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族民间口承文学遗产中，《尼山萨满》家喻户晓，至今北方民间仍有零星满语传讲，而且在我国北方诸民族中颇有影响。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俄国人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爱辉等地民间，陆续发现满文《尼山萨满》手抄传本，并于1961年公之于世，尤使《尼山萨满》享誉国内外。自《尼山萨满》面世至今40余年间，又有不少国家先后用德、英、El、朝、意等文字译注发表，评介之文无法数计，国内外已形成专门研究《尼山萨满》的“尼山学”，足见其深远的文化感染力。
一
早年，《尼山萨满》引起世界学者的青睐与重视，究其因不外以下两点：首先，《尼山萨满》自身的故事情节离奇、生动、感人。故事主人公尼山萨满既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野寡妇，更是一位身藏高超神技、心地善良、怜爱族众的萨满。经她几番机智周折，救回被阎罗王掠走的员外家的无辜爱子，最终使其家皆大欢喜，而尼山萨满本人则蒙罪被投井身亡。后人赞赏她，缅怀她，永世听到井中不息的神鼓声。尼山萨满拯救黎庶的无畏精神深受世人颂扬，成为满族包括北方各族妇孺长幼口中的美谈。其二，《尼山萨满》引起人们的兴趣，还有一个因素是，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有清一代曾经作为重要语言文字交流工具之满文亦随之遭弃。民国施政，社会动荡，满文又失去使用功能，在社会生活中被人渐忘、消逝。在不少人士的知识视野中，满文似乎已无复可见，或只可在某些藏书馆中问津了。正因满文长期离开人们的生活，有不少人士不知满文字体，甚或不知满文在有清二百余年间在国内外所产生和遗存下来的文化历史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还应该感谢俄国A·B·戈列宾尼西科夫等先生们，将在中国得到的满文《尼山萨满》手抄本公布出来，使我们有幸得以睹见尼山萨满图像和《尼山萨满》满文真迹，犹如陡瞻阔别之故人，重新点燃起满学文化之光。这也算是当时文化史上一桩喜事，推动了满学的迅速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会思索一个问题：俄国人为何能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爱辉、海参崴一带发现《尼山萨满》满文手抄本?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出现与传播，必定与其相适应的特定地域的社会历史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俄国人获得《尼山萨满》满文手抄本，绝非偶然。这就令人不由得记忆起黑龙江往昔那段悲怆的民族史。
据《竹书纪年》等古文献记载，黑龙江地方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就是北方各族先民世代开发并繁衍生息之广袤沃土。历史可考，满族祖先肃慎人远在帝舜时代便向中原王朝贡献弓矢。肃慎人隋时称其为靺鞨人，分有粟末、白山、黑水等七部。唐时，有黑水军、黑水府。唐开元年问，唐册封靺鞨政权首领震国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后来大祚荣建立渤海国。辽灭渤海，靺鞨时分两部，居松花江一带为“粟末靺鞨”，加入辽籍；仍居黑龙江一带靺鞨人则称“黑水靺鞨”，其首领阿骨打后来在上京会宁(今阿城地方)创建了大金王朝。可见，黑龙江一带，自古就是满族先世黑水靺鞨人的故乡。清初，达斡尔人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俗称萨哈连部、萨哈尔察部，与鄂温克等族泛称索伦部，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流域，东起牛满江(俄国布列亚河)，西至黑龙江上游北岸石勒喀河河谷地带。