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HELEN T. VERONGOS2013年11月18日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是一位无拘无束、坦诚直言的小说家，毕生都在书写社会与艺术传统的破裂，并因此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周日她于伦敦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4岁。（Doris Lessing，1919年10月22日－2013年11月17日）
死讯由她的出版商哈珀·科林斯(HarperCollins)公司所证实。
莱辛创作过几十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取材自她在中非灌木丛林中度过的童年，执教讲授东方神话的经历，以及同草根共产主义群体打交道的年代。她亦曾在写作中进行令人目眩、时而无甚用处的文学试验。
2008年出版的《阿尔弗雷德与艾米丽》（Alfred & Emily，中译名为《我的父亲母亲》——译注）半是虚构，半是回忆录，一方面回忆她父母在当时还名为南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译注）的一个小农场勉强维生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在幻想，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但她最著名的作品还要数她的突破性小说《金色笔记本》(The Golden Notebook)，这是一部松散的自传小说，在结构上富于创新色彩，亦是她最著名的作品。这部小说于1962年出版，因其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直率探索，在当时显得极为大胆，书中的女人们不受婚姻束缚，不管是否需要抚养子女，都按自己的选择去追求事业与性生活。这本书公然描写月经和性高潮等题材，以及感情崩溃的心理机制。
她在哈珀·科林斯的编辑尼古拉斯·佩尔森(Nicholas Pearson)周日说：“《金色笔记本》堪称整整一代人的指引。”
从非洲殖民地到现代化的伦敦，莱辛以作家的眼光审视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不平等现象与种族隔阂。身为女人，她在职业、政治和性爱方面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与欲望。为了心目中的自由生活，她抛弃了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
1997年，“沙龙”(Salon)网络杂志在对莱辛的专访文章中说：“她的中分长发盘成发髻，目光坚定，犹如上紧了发条的大地母亲。”
十年后的她穿着朴素的便鞋回到家里，发现记者们正簇拥在门前，等着告诉她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的天哪，”得知此事后她说，“我一丁点儿都不在乎。”
诺贝尔奖颁奖词中称她是“女性体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
多丽丝·梅·泰勒（Doris May Tayler，多丽丝·莱辛的原名）于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波斯（今伊朗）的克尔曼沙汗，父亲是银行职员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Alfred Cook Tayler)，母亲婚前原名艾米丽·莫德·麦克维格(Emily Maude McVeagh)，莱辛是二人的长女。
莱辛曾使公务员弗兰克·维斯多姆(Frank Wisdom)和他的未婚妻解除婚约，1939年与他结婚。她写道，当时她怀孕了，但自己并不知情。
她写道，自己曾数次考虑流产，但每次都因为某些外界因素未能做成。最后一次，她被告知孕期已经太晚，无法流产，于是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回到家中。
长子约翰令她筋疲力尽。1943年，女儿简出生。家庭主妇的身份令莱辛感到失望，简出生后第一年大都由他人照料。
最后，她决定离开子女、丈夫和家庭，和朋友与同志们一道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人生。她搬出家中，租房而居，做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从一位亲戚那里了解孩子们的消息。
1943年，她嫁给德国共产党人戈特弗里德·安东·尼克莱·莱辛(Gottfried Anton Nicolai Lessing)，因为在对德国人充满敌意的战争环境中，保护他是她的“革命任务”，二人计划战争一结束就离婚。他们有个儿子，名叫彼得。
莱辛在世的亲人包括女儿简和两个（外）孙女。
莱辛说，她自中风发作后就停止了旅行。她说自己经常想到死亡，并为难以决定在剩下的宝贵时间里究竟写什么而感到痛苦。
但2008年她在谈及写作时说：“我已经停止写作，我不再有精力了。所以我经常告诉比我年轻的人：别以为你可以永远拥有它。当你还有精力时，好好使用它，因为它会离你而去，就像水流从下水道流走一样。”
在她十分漫长而飘摇的事业中，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几乎涉及各个领域，从自然主义到心理现实主义，从后现代实验小说到道德寓言，从科幻小说到恐怖小说。她描写年轻时待过的非洲，战后的伦敦，以及外太空的寒冷地带。
她记录了20世纪人们对一些重要理念的乌托邦式追求——不管是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心理学——以及这些理念对努力寻找自身价值的女性产生的影响。
莱辛在罗德西亚度过的童年似乎让她深刻意识到了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以及政治和个人之间无法回避的联系。尽管她的书背景各不相同，但总是围绕着下面这些主题：个人和社会的联系，家庭生活和自由之间的矛盾，责任和独立之间的冲突，人类意志与爱、背叛以及思想信仰的力量之间的拉锯战。所以她的书中充满了灾难即将到来的气氛和严肃的阴郁，里面的人物充满了问题，而不是梦想，人们像是落入网中的鱼，在20世纪非洲和英国狂乱的时代大潮中挣扎。
在她的自传《在我皮肤之下》(Under My Skin)的第一卷中，莱辛描绘了她很小的时候在罗德西亚的乡村看到的一幕：父母并肩坐在房前，脸色凝重，充满焦虑：“他们一起被困在那里，受制于贫穷，更糟糕的是，受制于他们十分不同的背景所带来的秘密的、不被接纳的需求。在我看来，他们让人难以忍受、十分可悲，而正是他们的无助让我难以忍受。”她发誓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幕，永远不能像她的父母那样：“意思就是，”她写道，“永远不要让自己被困住。也就是说，我拒绝接受人类的处境——被环境束缚的处境。”
