。

    三祖父讲一些萨满中流传的天地形成传说,人的来源说以及一些萨满斗法的传说。说也奇怪,他本人就会一些使人看不透的玄奥的怪事,这些事,至今也是个谜。
    我舅父郭鹤令也是满汉齐通的人物。是郭姓大萨满,我跟他学一孽请神神咒,和北部地区的萨满活动情况。

    尤其是我的三舅祖父梅崇阿公,在我十三至十五岁时,传授八套满族舞蹈,使濒临灭绝的民间舞蹈,保存下来。

    崇阿公在青少年时代,在旗务学堂学习满汉文化,业余学会了八套古代流传下来的舞蹈,当时已成为吉林有名的舞蹈家。十八岁奉旨进宫在西太后驾前侍候,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逃往长安。老人家回到了宁古塔,在当时衙门里当差。民国以后靠行医维持生计。我十三岁那年,他担心此艺失传,自己出钞招集十二名满族子弟,向他们传授技艺,我和表姑梅素琴也参加学练。因年景荒乱,迁徙无常,只有三四个人坚持学完。(表姑、表兄和我)而表姑、表兄又早于我去世。能保留到今天只我一人了,大概关墨卿老人对此事也略知一二。
    十七岁那年,我参加全县招聘教员考试,成绩合格,被聘为教辅。



    (五)

    日语,是一门多么陌生的学问呀!怎么办,只有一条道,就是苦心自学。买了一套《日语速成读本》。拜同院一位丁警尉做老师。从十七岁那年九月开始,向日语进攻。每天四点钟起床,跑步到东花园背诵三个小时日语,写出字块,再拿起扁担上山打柴。利用休息时间复习单词。晚上到丁警尉家学习新课。到十八岁上半年,居然学完了两册。简单日常会话已经不成问题了。

    那时日伪军政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手抓残酷镇压抗日力量,一手抓各方面组织建设。不断招考青年参加各方面伪组织,如教员、警官、政法职员、金融人员等等。丁警尉一直劝我报考警官学校,由于父亲多次教育:“决不当日本走狗,干那些卖国行为。”便决意再考教员。结果,不但文化知识是前五名,日语也三等合格。别的教员每月24元,日语三等合格者每月另发七元补贴。从此我踏上了教员之路,一直干到l945年东北光复。(因为没从正式学校毕业,定为“教辅”候补教员)。20岁我又考人牡丹江师道学校速成班。因为成绩好又留校复习一年,以本科生资格获得毕业文凭。没经过教员一级,直接评为教谕。

    家中挣钱人多了,生活比以前有些上升。有点力量买些喜好的“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可是有关满族文化方面的书刊根本买不到,使我产生一种新的想法:为何不把几年得到的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比那些“三侠剑”、“青城剑侠”、“啼笑姻缘”一些市民文化要好得多。整理满族民间文化的想法开始有了萌芽。

    我十八岁那年,春节期间我和三祖父到卧龙屯说《萨布素将军》。被当地警察署抓去严斥一顿,并下令不许再讲此类评书。再加之政治犯、经济犯两支铁爪,紧紧地盯着每个人。自从考上教员以后,和三祖父一商议再不能到处乱讲了。好在我有了职业,在屯里我当教员,三祖父和父亲种点地也能维持生活。三祖父同意用文字记录这个想法,一再督促我用文字写下来流传后代。从此我一边教书,一边和三祖父整理所有的满族民间文化。事也凑巧,我初任的学校正好是我姨夫关振川老先生所住的村屯缸窑沟。二年里,我不但巩固了旧有知识,又学得一些新内容。老人家在我离开缸窑沟第二年就离开了人世,终年72岁。他是陈满洲镶黄旗瓜尔佳哈拉大萨玛。

 开始整理资料很困难,把口头文学变成文字材料,很不容易。尤其用文言写惯了,再用口头语言写材料难度更大了,所以头一年进度不大。到第三年才摸到门路,速度加快了,质量也提高了。到1944年三祖父去世,我已经写出六大厚册资料本,估计有300万字左右。当给三祖父上坟时,我还写一篇祭文,向老人家汇报完成情况。