[1]满族先民黑水女真人，特别是随着地方民族政权在东北腹地会宁的开拓与建立，从辽金元以来就陆续由黑龙江南下，选择并定居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平畴沃野。农耕的发展，使诸部较早进入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产模式。尽管如此，从满族诸姓家传谱牒可知，辽金以来，女真各部为了贡赋与谋生，年年要重渡黑水，北涉外兴安岭的北海(即鄂霍茨克海)、堪察加、库页岛等故地，从事捕鹰和打貂等业。黑龙江便是温馨的中转宿营地，至今留有动听的萨哈连神话与传说。回眸上述历史，清楚可知，在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黑龙江沿江两岸人烟稀罕，是一片林莽遮天、兽奔鱼跃的原始猎场，是达斡尔人、索伦人祖祖辈辈的祭猎乐园。
严格说来，黑龙江真正的开发史始于清康熙年代。清政府康熙十三年(1674)移吉林水师分驻爱辉；康熙二十二年(1683)调满洲八旗劲旅，远戍黑龙江。《黑龙江志稿》载：“康熙二十二年，由宁古塔来征讨罗刹，编为八旗十六佐，共一千六百六十三户，共七千五百九十三丁口。”后又陆续从盛京、吉林、宁古塔调来满族等八旗丁勇戍边爱辉。黑龙江将军衙门初建江东，后迁江西筑建起至今闻名的爱辉新城。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军衙门移驻墨尔根(即嫩江)，康熙三十八年(1699)再移驻齐齐哈尔。爱辉为副都统衙门所在地。原本无名的小鱼场“爱呼霍通”，顿时篝火人喧，凝聚来北方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汉、蒙等各族兄弟，一霎时荒漠无垠的空旷北疆，人声鼎沸，充满生机，雄踞前哨，成为清前期可与盛京、吉林、宁古塔比肩的重镇。《黑龙江述略》载：清廷为筑造新爱辉，“对黑龙江地区实行移民屯垦、戍守边疆的政策。定居精奇里江口和松花江口的满洲人最多，仅爱辉以下至小兴安岭即有1200个帐篷。松花江口附近有2000个帐篷，1．5万余人”[2]，并以爱辉为中心辐射形成驿路，最频用者有三条：一条从爱辉经大岭、克洛、墨尔根(嫩江)，直达省城齐齐哈尔；第二条从爱辉经西岗子、辰清，南下吉林、盛京，直抵京师北京；第三条驿路便是爱辉水师营的黑龙江水路交通，统辖萨哈连对岸和沿江上下诸地大小哨卡、官庄[3]，妥善安置戍边北疆的满洲旗丁眷属。各官庄、旗屯以军务骑射为先，有事出防，无事兼操农牧渔猎，井然有序。从黑龙江上，帆船北上呼玛儿重镇，下抵奇克特、乌云、车陆屯寨。两岸兴安逶迤、平畴沃壤，宜垦良亩，瞬间便出现星罗密布的屯田“地营子”。雍乾嘉之后愈加富庶，直至光绪朝百余年间，黑龙江畔满族聚居村落鳞次栉比，田园万顷，人丁兴旺，成为名噪北疆的塞北胜境。爱辉声名日振，集宁古塔、吉林满族之萃，文化深邃，古风淳厚。满族著名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载：“爱辉蒙雍乾嘉道几朝修葺，堪有固北锁匙之誉。十里流波，龙旗舡舰，林岸嵬木石阵，商旅乐聚，物阜昌裕，两翼官学与塾馆齐盛”。满族著名民间长篇说部《萨大人传》亦有类似记述。
爱辉以北疆英姿，引起多方人士的关注。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人物首推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他在清咸丰年间(1854～1858)曾三临爱辉。1855年受他之命，俄人马克率队留爱辉很长时日，写出《黑龙江旅行记》一书，记述所耳闻目睹之实况：“在用栅栏围绕的城市的主要部分旁边有一条街道从我们停泊地通向城里，我们顺这条市街来到这个城堡的南门，门旁有哨兵守卫。整个街道两旁排列一些不大而简陋的土房，其中只有一栋看来稍微美观一些，这栋房子上挂着一块满文牌匾。”[4]“要我们交出护照，我将总督先生发给我的附有满文译文的证件交给他们。”[5]“昂邦的翻译是一个满族军士，他出生在额尔古纳河畔，除本族语外，还懂蒙语，稍通俄语。”[6]“全村居民都讲满语，而我的哥萨克却不懂这种语言。”[7]“房间墙壁上贴着一些写着汉文和满文的红白纸幅。”[8]“满人对我们的怀疑和不信任，是由于先我不久到过爱辉的一些俄国人的古怪的和不够妥当的行为造成的。