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前言

    满洲族是继蒙古族以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的东北亚民族，在清代近三百年统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研究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是满族史的重要课题。满族建立起的清朝，继承了历代王朝的大量遗产，但是又带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如果不联系满族的早期历史，往往难以说明。清初满族虽处在社会迅速变革的阶段，但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它的某些落后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又曾一度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满族的早期历史，对清朝制度史、政治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满族史、清史学界发表了不少有关明代女真和清入关前满族历史的论文论著，但大多偏重某一专题的研究，如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元末以迄明季三百余年间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系统的说明，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工作。由于满族的历史特点和资料隐讳缺略，本书研究的课题难度较大，专门性很强，笔者为从事这项工作，以较大的功力作了理论准备，并广泛利用了目前所能　　见到的汉文资料和满文文献，参考了前人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成果。

　　满族的先民女真，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自身历史的文字史料，考察这段历史主要依据当时外部明朝、朝鲜的一些记载，以及后来清朝满族统治者对其祖先业绩的追述。

　　朝鲜世代与女真民族为邻，历史关系悠久。与明朝同期的朝鲜，由于国力比较单弱，对东北境剽悍的女真部落不能不持有强烈戒心，比起以泱泱大国自居而目空一切的明朝来，显然更关注女真社会的动向。因此，在研究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史料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朝鲜李朝实录》（简称《朝鲜实录》），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李朝建于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朝鲜实录》大量记述明代女真在东北和朝鲜沿境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和报告，是我们在明朝官私史籍中绝少看见的。《朝鲜实录》卷帙浩繁，全阅不易，日本学者从30年代初开始整理《朝鲜实录》，并从中摘抄女真（满）、蒙古史料，直到1954年《满蒙史料》才陆续出版，至1959年共15册全部出齐，这部史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各种版本认真校勘，并编有人名地名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吴晗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全书三编，上编收明代女真史料。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和李民突《建州闻见录》是考知满族兴起之际社会状况的两部珍藏，以往流传甚稀。1939年日本稻叶岩吉将《建州纪程图记》收入所著《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使珍本得以传布。1978年至1979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将两书收入《清初史料丛刊》印行。

　　明代汉文史料首推《明朝实录》，其中系统记录了明朝与女真诸部交往、战和的历史，有关卫所设置、贡敕制度的资料尤为翔实，但殊少对女真社会内部状况的报告，其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隔膜更摭拾可见。1940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共500册，讹夺颇多，今以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王崇武、黄彰健等人的校勘本为佳。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从30年代初着手《明朝实录》的校勘整理，从中辑出有关满蒙史料，1954年至1959年全部出齐共18册，内《满洲篇》8册，颇便使用。

　　《明会典》是汇录明朝一代典章制度的书，始修于弘治年间，目前通行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的重修本，其中涉及女真、女真卫所制度、朝贡回赏等内容均分门别类，便于考索。《辽东志》、《全辽志》是有关明代东北的两部志书，前书为嘉靖十六年（1537）重修本，后书成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实即《辽东志》第三次修定本，所载辽东马市、陆路交通、女真诸部风俗习惯的资料弥足珍贵，金毓黻将两志收入《辽海丛书》，并进行了认真校勘。《皇明经世文编》是成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一部明人文集汇编，所收奏疏记述了不少明代女真与满族肇兴时期的史事，可补正史缺文，1962年中华书局据明刊本影印。

　　明末时女真族崛起于辽东，形成对明统治的巨大威胁，记载辽东或女真史事的书籍迅速增多，有官修也有私撰。谢国桢先生曾著《清开国史料考》，于有关书籍钩稽排比，介绍其作者，概括其内容，指明其优劣，乃至馆藏版本情况，读者至今称便。

　　谢先生指出：明人对于满族先世之记载，当以明十三朝《实录》较为准确。万斯同修《明史》，主要凭借实录。明末边事日急，朝野喜谈兵事，凡奉使边事者无不有著述。[1]明季记女真（满族）史事之书按性质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记女真史事之书：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天都山臣《女直考》、张鼐《辽夷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等；记辽东形胜地理民族之书：《辽东志》、《全辽志》、冯瑗《开原图说》等；