    八年里,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满族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它既不同于其他民族,但也和汉族、朝鲜族、赫哲族、锡伯族以及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族有许多共同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中有些可以补历史之不足。是做人的借鉴,是我国文化园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老一辈先后去世,更感到十几年心血没有自费,终于把老一代珍品保存下来,我内心感到很充实。

    伪满十四年里,我还从官地村韩鑫一老先生那里学习二年绘画。从马河站跟一位日本小职员学习了小提琴初步演奏技法。一九四三年,转到德家村小学,一人班当教员(此处应是仅傅英仁先生一个人任教,教一个班的学生。)。



                                                  (六)

    祖国解放了,每个中国人都充满了欢腾喜悦的心情。学校自然停办了,在屯里没事可干,我把原有的学生招集起来,在九月末成立一所私塾,没有新教材只好教他们千字文、五经四书,边学算数、珠算,写毛笔字。家长很满意,借此机会可以复习一下古书。白天教课,晚间给老乡讲《萨布素将军》,讲《红罗女》、《东海窝集传》和一些民间故事。
    紧接着,打土豪分田地,大搞文娱活动。斗地主分果实,一直闹到1947年。

    1947年3月,县政府正式下文承认德家小学为公办学校。从此踏上革命工作的征途。因为我协助二区政府办理全区教育工作,我便成了第二区教员中的佼佼者。1948年末,我被调到温春第四完全小学任教导主任。到1953年暑期,先后升转到四所完全小学校任领导工作。其中有四完小、十二完小任教导主任;民主完小、七完小任校长。这几年虽然校务繁忙,对满族文化有些荒废,可是接触到很多当地老户,他们大部分都是跑关东的后代。我意外搜集到很多很动人的跑关东故事。比如“梦里团圆成事实”、“东山有宝”、“小毛驴找家”、“挑筐说话”等等。反映出那些逃荒人悲惨苦难的生活和强烈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如果说1953年以前是我对满族文化的感性认识阶段,在后来的年代里,是我在理论上逐步成长的时期。

    从1953年秋一直到1958年4月,先后担任宁安县教学研究室研究员、一中语文教员、干部学校副校长。党送我到党校学习,成为党的积极分子。

    1953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专修班。这是全国第一个函授试点班。由苏联专家为顾问。考得严、教的严、毕业更难。每月一次面授,学期抽签考试,寒暑假集中学习,毕业论文答辩。全东北入学五十八名,毕业时,才合格十七名。十二门课程我八门五分,四门四分,是优等生,1956年毕业。

    这段学习真是如鱼得水,又如久旱逢甘雨。懂得了文学史、文艺理论、马列主义、文字学、语音学……。总之,真像打开了图书馆大门,任我学习。

    毕业时,我的论文被杨公骥教授看中,他布置两个较难的论文题目,叫我半年内完成,如合格,可以调到东北师大任讲师。

    从党外到党内,从工作到学习,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好时光。当时我计划写三部书,“满族神话故事”、“满族文化概述”、“满族民俗”,以此作为到大学的见面礼。此后,我的社会职务也多起来了,县文教代表、县体委秘书长、县俱乐部主席,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副组长。
    为三部书奋斗,为大学讲师奋斗!是当时我的主导思想。

    正当这平步青云的时候,突然乌云压顶,一场反右斗争把我一切希望化为泡影,二十多年大好时光白白浪费,昨天是文教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今天突然变成阶级敌人。

                                                  (七)

    三年劳动改造,别的没有进步,我在满族文化上却收获很大。我眼睛近视不能锄草,让我和老农民使锄草机。劳动比较自由,日子一长,和老农民交成了朋友。互相讲故事传说、讲风俗、讲清朝历史、偷看各户家谱。为此受到三次大会批判,险些升级劳动教养。

    三年里,我又搜集六七十个民间故事,十七份满族家谱,五十多则民俗、三家满族家祭仪程。同时,还了解了汉军旗的来历,和三家老民的情况。别人改造赤手空拳,而我却满载而归。对我来说劳动改造坏事变成好事。