满人怀着一种恐惧和厌恶的神情谈论这些旅行者。他们甚至不愿意相信这些俄国人。”[9]笔触生动细腻，读后如If缶其境。有关清代爱辉城的记载匮乏，这确是难得的当年实录。值得一提的是，日人鸟居龙藏氏，曾在马克之后的民国时代，日本大正八年(1920)到过爱辉等地考察。此时爱辉古城，早经庚子年(1900)俄难，一片萧条凋败。他慨叹劫后的爱辉：“知今之爱辉，为清光绪二十八年新造之市街。自古所知之爱辉，不在此处；已于光绪二十五年为俄兵所焚毁……昔之爱辉，颇为殷盛，户数五千，人口有万五千之谱；今不及其十分之一。”[10]“寺庙之类，无非新物，非有甚古之来历者。以历史上有名之爱辉而言，觉其不称也。”[11]
无数人士崇仰爱辉古城，颂扬她的民族荣耀和尊严。远在三百多年前，在荒芜了几千年的漠北，它最先燃起文化复兴的火花，绽放出曙光。笔者从孩提懂事时起，就常听长辈们以无比自豪的心情讲述满族说部《黑水精英传》、《萨大人传》，众多前赴后继、开拓北疆的英雄业绩，久已铭心刻骨。说部讲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清军都统郎谈、彭春，副都统玛拉大人，奉旨星夜兼程由京师抵爱辉，马背上除驮着干粮水囊外，还带来康熙帝赏赐爱辉地方的汉书和满文读本。清军八旗各族将士，空隙时由彭春、玛拉教授满文，世代游猎为生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将士，本族没有文字，日常生活和传播文化凭口耳相传，将军萨布素和瓦里祜帮助他们学写满文字。不久，不少达斡尔、鄂伦春将士，能看马拉大人带来的满文书籍和用满文节译的《刘皇叔招亲》、《武松打虎》，还能用满文书写账目、函件和说部故事。《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载：“爱辉满文长于宁古塔，几族同窗。共延满师，日久打虎儿、索伦有国学绝精者，盖兴旺自圣祖朝彭春公之创。”故此，满文在爱辉地方得以大力传播与弘扬。
当年，清军大营中还留下排序讲唱满族说部的传统。八旗丁勇，应召来自吉林、盛京、宁古塔等地，初驻北域，且又各族乍聚，语言习俗迥异，帐外风雪坚冰，寒夜难度。都统彭春公率先给大营众将士讲唱满族说部，还让各旗牛录领兵大人都要参与讲唱，达斡尔、鄂伦春将士也讲唱本族故事。讲者痴，听者醉，唱述优胜者由统领亲赏鹿脯和美酒。大营龙腾虎跃，士气昂扬，灯笼篝火，照暖寒疆。清军胜利回师后，爱辉各族将传播满文、唱讲说部之风，一直传袭下来。
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嫩江)两翼各立一学，这是黑龙江设立最早的官学，使爱辉满学从此持久地开展起来。当时，在爱辉、齐齐哈尔等地都相继建立了满洲官学。[12]《萨大人传》记载甚详：官学办得有声有色。生员除多数为满洲各旗姓氏子弟外，还有附近一些部落的达虎儿(达斡尔)、栖林(鄂伦春)、索伦(鄂温克)各佐送来的幼童。从乾隆朝一直到咸丰、同治年问，爱辉地方官学始终坚持了下来，培养出众多北方各族子弟。又据老辈人传讲，“在早，爱辉当地没有纸张和笔，乍学满汉文化真不易。薄木板上先涂兽油，再撒匀一层小灰，然后在上面写字，用完抹净，涂撒后再写。后来，鄂族老妈妈发明在熟好的白板兽皮块上，捡用熄灭的黑火炭秸写字，简易适用，很受大家喜欢。当时习称鄂族人为‘栖林人’，便将这种写字皮板美名叫‘栖林板’。”[13]随着社会发展，爱辉、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许多满族、达斡尔等望族之家，自己出资，办家堂私塾，召请文师傅和武师傅，教授满学、汉学或武功。子弟乡试、殿试名列魁元者，历朝有之。由于满文在北方各民族中得以普及，满文的应用亦甚广泛，有清一代齐齐哈尔、爱辉、墨尔根文化荟萃，影响四周集镇。当年各地诸种满文传抄件甚多，直至民国期间亦甚突出。当年，若在齐齐哈尔、爱辉的满族、达斡尔族等人家住户中，见到装订齐整的满文书册或各类手抄译稿，是极为平常的事情。鸟居龙藏先生在《东北亚洲搜访记》中，还专就中国已进入了民国二十年，发现齐齐哈尔北部的海拉尔地方，满语仍很盛行的惊人现象有很多详述：“惟此处最在满洲内地，与奉天等不同，罕受文化之影响，多少存有昔时面貌。”“海拉尔为各民族之集合地，语言各异。便自然当有一定的标准语，用之则一般甚为便利，即满洲语是也……蒙古人大抵尊重满洲语，中流以上，皆习满洲文字，如欧洲之于拉丁文……俄国似以注重及此，领事书记生之类，通满语者不少。如海参崴东洋学院满语科所述，世间几成死语之满洲言文，东洋学院以之教人，乍观似属费解……特不能不服俄人之用心周到矣。”该书还讲述“齐齐哈尔大街上，至有满洲旗人，出卖其家谱者，此夕卜如康熙、乾隆所下之圣训，御制勤政要旨之类，皆多有出卖，余亦稍稍购得之。在今日若欲购满文所书各物者，在齐齐哈尔可以极廉价值得之。”这些都充分说明满文满语等，在北方市镇中久有遗存和传播，俄国人当年能在中国北方文化区域得到满文《尼山萨满》手抄件，不足为奇，是很容易的事情。