　　筹辽方略之书：程开祜《筹辽硕画》、于燕芳《剿奴议撮》（附建州考）、喻德龙《秘书兵衡》、张一龙《武库纂略》、熊廷弼《按辽疏稿》等；

　　记辽东战事之书：鹿善继等《督师纪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傅国《辽广实录》。

　　此外有明代著述而兼记辽东事者：何乔远《名山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茅瑞徵《皇明象胥录》、方孔炤《全边略记》、瞿九思《万历武功录》、李逊之《崇祯朝纪事》、谈迁《国榷》、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

　　以上诸书内容丰富，体例不一，在清代同遭禁毁厄运。谢国桢先生对此等书之研究价值评价甚高，曾说，“如能别而出之，则明代对辽东史事之真像大略可见矣”[2]。其中，对本课题研究较有参考价值者有：

　　张鼐《辽夷略》1卷。明末诸书于辽东蒙古及兀良哈三卫分布地、牧放及市赏地点等多混淆不明，而是书无不条分缕析，记述甚明。记建州女真各部及海西女真情况，也并非陈陈相因语。所记海西哈达、叶赫两部世系，可与清官修《满洲实录》诸书彼此参证。记清太祖努尔哈赤家世，也有参考价值。清皇室以爱新觉罗为姓，而明人记载则谓努尔哈赤父、祖姓佟。“佟”与“爱新觉罗”究竟是什么关系，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迄今未有定论。是书记努尔哈赤长男洪把秃里即洪巴图鲁褚英，贵英把秃里即古英巴图鲁代善、忙哈大即莽古尔泰、黄台住即皇太极、把卜台即巴布泰、阿卜台即阿巴泰、把卜海即巴布海，与清官修史书记载同。努尔哈赤杀长子褚英及杀弟舒尔哈齐二案，均为清官修史书和《清史稿》所讳莫如深。是书明确记载两人系努尔哈赤所杀，可见所记多为信史。惟是书题名“辽夷”，而于努尔哈赤之先世未能言明，不无缺憾。

　　苕上愚公（茅瑞徵）《东夷考略》4卷。作者因任兵部职方郎中，熟知四方职贡和边疆诸族情况。本书首篇《女直》，记秦汉以来女真部族历史沿革；次篇《海西》，记南北关王台、祝孔革部族之发展；第三篇《建州》，记王杲、阿台之事迹，迄努尔哈赤之兴，至万历末年而止。首有《辽东全图》、《开铁图》、《开原控带外夷图》、《沈阳图》、《广宁图》、《海运饷道图》，足资治史者参考。

　　作者记努尔哈赤为建州之支部，及并有诸部、蔑视明廷之事，海西哈达、叶赫两部兴废之迹，确切可靠。记明正统三年（1438）征建州董山之役，马文升之抚辽东，以及杨镐之四路丧师，无不绘声绘色，脉络详明。

　　管葛山人（彭孙贻）《山中闻见录》11卷。是书记辽东史事，上起明初，下迄明崇祯十七年（1644）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记明与后金（清朝）战事系统、详实。第一卷至六卷为建州；第十卷为西人志，第十一卷至十三卷为东人志。此处“西人”指蒙古，“东人”指女真，包括建州和海西诸部。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46卷。作者虽任事平庸，但勤于著述。是书系他任辽东经略期间，“广搜群议，衷以管窥”，“博采奏章”，“集诸邸抄”编就。纪事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取抚顺，下迄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改元崇德进攻锦州之前。载明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三朝间辽东史事。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详实，保留了有关满族建国前后的若干珍贵史料。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14卷。《东三边》11卷，载有《王台列传》、《虎儿罕赤、猛骨孛罗、康古六、歹商、温姐列传》、《逞加奴、仰加奴列传》、《卜寨、那林孛罗列传》、《王兀堂、赵锁罗骨列传》、《奴儿哈赤列传》、《王杲列传》、《阿台、阿海、阿革、来力红列传》，也是有关明末女真酋长及其活动的基本史料。