    1961年,摘帽。我被分配到业余教育办公室负责发展农业中学工作。虽然摘帽但不等于不是右派,出版作品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任教也化为泡影。我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好做出成绩来。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到东京城中学代课,边参加县工作组。结果以右派兼黑工作组分子被揪出,被批斗了一年多。到1968年,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0年,因教育界清理队伍我被分配到蔬菜公司。这更是一门新课题。一直到1979年6月才调出。

    八年时间,我担任着科学种田和外货调入工作。这几年,我差不多走遍半个中国。祖国风光尽收眼底。泰山雄姿,大海的宽大胸怀,江南秀丽山川,新疆别有风味的民情。对一个酷爱中国历史、酷爱民俗民风的我真是平生之幸事。我觉得清代统治者,居然以一个文化落后,人数很少的民族,竟能统治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民族,谈何容易。清朝所以统治260多年,其根本原因就是用汉族的古老封建文化作为统治手段。并且自身也大胆推行着汉文化。出现一批具有高层次的满族人精通汉文化的学者。
    八年里,我接触很多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如鄂温克的萨满、赫哲的水上生活习俗。发现这些民族有许多地方被满化的遗迹,如语言、文字、衣着、清代行政组织,等等。满族也吸取一些他们的习俗,我理解到长期以来各民族就是互相交往互相学习的。因而构成各民族风俗,既有本民族特点,义有各民族的共性。

    在此期间,我借到北部调运土豆种子之机,搜集许多北部民间传说和民俗,又在河北完颜氏后裔处,搜集一些金兀术传说和守皇陵八旗兵悲惨命运的故事。所有这些,使我不断充实了满族文化的知识。回想起来,满族文化已成了我平生之癖。

    掌握这些知识,当时没有出版的奢望总感到失之可惜,准备退休以后,整理成册,藏之秘室传给后人。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雷震大地,万物竞繁荣,使我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似的进发出不可遏止的活力。



       (八)

    1979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会议的精神,我终于一洗过去的冤案,彻底平了反。虽然我已花甲之年,确感到年轻二十年,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只表达一个念头,我要奋斗,补上二十年白白浪费的时光。

    文教科闻讯找我,让我组织人力修写县志。这也是我几十年夙愿。因为家父临危时还再三嘱咐:“有机会应该再续写县志。民国十三年县志已过时了。”我欣然允诺,1979年6月3日正式成立一个小组。那时,条件很苦,一是没人重视,二是没有经费,三是没有办公地点,东奔西走,借二中旧仓库,两条长凳,一张学生用的桌子,开始办公了。经过半年多奔走,终于感动了县委书记和县长,慨然允诺,一定大力支持编好县志,并任命我为编辑室主任兼主编。

    过去只在书本上懂得一些古书的理论,虽然也看过几部县志,但用起来仍感到费力。不管怎么写,搜集材料是第一要素,发动各单位动手是根本保证。查阅有关编写县志的著作,是编好县志的资本。在四年里走访近百名知情老人,成立48个编单位志书的小组,查阅五个省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和考古队、大学、研究所等十三个单位,将近500万字资料。终于在资料搜集方面.名列全省前茅。省内外40多个单位80多人次到我县参观学习。在全省地方志会议上做两次大会经验发言,不但很有成效地进行宁安县志编写工作,也大大影响着兄弟县编志的开展。写到这,想到一位对我帮助最大的省地方志王文举主任(已故),他曾两次来宁安具体指导、协助我找资料找论述,经常鼓励我一定给全省树个样板。五年时间,我终于写出十五册一百多万字的初稿。

    1979年,编写县志开始之日,也是进行整理发表满族民间文化起步之时。当年9月省委宣传部长颜泽民,到镜泊湖找我和马文业探讨出一本镜泊湖民间传说故事。回来后市文联主席栾文海同志,亲自领导抓这项工作。我好像如鱼得水,立即在宁安县成立一个九人组成的民间文艺研究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民研小组,中国民研会为此发表通报进行表扬。

    当我动笔写第一篇民间故事时,许多朋友,尤其是我的家属,再三提醒我:“好容易平了反,再搞一些四旧东西,重犯错误那可就没救了”。我也为此担忧。只选出两个无关大局的故事。专集印成后,省内外颇受欢迎。我心里才有了底,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发表的作品,心情很激动。此事引起省民研会的重视。1981年,民研小组扩大为民研协会,会员增到30多名。
    1979年以后,全国,尤其是北京和东北三省掀起一股研究满族文化热潮。他们都缺少第一手材料,因此,我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来访的人源源不断地登门访问,大部分人都得到满足,写出一些文章。