二
在北方最有代表性的满文书目，首推满族说部。康雍乾以来，在东北乃至京师，都颇有名气。《尼山萨满》便属于满族说部艺术，家喻户晓。满洲说部，满语称“乌勒本”(ulabun)，即传或传记之意，历史久远，发端于氏族祖先和英雄崇拜观念，后世俗称“满洲书”。在氏族内讲唱满族说部“乌勒本”者，主要是族中德高望重的妈妈、玛发、萨满或族中专责讲唱“乌勒本”的“色夫”(师傅)，靠口耳相传，代代传咏。清初创制满文后，满文在社会上畅行，讲述者与传承人渐用满文书写“乌勒本”提纲或全文，便于记忆和传播久远。迨到晚清乃至民国期间，在北方乡镇中常可见到各种样式的用工整满文书写的满族说部传抄本。“乌勒本”内容宏富，大致可分四类：讲述族史家传的“包衣乌勒本”；歌颂英雄业绩的“巴图鲁乌勒本”；以韵文说唱故事为主的“给孙乌春乌勒本”；以弘扬萨满多神崇拜观念为宗旨的“窝车库乌勒本”，内容神圣，一向被敬称为“神龛上的故事”。“窝车库乌勒本”源出于氏族成员对原始宗教萨满文化的世代虔诚信仰与崇拜，以及讴歌和赞美萨满们拯救黎庶之神奇功绩。满族诸姓世代流传下来这一类说部故事，绚丽多彩，名目甚繁，可惜因岁月的变迁，不少故事久已佚散。诸如，《漠北精英传》、《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顺康秘录》、《天宫大战》、《恩切布库》、《西林玛发》、《奥都妈妈》、《音姜萨满》(即《尼山萨满》)等名传遐迩的满族说部。《爱珲十里长江俗记》中，就有“满洲人家祭祖奉先，必动鼓板之乐，敬诵‘萨将军、母子坟、三啸剑、救儿魂’，以消长夜”的记载，“敬诵”者，除指上述满族说部外，其中所说“救儿魂”即指《尼山萨满》故事而言。
《尼山萨满》所以能在北方民间流传久远，是由于该故事充满了人民性，与满族等北方民众生活、信仰、习俗息息相通，反映民众的生存理念与美好愿望——在愚昧的时代里，能出现身怀神技奇术、情系族众的热心萨满，庇护一方平安，求得生存的安宁与幸福。该故事中多次讲到酱、狗、马等，都是满族等北方民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和伙伴，富有浓重的生活情味，令人感到分外亲切。满族传统说部夹叙夹唱，《尼山萨满》颇具代表性。全故事的咏唱糅人许多衬词、衬音，表现了满族古歌的特征，既抒发了深沉的情怀，渲染了故事，又加深了古色古香的生活气息，悱恻动人，百听不厌。也正由于此，它在满族众多传统说部中，独树一帜，活泼生动，不同于《萨大人传》、《东海沉冤录》等长篇说部，讲唱需费时日，而是篇幅短小，便于记忆，在暂短时辰里即可听全完整故事，很适宜于随机应变答对必要的应景余兴，最易于普及，大大提升了它的传播率和知名度。这也正是《尼山萨满》在北方诸民族中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所在。
整个清代，使用满文记述说部讲唱提纲，在满族诸姓望族中是普遍现象。一般大的部族为保持和传承本家族说唱“乌勒本”的古习，多有用满文书就的各式文本。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发生“江东六十四屯”血案之后，爱辉古城和乡村被焚，一切物质文化践毁一空，沿江百姓逃难至省城齐齐哈尔。自此两年后，爱辉地方才重新有了生息的屯落，诸姓家祭与家藏满文书稿开始多了起来。M·沃尔科娃在《尼山萨满的传说·序》中讲：俄国人戈列宾尼克夫是“从施密特那里得知在满洲有一部叫《尼山萨满的传说》后，毅然决定要找到手抄本”。当时寻找满文书或有可能，事实不一定如此，当时的历史事实是，从M·沃尔科娃的“序”中亦可看出，俄国人对黑龙江沿岸经常介入，来访者很多，是很熟悉当时黑龙江地方实况的。A·B·戈列宾尼西科夫能在清光绪三十三年至清宣统年间，见到满文手抄本，恰适逢庚子俄难后社会稳定，满族人家生活步人常规，经他“收购”或“请写”《尼山萨满》，都有了可能的缘故。