　　《开原图说》的作者冯瑗万历末年曾任辽东开原道，其以当时人记当时当地事，史料价值很高，特别是有关开原沿边防务及边外蒙古、海西女真诸部的资料，弥足珍贵。

　　它如海滨野史《建州私志》述女真诸部源流，方孔炤《全边略记》第十卷《辽东略》记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对蒙古、女真等族的治理，程开祜《筹辽硕画》卷首《东夷奴儿哈赤考》述努尔哈赤事迹以及建州女真情形，都有参考价值。

　　满族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从毗邻各先进民族得到不同的益处，特别在早期，蒙古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蒙古文史籍除记载两个民族密切交往的历史外，还保留着有关满族早期历史的一些宝贵片断。大约成书于17世纪初叶的蒙古族重要史籍《蒙古黄金史纲》以及罗卜桑丹津著《蒙古黄金史》，是两部最重要的珍藏。

　　罗福成类次《女真译语》，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语汇编》，金光平、金启棕撰《女真译语研究》，金启琮撰《女真文辞典》，在考证女真名物制度等方面也有参考价值。

　　清代满汉文献是可资利用的又一大宗史料。清朝官书往往抹杀早期历史实情，对与明朝、朝鲜的关系忌讳尤甚。清修《明史》对女真史实少有记述，或者语焉不详。乾隆年间官修《满洲源流考》，将满洲世系上溯先秦肃慎，但于明代女真活动反竭力遮掩，无此通病者有《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指满族入关前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官方史书，乾隆年间复用新满文重抄。原本残缺，今存天命前九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部分，是研究满族兴起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1918年，满族学者金梁招聘人员翻译老档，1929年将部分译稿以《满洲老档秘录》名义刊布，其后又将部分译稿在《故宫周刊》连载，题称《汉译满洲老档拾零》。金梁译文只求达雅，信则不足，为后人所病，其实首事之功不可泯没，可惜此后数十年间老档在国内几无人问津。

　　1939年，日本出版了藤冈胜二的《满文老档》日译本。50年代，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组成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至1963年7册出齐，用罗马字母转写满文，逐一直译，下附日语译文，是日本学者整理《满文老档》的一项突出成绩。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开始译注《满文老档》原本，即无圈点老满文原档，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此后以《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为名出版了2册，体例与《满文老档》日译本同，满汉对照，下附汉语译文。《老满文原档》所记有为《满文老档》不载者，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将天聪元年（1627）至五年（1631）的老满文原档译为汉文，是台湾学者整理满文古籍的又一成绩。

　　1990年，中华书局终于印行了由国内学者集体译注的《满文老档》，是国内满族史、清史学界的一桩大事。这部译著纠正了前人译本的一些缺失，反映了《老档》翻译的新水平。但由于未录满文原文，加之个别地方抄写有误，所以在依据满文审音勘同、考证名物等方面，日译本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整理翻译出版清初满文档案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继《满文老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译著，无异于《满文老档》的补编。这样，关于满族建国初期的历史，便有了由满文档案和清朝实录并行的两套史料，两者可以互为参稽补充。另外，台湾学者李光涛、李学智自1959年以来先后编辑《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初集包括《沈阳旧档》38件，二集收录老满文档案4件，均为研究满族开国史的珍藏。