    1982年至1984年,东北三省合编两集满族民间故事,其中我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以上,先后在《黑龙江民间文学》、《黑龙江满族故事选》、上海出版的《满族故事选》以及其他刊物上刊登了90多篇故事和四篇论文。引起国内外研究满族文化的学者注意。县内更是活跃,从九个人组成的民研小组到1984年发展到68名会员,发表故事近200个。就连县长、宣传部长、文化局长都加入这个组织,还亲自整理一些民间故事。

    随着作品不断发表,知道我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全国性满族学术讨论会都纷纷邀我参加。我先后参加辽宁、丹东、吉林、北京、海拉尔等七次学术会议,发表七篇论文,又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八篇作品,阐述早期满族文化遗存,在研究领域中起了一些作用。

    1979至1984年,我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白天编县志,晚间整理民间文化。除了上述已发表的作品外,我又整理出《萨布素》、《红罗女》、《金世宗走国》、《东海窝集传》五部长篇说部初稿(其中《比剑联姻》是和关墨卿老先生合作)约180多万字。给各地录制260多盘磁带。又写出四篇民俗论文,《金兀术》和《黑妃》两部长篇也正在整理中。

    任何人获得知识都是在实践中得来的。我在蔬菜公司八年又加上县志五年,在工作中有机会接触一些各族、各界的人士,无论满族和其他民族都搜集很多有用的素材。比如《金兀术》素材,我青少年时和三祖父学些片断故事,在蔬菜公司,出差到河北省找到完颜氏后裔,得到一批口碑资料,赫哲族傅万金同志给我讲了三天有关金兀术传闻,再加之有些书面记载材料,经过初步整理,可以写成三十回长篇或三十集电视连续剧。



      (九)

    1985年7月,因诸多方面因素,我辞去县志编辑室一切职务,专心致志地整理满族文化。除了写些书面文章外,自1985年至1986两年中,我的《满族神话故事选》出版了,又被聘为《努尔哈赤》《荒唐王爷》电视连续剧顾问,主持摄制了五部满族民俗专题录像片。指导辽宁排的舞剧《珍珠湖》,丹东的舞蹈《莽式空齐》、扶余县的满族新城戏《红罗女》以及牡丹江市和宁安县编排的满族舞蹈。这些剧和舞蹈演出以后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1987年至1991年几年中,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到宁安找我,表示愿意出资把满族舞蹈用录像形式记录下来。文化馆主办,培训20名舞蹈演员,用一个月时间,我传授了莽式、扬烈、拍水、野人等四个舞蹈。1988年,又培训五十多名满族秧歌演员,还录了像,并纳入省舞蹈集成卷中。

    这些舞蹈来源很早,我曾和渤海出土文物中“六面石雕”(现存省博物馆)上舞蹈对比,竟在莽式舞里都有这些动作。满族秧歌又名达子秧歌,除技巧与一般秧歌不同外,其反映的内容也有表现女真人抗辽国统治者的“打女真”,抢女人的反压迫的民族精神。总之这些舞蹈能够传下来,是我平生一件快事,我觉得来之于先民,传授于后代.是我神圣的职责,是我恩师再三嘱托的大事。

    在此期间我又整理出130多个民间故事准备出版,摄制三部民俗片。1989年,被吉林省民族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1991年,又担任《黑土》电视连续剧顾问。截止到1991年上半年,已将《朝唐演义》(又名《比剑联姻》)、《红罗女》、《金世宗走国》初稿完成。《金兀术》的资料稿也归纳完毕。

    今天我体会到这些作品都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完成的。即使在清朝时期,满族文化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昌盛。这是党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作用的结果。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巾国共产党,我没有机会拿出这些先民的遗存资料。

    十二年付出的汗水没有白流,党和各级领导始终对我大力支持、关怀和鼓励。曾四次荣获全国奖、三次省级奖、三次市级奖。

    十二年里,我曾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两届政协常委,一直到今天(1992年)仍然是牡丹江市人大代表、政协成员。1991年,我光荣地被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参加全国表彰大会,受到党中央最高领导的接见。