笔者的故乡大五家子离爱辉城45里，是清康熙年间与爱辉同期由朝廷在黑龙江畔创建的重要官》舟》满族说部屯，与爱辉轸翼相辉。就以本地讲唱《尼山萨满》等故事为例，从清代到民国乃至我国建国初期，能有十几位阅历广、造诣深的满族诸姓说部传人：吴扎喜布、发福凌阿、伊郎阿、郭霍洛·美容、德子玉、祁世和、张石头、杨青山等先辈，已相继谢世。在我们爱辉等地民间，都习惯将《尼山萨满》叫《音姜萨满》、《尼姜萨满》或《阴阳萨满》。记得，我少年时代在家乡，听过满族吴扎拉氏80多岁高龄的托呼保太爷爷讲唱满语《尼姜萨满》。太爷爷讲完还嘱咐我们别学费扬古，不听大人言，出外好贪玩惹成了大乱子。《尼姜萨满》就是民间启蒙教课书。早年，爱辉和大五家子满族人家都有老习惯，逢年遇节、婚嫁、祭礼等喜庆吉Et，大车小辆地接迎南北四屯的亲朋，欢聚一炕听唱说部故事。满族说部故事，长短段子名目繁多，老少随意点唤，说唱人击鼓开篇，常常都少不掉《尼姜萨满》。在爱辉、大五家子一带能讲唱《尼姜萨满》的人，不单是老年和成年男女，就连年轻人也会几段。听我的祖母讲，民国十二年，住在小五家子屯的达斡尔人德力布爷爷、住在下江奇克特镇沾河屯的鄂伦春人莫水花奶奶，清末都进过满文学堂，被接到爱辉城和大五家子屯，跟当地的满族人会歌。
俄国A·B·戈列宾尼西科夫所得的满文《尼山萨满》，与长期流传在齐齐哈尔、爱辉民间一带的满语《音姜萨满》内容大同小异，都属于同一传说故事的不同名字。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宋和平先生在探讨俄国人获得《尼山萨满》抄件的满文缮写人时，提到访问笔者本族长辈富俊山爷爷等人，并通过他们知道了德子玉确有此人。[14]笔者听老辈人常讲，清末民国年间爱辉当地出过一些名士，其中有位叫德子玉，通晓满文，做过塾师，还被府衙聘过代书，住过海兰泡、海参崴。他根据平时熟悉的记忆，用满文录写《尼山萨满》[15]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在北方各族中喜用满语记录满族说部等形式故事的人家，非常普遍。由此想起一桩往事，我记忆尤深。1947年新春，当时我家搬到了孙吴镇，随父回故乡大五家子拜年，看望阖族总穆昆全连二爷。我们进了上房，巧遇老人家正在西暖阁火炕上，小心翼翼地烙着因仓房霜雪洇湿了的三册旧书，原来是用茅头纸订成的《刘皇叔招亲》、《武松打虎》、《尼姜萨满》满文抄本，是我们富察氏家族珍藏多年的遗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目睹祖先手迹，只准看，不让用手摸。在我父亲一再恳求下，允许在他家里复写一份送给我们留念。
民国以来在爱辉地区，当地满族人就习惯把《尼山萨满》称为《音姜萨满》。从我们童年时代起，在从老辈人的口述中始终听到《音姜萨满》(或称《尼姜萨满》)的名字。在爱辉城如此，在齐齐哈尔一带，民间也这么称谓，颇有影响。德子玉先生用满文书就《尼山萨满》之先，《音姜萨满》的名字便早已在爱辉及齐齐哈尔一带流传甚久了。《尼山萨满》和《阴阳萨满》的叫法，在当地也不是完全一致。如，时光已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黑河市祁学俊到爱辉下马场农村考察，还曾记录到当地满族人家讲述《阴阳萨满》故事[16]。其实《阴间萨满》，就是与《音姜萨满》名称不同的同一故事，可见这个故事不仅广为流传，而且相类的名字也很多。追溯《音姜萨满》或《尼姜萨满》的核心情节，是讲述人间与阴曹地府之间矛盾冲突的故事，是满族先世传统萨满信仰文化与汉文化的相糅产物，有不少关于阴曹冥府的描述。这与其他众多满族传统说部古朴的内容相悖，传说中浸润着汉文化的强大影响。阎罗王，为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冥府主宰。《洛阳伽蓝记》载：“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阎罗，乃古梵语之音译，原为古印度神话中之阴间主宰。后佛教有地狱轮回说，遂借此神为地狱王。”“隋唐以后，民间虽尊崇东岳大帝，而对阎罗王的信仰却最为普遍。”