　　《满文老档》记事起自1607年，对于这之前的满族历史只有求诸《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前书体例为历朝正史所无；以满蒙汉三体对照行文，又附图绘77帧。是书虽最后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但文字主要取材满文老档，图绘则源于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太祖实录图》，故保留了比较古朴的面貌，堪称研究满族早期社会制度、族源世系、肇兴事迹的瑰宝。1938年，日人今西春秋出版了《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将满文转定为罗马字母，用日文逐词直译，下附汉文原文，书末《注释》对书中涉及的主要制度或史事逐条铨释。抉微阐幽，是一部集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著作。近年，台湾学者陈捷先撰《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第一集），对《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的沿革关系进行了穷源竟委的考辨。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确立“首崇满洲”原则，重视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整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等一批官修史籍应运而生。《八旗满洲氏族通谱》80卷，书成于乾隆九年（1744），满汉两种文本，据明清档案笔记家乘等写成，是探明满族早期血缘组织形态变迁与牛录固山制度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1989年，辽沈书社据武英殿本影印，附有姓氏人名索引。《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1739）书成，专记八旗制度与八旗人物。其中，《旗分志》和传记部分是考镜满族早期人物与牛录源流的重要凭依，历来为史家所重，今通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校勘本。神田信夫曾将《八旗通志初集》和《二集》中列传和人物志所收人物编为索引，1965年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以《八旗通志列传索引》为名印行，是研究满族历史和八旗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此外，《清朝开国方略》、《清朝通志·氏族略》、《清史列传》等官修史书，也较有参考价值。

　　以上缕述了与本课题研究有关的重要典籍和整理情况。前人在文献整理校勘译注等方面付出的巨大劳动还远不止这些。对于文献的整理，奠定了研究的坚实基础，经过中外史家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在满族早期社会史这一传统领域，早已成果累累。

　　日本学者自20世纪初即着手满族史料的搜检，对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开拓早，用力深，成绩斐然。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稻叶岩吉撰为《清朝全史》、《满洲发达史》，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这一研究在三四十年代达到高潮，涌现出鸳渊一、和田清、户田茂喜、旗田巍、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中山八郎、园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等一批知名学者。以后，他们的研究大多结集出版，主要有：周藤吉之《清代满洲土地政策研究》（1944）、园田一龟《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1948）、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1955）、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  （1965）、安部健夫《清朝史的研究》（1971）等。

　　50年代至今，日本的研究队伍仍具备很雄厚的实力，涌现出阿南惟敬、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江岛寿雄、细谷良夫等以研究清前史和八旗制度史而著名的学者。

　　明代女真的部落组织，内部又包括血缘组织与地域组织，关系比较复杂。1935年，旗田巍发表《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依据15世纪中叶《朝鲜实录》有关图们江流域女真部落的调查报告，对建州女真吾朵里（斡朵里）部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精细考证，认为其村落已非血缘集团，而且贫富差别相当明显，据此得出吾都里部氏族制度已经崩溃的结论，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成果。三田村泰助在先后发表的《满洲国成立过程的考察》（1936）、《明末清初的满洲氏族及其源流》（1960）、《穆昆塔坦制的研究》（1963）中贯彻了一个基本观点：由于女真的老氏族组织过于庞大，不能再履行各项社会职能，于是从哈拉分化出的穆昆逐渐取而代之，后者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血缘组织，是决定女真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三田村泰助祖述内藤虎次郎，持明代女真社会氏族制度说，故不免忽略氏族组织日呈瓦解的种种征兆。尽管如此，他的论著无疑构成对女真社会组织最为系统的考察，不少观点颇有见地。

　　噶栅（即村寨）是女真部落内的基本地域组织。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最先剖析噶栅的内部结构，他在《关于满洲八旗的成立过程的考察》（1940）中，进一步研究噶栅的规模，正确指出了噶栅规模狭小的特点。并且认为，“噶栅、乌克孙（以及穆昆）是满洲早先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1944年，《史渊》32期发表了江岛寿雄的《明末清初噶栅的各种形态》，依据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的记述，将建州女真的噶栅分为四种类型，但未就噶栅的性质和内部关系作较为详尽的说明。这种根据观察得到的相似性和差异，把噶栅组织加以分类的方法，有助于对不同类型噶栅的特征进行概括并彼此进行比较。此外，中山八郎《明末女直和八旗体制的素描》（1936）、今西春秋《满和对译满洲实录》　　（1938）等文，也曾就女真社会的血缘、地域组织问题各叙己见。

　　女真社会组织的细胞是家庭。日本学者不仅注意分析家庭中贫富分化现象，而且揭示了家庭制度的特点。内藤虎次郎曾在（史林》7卷1号发表的《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一文中指出：幼子继承制度是蒙古和满洲的传统，时在1922年。尔后。旗田巍《关于建州三卫的户口》（1940）提出：女真素有父子兄弟分居的习惯，男子成年后即依序离开父亲，另居一产，财产也分别占有。