    我虽然年逾古稀,但总觉得在党的阳光雨露中永远是年轻的。我将一如既往,再做贡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傅英仁1992年3月21日完稿

来源:《东海窝集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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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艺术家与《东海窝集传》 ——忆傅英仁先生(  宋和平)

    自强不息传扬文化

    傅英仁先生,几乎在襁褓中就耳闻目染着奶奶说故唱曲的神情。正像他在《自传》中说:“大概从那时候起,就和满族民间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渐渐长大的傅英仁,就不断在闻名四方的,号称为故事妈Mother祖母的故事堆里生活着,今天讲个《蛤蟆阿哥报恩》,明天又讲个《小鲫鱼救主》,后天又讲《石头蛮尼》等等。他在《自传》中写道:“她老人家用故事,讲古论今教育后人,老人家的故事对我影响太深太深了。”

    第二位是他的母亲,是一位方圆百里有名的老萨满。她对傅英仁先生专讲一些生活中的故事,萨满的传说等等。

    第三位是他的父亲傅明玉,专门向傅英仁先生传授一些宫廷见闻,官场轶事,文人雅事等故事。

    第四位是傅英仁先生的三祖父傅永利,通常称“三爷”。他终生未婚,是他们家庭成员之一,傅先生对他是既恭敬又佩服。《自传》中所述:“长篇说部,民间故事,萨满神话、传说、历史、风土人情,简直无所不通。”又说他的故事“有五分之二都是他老人家心传口授的”。同时他又自称,他是他三爷的“直传弟子”。可见傅永利老人对他影响的深远,被他视为“无所不通的圣人”。

    那么傅永利老人到底传授给傅英仁什么呢?他老人家不仅向傅英仁先生讲述了萨满教中有关天地形成,人类来源的神话传说和萨满斗法等故事,而且还传授给他几部长篇说部。有《将军传》,主要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一生的英勇抗俄事迹。第二部《罕王传》,是写努尔哈赤由十三副兵甲起兵到统一满族的英雄业绩。第三部是《红罗女》,是写渤海时期女英雄红罗女抗击外敌侵略的英勇不屈的故事。第四部是《金兀术片断》,是写金朝名将金兀术的生动事迹等等。看来,傅英仁先生未出家门已经学到了不少的满族民间故事和长篇说部了,所以当地人有个顺口溜:西园子(即宁安市红城村的别名——笔者注)故事窝,装吧装吧,一大车。老一窝小一窝,不老不小又一窝。' 

    这老小之窝,主要是指已被当地众人所承认和认定的故事窝是老傅家,大窝是指他三爷,小窝即傅英仁。傅永利老人因为在当地讲故事出色,众人送他一个绰号“三云”,意思是说他云山雾罩的,神秘、奥妙得被人看不透,摸不着的故事,数不清有多少。傅英仁先生不仅向他学习讲故事,而且还向他学习农活,从十三岁起就与三爷朝夕相处,白天在农田干活,夜间走街串巷的,在各屯说唱满族说部,如《将军传》、《红罗女》等。所以,傅英仁在十七岁时,已经把三爷的故事窝掏得差不多了。说唱故事是傅永利老人家的嗜好,三天不讲古就受不了。同时还能挣米粮养家糊口。直至1937年,十八岁的傅英仁与三爷在某屯又开始说唱,竞被当时的警察署抓去训斥了一顿,老人家也于1940年离开了人世。

    三爷等人对教导和熏陶,已经足以使傅英仁成为当地著名的民间故事家了。但是,他又接受了非傅姓人家,即姨父、舅父、舅爷和民间故事艺术家的真传和培养,这就使他更上一层楼,使他的视野更广阔远大,底蕴更丰厚了。

    姨父关振川,是满汉皆通的清朝末年的秀才,曾是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六品笔帖式(清代官员,相当于现代的文书之类)。清朝灭亡后,又成为吉林、黑龙江一带的著名大萨满。他对傅英仁先生传授的主要有萨满祭祀仪规和150多位(傅英仁先生会讲120个)萨满神灵来源等故事。老人家于1938年故去,临终时同样称傅英仁先生是他的“直传弟子”。) 