阎罗观念虽最初源于佛教，进入我国后历代“酆都故事”日益高扬，加以充实润化，深人民心。《音姜萨满》故事，就是在这种强大信仰观念下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结晶，故而在该故事的表述中显示出这种文化痕迹。“音姜”、“尼姜”、“阴阳”等称呼，仔细推敲皆出自汉语“阴阳”一词。从我往昔生活体验中理解，爱辉等地故人们说满语时，表达接触汉文化最密切的人和事时，在满语中一时又找不到最贴切的表意新词，就往往喜欢采用便捷的方式，直接将汉语关键词收人满语中，形成了诸多满语标音的汉语词，日久成习，约定俗成，交流中欣然认可，很自然地糅人满语句法对话中使用，日久增添成为满语新词。《音姜萨满》、《音姜萨满》中的“音姜”、“尼姜”，便是汉语“阴阳”或“阴间”的转音。这种满语增补规律，自辽金以来与汉文化交往磨合中，就已经是常出现的语言互用现象。笔者从小在本家族里就听过祖父母用满语讲唱《音姜萨满》，祖父母的祖辈也是用满语讲唱《音姜萨满》，可见《音姜萨满》的叫法时间应该是很久了。多年来，我们访问过仍说满语的老人，都一致认为“尼山”本身不是满语，而其实际含义仍是汉意的满语标音。笔者认为，齐齐哈尔、爱辉民间从小耳濡目染中听《音姜萨满》长大的，应该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德子玉使用满语“尼山”标音的来源，当然也是源出汉字“阴间”或“阴阳”一词转音。德先生用满文书就《尼山萨满》后，由俄国人正式公开发表于世，《尼山萨满》的冠名，便为各方人士最先尽知，成为这一故事享誉海内的名称了。德子玉先生凭本人满语的造诣，语言表述的自如，文句运笔的娴熟，创造满语“尼山”一词拼音还是很合理贴切的，规范了《尼山萨满》故事名称，无可厚非。
三
俄国A·B·戈列宾尼西科夫于1908、1909、1913三年中共获得五个《尼山萨满》手；3毫抄本，其中有一本齐齐哈尔本，有两本爱辉本，另两本是海参崴本。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尼山萨满》流传地究竟在哪里?海参崴《尼山萨满》，“此手稿原为教授满文之满洲人德克登额之手稿。德克登额在弗拉第夫斯托克就记}乙所及书写成稿后交于格勒本兹可夫”[17]。宋和平认为，“可以断言，用满文记录《海参崴本》的《尼山萨满》的人，是爱辉人，并非海参崴人，而文本也并非海参崴人所藏”[18]。笔者同意这种看法，从个人亲身感受亦认为，《尼山萨满》故事的世代传播区域，就是在齐齐哈尔、爱辉一带满族等北方诸民族生活的聚居地方。所以能在海参崴有了《尼山萨满》，是德子玉在该地“就记忆所及书写成稿”，然后交给俄国人的。正如前文所述，在齐齐哈尔、爱辉一带久已流传着家喻户晓的《尼山萨满》型说唱故事。特别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我国北方民族民间众多民间口承文学中，古老的《尼山萨满》独有特点。它不仅广泛流传在中国北方满族民众之中，习惯将它叫《尼姜萨满》、《音姜萨满》、《阴阳萨满》、《阴间萨满》，而且在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民族民间有着活态传承，用民族的语言讲唱着，受到广泛喜爱。《尼山萨满》在满族中流传有许多名字，在其他民族中也有各自的叫法。如，在达斡尔族中流传《尼桑萨满》，鄂伦春族中流传《尼海萨满》、《尼顺萨满》、《尼灿萨满》，鄂温克族中流传《尼桑萨满》、《尼荪萨满》、《尼桑女》，赫哲族中流传《一新萨满》，锡伯族中流传《尼山萨满》。这些不同名字的故事，都是《尼山萨满》在这些民族中的传播，内容大同小异，甚至情节完全一致。所以出现这种罕有的文化交融现象，是因为有着北方诸民族长期交往与交流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机缘。长期以来，尚欠更多地探索与口承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正如前文详述，《尼山萨满》型故事在北方诸民族中相互融会贯通，完全是与清康熙朝以来北方诸民族社会历史的重大发展紧密相关的。