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建国溯源史略》

《 满洲建国泝源史略》的思想史解读 

二、《史略》所见之满建国史观

既然《史略》的成书源于郑孝胥对满清的赤诚思想，那《史略》中的史观就难免表现出对满洲大清帝国的眷恋与悲情。然而，为了阐述满洲建国的合理性，摆在郑孝胥面前的难题似乎有以下几点：如何地论证世界中之满洲国家；如何正视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3）如何厘清出现于东北地域的张作霖父子的政权与满洲国的关联；如何摆正国民政府与满洲国的位置关系等。概括说来，从国际视野和本土视野考察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史略》着重关注的的关系层面。

从国际视野的角度观之，《史略》之第一部分的<满洲国之建设>开篇便带有将伪满洲国成立的事实昭告天下的意味，即“满洲新国家，业已成立。因之在椭圆之地球上，更增加一新国家，洵为世界的显著之一大事件也。”这段文字表露出，满洲国的成立乃世界史上一大事件是无争的事实。实际上，从留给后人的学术想象空间与历史记忆来看，抑或从关乎满洲洲国问题的纠结所带来的中日关系的紧张来看，也的确是一大事件。

这个新国家，之所以被郑孝胥足以引起世界重视的一大事件的缘由之一，概在于他所宣扬的自主精神的根基作用。亦即《史略》所强调的“（满洲国）基因于满洲人民发露自主的精神，与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簇生之新国家，略含同样性质。”换言之，他是把满洲国的成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诞生的新国家放在了同一层面上加以认同的。也就是说，从全世界的视角看，他认为满洲国的成立乃世界风潮之大势所趋，是满洲地界之民族“大同团结”的具体化。这里暗含了郑孝胥追求来自外部的国家认同的愿望。郑孝胥在《史略》中向世人昭告的满洲国成立在世界史上具有与欧洲各国同等重要的缘由之二，乃在于“满洲三千万民众”积年累月诅咒军阀的“苛敛诛求”，翘首企盼摆脱桎梏。可以认为，这两个缘由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即军阀混战、苛政繁杂激发了民众的觉醒，民众觉醒与自主精神的完善则反过来成为新国创建的动力源泉。这是郑孝胥说教的思维缜密之所在。或许，在那个特异的历史时代，郑孝胥的行为是为大清帝国的断裂进行修缮与衔接的努力而已，抑或是其从大清被灭的悲情中所积蓄的能量的总爆发。

于东亚视野层面讨究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上，郑孝胥的历史认识进一步走入了误区。其一，他将“9．18”事变称为“满洲事变”，并认为这一事变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提供了良机。其二，在“9．18”事变问题上，他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践行所谓的“自卫权”。亦即他所强调的，“昨秋满洲事变勃发”，“肆行其暴虐行为之张学良一派军阀，因日本军发动自卫权被完全击灭”；“满洲人民于是欢喜雀跃，乘此绝好机会，奋然崛起。纠合同志，竟而组织新国家。”

实际上，在“9．18”事变之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已经把活动清楚地记录下来。例如，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从天津逃往东北，内心念念不忘复辟帝制。然而，日本人则凭借与郑孝胥父子的早已把溥仪镶嵌在傀儡的宝座上了。可见，郑孝胥父子在与日本人斡旋建设满洲国的事情上，最为卖力，也最得溥仪与日本人的信任。因而，他在1931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将自己的所为自诩为“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等英雄之事。

1932年1月底，郑孝胥与日本基本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1月28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十时，与板垣（征四郎）、中岛、罗振玉同在大和一号房中会谈。板垣述日本与东三省事变之缘起，今大局略定，众意欲联合三省为满蒙自由国，推举宣统帝为大总统，军民分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满、蒙、汉、日本、朝鲜人民无分畛域，合为一体。罗振玉问何以不称皇帝，板垣谓不便推举皇帝，故先称大总统，七年一任，治安之后再上尊号，于事势为宜。郑孝胥问，总统为共和国名称，是否实行共和？设议会否？板垣谓，立法缩小，不立议会。郑问，总统何权可负责任？板垣言，三权分立，而隶于总统。于是郑孝胥言：‘皇帝、总统之名，须加讨论。若权归皇帝而聘用日本人为最高顾问，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罗振玉言：‘皇帝亦可推举。不必总统，反成假共和之局。’至此议止。”可见，在1932年1月28日的谈判中，就国体、政体乃至于统治方式等已达成共识。

郑孝胥在充分体得日本人意图的前提下，提出名义上的权力在总统或皇帝手中，而实权则在日本最高顾问手中的建议，以求达成中日合作之效。这也是满洲国的真实存在模式。进入1932年2月，建设满洲国的步伐大大加快。

1932年2月16日条记载，“太田与笠木良明同来，邀至星浦午饭，谈东三省事；笠木夜归奉天。宝瑞臣来。”2月19日条记载，“王君九来言：命开名单五十人，交日军司令部，皆许来觐者。《满洲夕刊》言：奉天、吉林、黑龙江、呼伦贝尔、热河合推宣统帝为元首。”这样，掌控一切实权的日本人牢牢地牵着汉奸们的鼻子走了。2月24日条记载，“板垣所示立国制度名曰民本制，国曰满洲国，君主曰临时执政，年号曰建国。……虽曰集权制度，观其事势，未能聚集，犹待外得日本，内得人民乃可为也。”因为有如此强烈的倚重心理，故《史略》的满建国史观说成日本的殖民侵略也就见怪不怪了。在东亚，日本殖民者利用郑孝胥进行沟通与协调；（2）郑孝胥需要日本帮助建设国家；（3）溥仪在人格上则完全依赖郑孝胥等，构成满洲国与日本特殊关系的东亚模式。

在转向本土视野考察满洲国与国民政府及张学良的关系时，《史略》以否认“满洲乃中国领土”的措辞，讥笑张学良与国民政府不解时代之趋势、缺乏对满洲的认识。实际郑孝胥在《史略》中讴歌日本驻军的同时，早已将张学良视为“多年盘踞东北的肆虐军阀”。同时，发表满洲建国宣言的当日，满洲政府便断然宣布脱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相反地，虽然满新政权对外声明新国家业已建立了，但来自国民政府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归纳起来，国民政府对伪满政权的态度有三：（1）将满洲国的成立视为对中国的叛逆行为，并声称予以讨伐；（2）直接将满洲国指斥为伪国家；（3）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张学良一派以东北为根据地，确立满洲归还计划。与此相对，《史略》的批判与反驳的要点如下：第一，批判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时代偏离感，认为其满洲历史认识有误；第二，阐释满洲建国的理想在于：“剪除军阀恶政”、“救济疲敝的人民”、“创建乐土”；第三，宣扬满建国的最大目的是“以满洲国人民统治满洲”，即达到“满洲者，以现在居住满洲之各民族完全支配” [；第四，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持有对满洲地域传统认识的否定论，只承认有被他族（汉族、通古斯族等）统治过的历史。即强调“按诸史乘，满洲者，古来不能发现隶属中国为其领土之事实也。”这样，《史略》就从历史渊源上真实的否定了汉人对满洲乃中国领土的意淫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