    舅父郭鹤令(是傅英仁母亲的哥)也是满汉皆通的人物,是郭姓的大萨满。他对傅英仁先生主要传授了请神咒语和黑龙江省北部地区萨满活动情况。

    对傅英仁影响更深远的是他的三舅爷,即祖母的弟弟,叫梅崇山,又称梅崇阿公,他是当地有名的舞蹈家。傅英仁十三岁时曾参加过他老人家自出资金,招收十二名男女少年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满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梅崇阿公少年时学会的八套古代舞蹈,其中包括满族莽式舞。傅英仁先生是当时学生中的佼佼者。

    “反右”斗争中,傅英仁先生在农村劳动改造,他也未忘记满族文化的搜集,几年的劳动改造,他竟收集了“六七十个民间故事,十七份满族家谱,五十多则民俗,三家满族家祭仪程,同时,还了解了汉军旗的来历等等”。也正像他在《自传》中所述;“别人改造赤手空拳,而我却满载而归……劳动改造是坏事却变成好事了”。劳动改造,为他的民间文化艺术宝库又增添了不少内容。

    孜孜以求笔耕不辍

    常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人们会问,傅英仁先生记性那么好吗?还有民间艺术,如满族面具等。就从十三岁算起吧,到傅英仁先生的花甲之年,也已有五十年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的奥妙是什么呢?回答是一支勤奋的笔。他所有的故事,说部和民间艺术品等都有记录。他在《自传》中说,从1935年至1944年:“我已经写出六大厚册资料本,估计有300万字左右”。《努尔哈赤》、《两代罕王传》、《萨布素》、《红罗女》各一册、《神话》一册,还有五个中篇故事成一册。“终于把老一代保存的珍品记录下来,内心感到充实”。

    49年以后,傅英仁先生在东北师大函授学校进修和任宁安县干部学校副校长时,即1953年至1956年期间,又抓紧时间整理出“四大函”的民间故事。傅英仁先生凡是外出、干活、探亲访友,总带着笔和书。不仅抓紧时间学习,若遇民间文化艺术,如谁家的房梁、门扇上有什么雕刻木画、或是神偶等等。他都随时画下或记录下来。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时,把听到的新故事,都偷着记录下来,有时放在被窝中在肚皮上书写。下乡劳动中所收集到的六七十个民间故事和满族的面具,都是这样记录下来的。所以每当我请教傅英仁先生问题时,他总是翻箱倒柜把那些,破旧、黄色的一宗一宗的厚本子翻阅着,再回答我的问题。

    这批民间文化艺术资料,傅英仁先生视如珍宝,但是,也遭到不白之冤,在1958年初被全部焚烧,这真是烧的傅英仁先生的心肝宝贵,他病了,但是这位酷爱自己民族文化艺术的老人,不甘心这样的结果,他“死不悔改”。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批烧掉的材料再抢救回来。于是他于1958年春,佯病四天多,在家里不分白天黑夜的书写,困急了只睡两个小时。提纲挈领地记录故事概要,共写了两大本。现在我们从傅英仁先生处所得到的故事、说部等等。都是他那时候舍命抢救回来的。

    他不仅是满族民间文化艺术家,而且也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他卓越的民间文化艺术成就,是他几十年来自强不息,奋发图强,锲而不舍努力的结果。但他知识渊博,视野开阔,通晓日语、绘画、书法、舞蹈、谱曲等等。这一切知识的获得都是来自于自学。自然,这也是傅英仁先生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所致,他生活在充满满族传统文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之中,他的民间故事和说部不仅来源于傅姓家庭的传授,还来源于其他姓氏,即亲朋好友的传承和栽培。再加上傅英仁先生笔耕勤奋,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傅英仁先生把一生的志趣和愿望,全放在传授和弘扬民族文化上,取得这样的成绩就当在情理之中。

《萨满文化研究》 第一辑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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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没有任何关于萨满神话的记载,反倒是那些满族大萨满们口传心授的神话传说里蕴藏着“达芬奇密码”一样的神秘。据说,曾祖居宁安塔的已故著名满族故事家傅英仁老先生是位德高望重大萨满,他穷其一生在--守候一个民族的神秘.