激扬慷慨的历史，造就了各民族亲密无间的团结互助，形成各民族有史以来广泛的凝聚、接触与联系，促进北方各民族最大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笔者久对《音姜萨满》有着童年情结，从1978年春进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起，很注意搜集流传在东北地区各民族中传讲的《尼山萨满》型故事。1999年夏以来，分别选取满语保留较好的黑龙江省爱辉、孙吴、逊克等地，遍访满族老人，首先对满文满语的传播现状进行了细致调查，其次对《尼山萨满》型故事在民间讲唱情况兼做调查。大多数满族人已不认识满文，会识写满文字并会用满文书面语的人相当稀少了。在宁安市宁西村认识一位八十多岁的满族关姓萨满关玉林，热心满文，还在勤奋学习。20多年来，我们始终关注《尼山萨满》的流传状况。在长期对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文化考察中，发现《尼山萨满》型民间口碑文学蕴藏十分丰富。
我国《尼山萨满》研究取得长足发展，有多位学者精于《尼山萨满》的满文注释，著述甚丰，有力地拓展了我国满学的研究，在国内外有着良好反响。我们始终认为，俄国公之于世《尼山萨满》，有力地拓展了我国的满学研究，特别是满文《尼山萨满》的译注及文献学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成果斐然，但是，在中国“尼山学”研究中，似乎甚感不足。古老的《尼山萨满》仍在民间活态传承着，这种文化现象是罕有的，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尼山萨满》流传的现实形态、文化变异、语言特征等等，都是很有裨益的。但长期以来偏重于译注，还缺少更多方面的关注与比较研究。在长期对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文化考察中得知，东北诸民族中《尼山萨满》型民间口碑文学蕴藏十分丰富，各族在保持原型故事基本情节外，都依本族生活习俗和喜好与夙愿，有各自的发挥，表现了浓厚的民族性，进而增加了《尼山萨满》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1986年春，我们曾就《尼山萨满》的流传情况，到黑龙江省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族民族乡和呼玛县白依纳鄂伦春族民族乡调查，发现都有人能用本民族语言讲《尼山萨满》型故事。孟秀春告诉我们，鄂伦春族著名文化传承人、萨满孟古古善老人，生前就能用流畅的鄂族古歌讲唱《尼海萨满》，而且还能用流畅的满文写《尼山萨满》故事。我们访问了鄂伦春族萨满孟金福，他能讲唱《尼顺萨满》。据孟金福介绍，鄂伦春族《尼海萨满》或《尼顺萨满》故事，都是康熙年间先人们参加雅克萨保卫战，从满洲八旗兵弟兄中学来的。经过长久流传，故事里糅人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观念信仰，甚至故事主人公的出身、家产、身世，以及主宰宇宙的天神和阴间的魔怪都有不同的变化，生动而形象地反映游猎民族不同的生产进程和崇拜观念。孟金福向我们讲解《尼海萨满》故事与《尼山萨满》故事情节不同的原因时说：“我们鄂伦春人喜欢尼海萨满这位女萨满，心肠好，肯帮助人，很像我们的民族性格。故事里讲她送给伊尔蒙汗的礼物不是大酱，是狍子腿和野猪肉，完全是我们鄂族的女英雄形象。”反映出鄂伦春族所讲唱的《尼海萨满》的内容变异。实际上，可以说这是鄂伦春族的《尼山萨满》。1999年，我们到同江市街津口乡再访赫哲族尤翠玉老人，她为我们讲《尼新萨满》，实际就是凌纯声先生早年录记的《一新萨满》的简略本。
2000年，吉林省文化厅建立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辑委员会，积极组织挖掘和征集满族说部文化遗产的工程项目。《尼山萨满》的调查与搜集有了新的契机，重又被列入编选书目。笔者同荆文礼先生赴齐齐哈尔、呼玛、瑷珲、逊克等地考察，并多次到我美丽的童年时代故乡孙吴县沿江乡四季屯村，专访何世环老人。她的祖籍今属俄远东地区黑龙江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1900年庚子俄难其先人逃过江，在下马场世代耕地打鱼谋生。