莱辛笔下的很多女主人公都下过类似的决心，从《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系列中的玛莎·奎斯特(Martha Quest)到《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 1962)中的安娜·沃尔夫(Anna Wulfa)，她们发现聪明和天分不能确保你拥有成功或控制力，当“女人们的情感仍适用于那个不再存在的社会”时，她们必须“克服万难，争取做自由女性的机会”。玛丽·麦格罗里(Mary McGrory)曾说，莱辛“用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式的不屈不挠来描写自己的性爱，用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式的坦诚和细致来描写性爱本身”。
《金色笔记》被很多批评家称赞为莱辛的代表作，它的革新之处不仅在于其心理敏锐度——它描写了一个女人害怕混乱和崩溃的心理细节；而且在于它不同寻常的结构——它把安娜的经历分成四本笔记（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描写她人生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莱辛认为，某种新的、变革性的东西能从这些笔记中衍生出来，形成第五本金色的笔记本，在那里“事情汇聚到一起，区分被打破”，能看到统一的希望。
在她十分漫长而飘摇的事业中，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几乎涉及各个领域，从自然主义到心理现实主义，从后现代实验小说到道德寓言，从科幻小说到恐怖小说。她描写年轻时待过的非洲，战后的伦敦，以及外太空的寒冷地带。
她记录了20世纪人们对一些重要理念的乌托邦式追求——不管是共产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心理学——以及这些理念对努力寻找自身价值的女性产生的影响。
莱辛在罗德西亚度过的童年似乎让她深刻意识到了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以及政治和个人之间无法回避的联系。尽管她的书背景各不相同，但总是围绕着下面这些主题：个人和社会的联系，家庭生活和自由之间的矛盾，责任和独立之间的冲突，人类意志与爱、背叛以及思想信仰的力量之间的拉锯战。所以她的书中充满了灾难即将到来的气氛和严肃的阴郁，里面的人物充满了问题，而不是梦想，人们像是落入网中的鱼，在20世纪非洲和英国狂乱的时代大潮中挣扎。
在她的自传《在我皮肤之下》(Under My Skin)的第一卷中，莱辛描绘了她很小的时候在罗德西亚的乡村看到的一幕：父母并肩坐在房前，脸色凝重，充满焦虑：“他们一起被困在那里，受制于贫穷，更糟糕的是，受制于他们十分不同的背景所带来的秘密的、不被接纳的需求。在我看来，他们让人难以忍受、十分可悲，而正是他们的无助让我难以忍受。”她发誓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幕，永远不能像她的父母那样：“意思就是，”她写道，“永远不要让自己被困住。也就是说，我拒绝接受人类的处境——被环境束缚的处境。”
莱辛笔下的很多女主人公都下过类似的决心，从《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系列中的玛莎·奎斯特(Martha Quest)到《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 1962)中的安娜·沃尔夫(Anna Wulfa)，她们发现聪明和天分不能确保你拥有成功或控制力，当“女人们的情感仍适用于那个不再存在的社会”时，她们必须“克服万难，争取做自由女性的机会”。玛丽·麦格罗里(Mary McGrory)曾说，莱辛“用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式的不屈不挠来描写自己的性爱，用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式的坦诚和细致来描写性爱本身”。
《金色笔记》被很多批评家称赞为莱辛的代表作，它的革新之处不仅在于其心理敏锐度——它描写了一个女人害怕混乱和崩溃的心理细节；而且在于它不同寻常的结构——它把安娜的经历分成四本笔记（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描写她人生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莱辛认为，某种新的、变革性的东西能从这些笔记中衍生出来，形成第五本金色的笔记本，在那里“事情汇聚到一起，区分被打破”，能看到统一的希望。
20世纪80年代，莱辛放下她审视人类心理的显微镜，拿起指向遥远星球和星系的望远镜，出版了《阿哥斯的老人星：档案》(Canopus in Argos: Archives)，那是一系列以外太空为背景的幻想小说，受苏菲神秘派信仰启发。虽然这些小说含有一些抒情描写的段落——这与她一贯的实用主义文风很不一致——但是这些故事几乎完全没有她早期作品中对人类学的强烈兴趣。有些故事是关于善恶的道德寓言；还有些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式的社会政治讽刺故事。莱辛1999年的小说《玛莎和丹恩》(Mara and Dann)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这个寓言故事以遥远的未来为背景，讲述的是冰河纪毁灭人类文明几百万年之后的事。
在她的后期作品，比如《本在世界上》(Ben, in the World)、《最甜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和《祖母们》(The Grandmothers)中，莱辛努力把她的天分整合到一起：比如她从第一本小说《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便表现出来的，在不动声色中构想出一个特定时空的能力；她在《玛莎·奎斯特》系列小说中磨练出来的心理洞察力和社会细节观察力；以及后来她对童话式寓言和科幻式漫游的偏爱。
莱辛本人说过，她认为自己在不同体裁和风格中的所有冒险都是一个金色连续统一体的构成部分。“我觉得内心世界和外太空是彼此的反映，”她曾宣称，“我不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就像我们同时研究亚原子粒子和行星系一样——我们同时研究宏大和微小的东西——所以内部和外部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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