《满族萨满神话》

    从远古走来的江水无言,从亘古走来的高山无语,但代代相传的萨满神话却赋予它们以鲜活的生命和旷世的传奇。当我们走近宁古塔,触摸到那些关于天神、水神、山神、云神等等满族萨满神话时,便有一种心灵的震撼:曾在这里生息的满族先民们,有着怎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满族人曾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没有任何关于萨满神话的记载,反倒是那些满族大萨满们口传心授的神话传说里蕴藏着“达芬奇密码”一样的神秘。据说,曾祖居宁安塔的已故著名满族故事家傅英仁老先生是位德高望重大萨满,他穷其一生在守候一个民族的神秘,他有幸从前代大萨满那里得到口传心授的满族萨满神话的真传。

                                                     (一)

    张爱云,一个因对故乡厚重文化无比热爱,对满族文化寻根求源的探索,而与傅英仁老人结缘的人,她是第一个对满族萨满神话的系统整理者,也是一个最懂傅英仁老人怀有遗憾之意的人。从2000年8月起,她在与时间赛跑,追随着82岁高龄傅老先生搜集整理着那份旷世的文化遗产:整理出版了《满族萨满神话》、《傅英仁满族民间故事》等,随着老人精力的渐渐不济,她深知抢救这份文化遗产的紧迫性,但最后还是有《满族风俗勾沉》、《宁古塔大萨满列传》,两部珍贵的文化遗产,未能在老人临去世前讲述出来,成为她与傅老先生的终生憾事。但她说,她仍有所收获,从84岁高龄老人那里,艰难地完成了这部足以填补世界民族文学空白的满族萨满神话的抢救与整理,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民族文化遗产,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傅英仁先生生前在向张爱云口述满洲族萨满神话故事与传说

    由此,她成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萨满神话的传承者,她说,她要薪火相传,把老人未尽的事业完成下去,以告慰傅老先生的在天之灵。

    原始宗教萨满教是一种多神教。满族先民所信奉的萨满教中神灵究竟有多少?有人说,有上百个;有人说,有上千个;其实是无数的。各个氏族、各个地域有着各种职能、各种功绩的大大小小的神无法统计,也难以估计。

    满族所信仰的神很多都是具有一定户族性的,有的则是全民族的,但又具有一定的地域属性。如有属于宁古塔一带的;有乌苏里江以东的,有依兰哈拉的等等。各氏族或各地域的神灵和他们的故事,都是人们出于对他们功绩的认识和崇拜心理,根据他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通过幻想创造并流传下来的。

    世代以来,这些神话不断产生、发展、变化,有的流传下来,主要是靠少数大萨满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由于传承的局限性,又经常由于社会动乱或生产生活的波折而产生新的神话,生生灭灭,起起伏伏。

    张爱云说,傅老先生根据他的了解和记忆所及,择其要者而开列出来的萨满神谱中120位神灵,只有70位有生动的故事,而其它50位神灵的故事没有人知道。如此高龄还能够清楚地讲述出70年前得到的萨满神谱真传,这对傅老来说实属不易啊。

                                                     (二)

    为了表述得更加清晰,张爱云把傅英仁讲述给她的萨满神话,从内容上分为天神神话、职司神话、氏族神话和萨满神话四大类。

    天神神话讲述了开天辟地、天神诞生、创造天宫、神魔大战等内容,显示出严谨完整的体系。这里的神与神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明确而固定的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其中大部分神,如阿布凯赫赫(天母神)、阿布凯恩都哩(天神)、佛托(柳树)妈妈、海伦(水獭)妈妈、形象丰富完美,故事曲折动人。

    在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形象是魔鬼耶路哩(地下国的魔王)。它同圣经神话中的魔王、北欧神话中雷神托尔的形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只是在傅英仁的萨满神话中,善与恶的对立显得更为突出,在别的神话中,恶魔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展开罪恶活动的,可是在傅英仁的萨满神话中,耶路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作恶多端的,足以同全体天神抗衡的巨大的集体力量。