其父何蔼如先生通晓满汉文，曾任下马场屯小学校长，丈夫何文元是何姓家族萨满，均已相继离世。她很小就会说满语，记忆力好，至今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能用满语讲《音姜萨满》和满语故事。我们还访问逊克县车陆乡满族91岁高龄的孟秋英老大娘和92岁高龄的何金芝老大娘、宏卫乡满族79岁高龄的富新荣老大娘，都能讲满语并能说几段满语《音姜萨满》，可惜这三位老人已于2006年夏相继病逝，对满学遗产的抢救与研究确是重大损失。满语《尼山萨满》在民间至今仍有流传，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有力地召示我们，时光虽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满语及满族许多珍贵的文化遗存，并未因现实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而完全在满族民众中消逝殆尽，民族文化历来植根于民族生存土壤之中，永葆不息的生命力。人类自身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以百倍的热忱，加速民族文化抢救步伐，增强急迫感与责任感，使更多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下来，为我国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注释：
[1]黑龙江省志民族志：第五十六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199
[2]黑龙江省志民族志：第五十六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18
[3] 官庄，满语称“托克索”，也俗称“旗屯”。
[4] [俄]马克：黑龙江旅行记[M]．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375－376。
[5] 同上，第376页。
[6]同上，第377页。
[7]同上，第388页。
[8]同上，第393页。
[9]同上，第402页。
[10] [日]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民国十五年)
[11] 同上，第132页。
[12]爱辉县志[M]．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1986．618．
[13] 据1980年，笔者在爱辉县大五家子村访问满族著名文化人杨青山老人时的笔记摘录。
[14] 富俊山(1904～1987)，满族，爱辉县大五家子村农民，宋和平采访时他是富氏家族的穆昆达，满族文化知情人和满族说部传承人，德高望重，我们晚辈十分敬重他。他所讲述德子玉情况是很可靠的。此外，笔者为此还于1983年冬求教满族文化人士徐昶兴先生和满族长者祁世和、吴保顺等人，他们也听老人讲过德子玉故事，说他曾在海参崴给俄国人教满洲书。
[15]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和季永海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在介绍爱辉当时情况时，均提到德子玉。我在年轻时，曾有几位长辈都讲述过他是一位满汉齐通的著名人士。
[16]据2007年元月，笔者同祁学俊电话访谈记录，他后来又邮来当年的样稿。
[17]尼山萨蛮传[M]．庄吉发，译注．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7(民国六十六年)：5．
[18]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0。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富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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