    职司神话进述了一些具有一定职司能力神的故事。如乌春切德利妈妈是天音和天姿的创始神,即音乐和舞蹈之神;朱烟朱吞和索库索呼是纺织女神;纳丹岱辉和纳尔浑先楚是婚姻、爱情、家庭神;朱拉贝子是行船保护神;安顿妈妈是风神等等。有时,职司神、天神和祖先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例如乌春切德利妈妈既是天神,也是司音乐舞蹈的职司神。鄂多里玛法既被列为狩猎神,在有的满族家族祭祀时又被列为祖先神。

    氏族神是氏族的祖先,又是氏族的保护神。宁安市唐古禄氏在家祭时供奉着一块鹿骨,据说是他们的祖先因为吃了鹿奶才生出了后人,繁衍成族;还有一徐姓祭祀时供奉一段鹰翎,因为一只神鹰曾拯救过他们的祖先,因而留下了徐姓一族;宁安市的梅赫勒氏祭祀神龛中有一块石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石的后代,并且称石头为“卓禄妈妈”。每个氏族神无一例外的都具有萨满身份,他们有的是神通广大的大萨满,有的就是萨满神。由此可见萨满与神是相通的,每一个氏族都是由萨满来保护的。

    关于他们,充满着想象,存在着丰富的神话。

    至于萨满的神话,原本萨满就是介于人神之间的一类,有关他们的神异事迹讲出来就是神话了。






                                                     (三)

    萨满信仰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相信万物皆有灵,进而万物可以成神,而萨满就是沟通人与神的使者。

    由于萨满教是西方人于17世纪最先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系各族中发现的,所以一开始只被看作是这一地区土著民族的宗教现象。但人类学家后来发现,其实萨满教普遍存在于中北亚洲、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太平洋群岛、非洲和北美、南美等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之中,甚至发现它是人类史前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的原始宗教现象。从萨满教自18世纪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开始,对它的研究一直是在文化和宗教的角度上展开的。

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萨满教在西方已经不再局限于人类学的范畴之内,而成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尤其在心理学和治疗学科中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ASC(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的缩写,意为“意识变态”)成了几乎所有研究萨满教著作中都不能不提到的词汇。

    据介绍,萨满信仰不仅存在于我国东北,而且还广见于内蒙古和我国西北如青海等地。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广大腹地、远东地区的渔猎游牧民族当中,都普遍存在这种信仰。

    满族文化研究专家徐昌翰认为,国内一些萨满文化研究者乐于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萨满教”,似乎只有把它作为一种宗教才能凸现它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萨满文化同宗教有着很大的区别。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对待事物的核心态度都是祈求:祈求神赐予财富、赐予幸福,赐予内心的安宁,赐予他所希望的一切。而萨满文化则不同,它所主张的是积极的争取,是通过某种努力驱使某种神异的力量去战胜灾难和困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萨满文化弘扬的是积极向上的精神。当一个村屯遇到瘟疫侵害时,人们会要求萨满召来保护神战胜瘟神,保佑平安。傅英仁所讲述的神话故事,几乎每一篇都充满了积极入世的英雄色彩。

                                                     (四)

    通过阅读傅英仁的《满族萨满神话》,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满族先民神奇的想象力,它同宗教文献中的灵异故事有着本质的不同,也与童话中作为艺术手段的幻想有所不同。在傅英仁的萨满神话中,神奇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那是全民都相信神、妖、魔、鬼、怪。没有了神异,整个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就在凝结傅英仁心血的《满族萨满神话》即将付梓之时,老人于2004年11月5日因年事已高突然地离世了。由此,对关乎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就愈发显得紧迫。在省文联、省民协及宁安市政府的支持下,这部近33万余字的《满族萨满神话》于次年1月出版了。

    一些致力于满族文化研究者在稍感慰藉的同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我们还能再做些什么,怎样让这样的民族文化遗产更加发扬光大。在信息社会里,当传统与信息技术相遇时,可否让沉寂的传统文化“飞天”,就如同传统文化《西游记》、《封神榜》走上银屏走进千家万户一样。那么,当深蕴民族特色的满族萨满神话成为信息产品时,为世人所喜爱时,我们会很宽慰地说,我们在传承薪火,共享民族文化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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