　　女真部落管理机构主要由大小酋长组成，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认为，吾都里部酋长是强盛家族的代表。田中通彦在《十五世纪女真族社会和初期努尔哈赤政权的结构》一文中进一步说明，吾都里的村落内分为主体家族和从属性的依附家族，前者保持较明显的聚居，内部分化也更显著。在《明代女真族的社会构成》（载《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中他表示：女真酋长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质，对于部民既有强制和剥削役使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这种状况与部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有关：大小酋长及其一族是奴隶的占有者，一般成员则缺少耕牛等必要的农业生产手段。

　　河内良弘在研究明代女真史方面成就卓著。代表作《建州女真的迁移问题》  （1969）一文，对建州女真各部迁移的时间，在精心排比的基础上总结出其迁移规律，即几乎都在每年三四月进行，且迁移在多数场合与农业生产有关，并指出：农业在建州女真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明末的女真社会至少是半狩猎半农耕。这一研究是对女真经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1992年出版的巨著《明代女真史研究》，是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明代女真为中心，重点考察其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等方面问题以及与明、朝鲜的关系，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明末努尔哈赤崛兴之际，满族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从传统冒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中逐步脱胎出新的政治组织和公共权力机构。鸳渊一、户田茂喜的《诸申的考察》、三田村泰助《穆昆塔坦制的研究》、安部健夫《八旗满洲牛录的研究》等文，依据《满文老档》79卷至81卷的《穆昆塔坦档》，对努尔哈赤的早期政权与陸质分别发表了意见，尽管说解不同，均成为今天研究的起点。

　　由牛录组合而成的八固山，又习称“八旗”，是满族进入国家时代的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日本学者历来重视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牛录是固山的基层组织，关于它的源起、建制年代、内容与性质，中山八郎．《关于明末女直和八旗制度的素描》、《关于清初兵制的若干考察》（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51）、安部健夫《八旗满洲牛录的研究》、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之成立过程》、旗田巍《关于满洲八旗成立过程的考察》均作了专门研究，在牛录组织的氏族制起源上求得了共识。中山八郎的文章突出了牛录与哈拉穆昆的关系；旗田巍认为牛录是若干噶栅、乌克孙的结合；安部健夫强调牛录是经济组织，养兵的基体。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的认识。

　　在八旗制度研究方面，阿南惟敬是颇有造诣的学者，论文集《清初军事史论考》（1980）重点探讨满族建国以后八旗制度的一些专题。努尔哈赤将被征服的众多族寨编人固山牛录，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村落制度。周藤吉之《清代前期八旗村落制》（1972）对此问题详加考察，增进了人们对八旗组织深层结构的了解。

　　细谷良夫的研究也侧重八旗制度史，《八旗制度的变化》（1968）一文，全面论述八旗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历史作用。《八旗觉罗佐领考》（1978）认为：在牛录制中，其他牛录被置于觉罗牛录的控制下；“觉罗”一称出现在天聪九年（1635），其身份的升格是在清朝建国时。

　　松浦茂《努尔哈赤的徙民政策》是一篇独僻蹊径的力作，认真考察了努尔哈赤将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诸部迁徙人旗的政策及其实施过程。

　　“八王（即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体现了满族国家的重要特点，1936年，中山八郎在《明末女直和八旗制度的素描》中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在《清初努尔哈赤王国的统治机构》（载《一桥论丛》14卷2期，1944）中利用《满文老档》作了进一步研究。以后继续探讨的有鸳渊一《清初的八固山额真》（1938）、神田信夫《清初的贝勒》（1958）、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等。后文是针对神田信夫考证的八和硕贝勒而写的，对其中的多铎、多尔衮提出异议。

　　神田信夫的代表作除《清初的贝勒》，还有《满洲国号考》、《论清初的文馆》、《爱新觉罗考》等（参见《满学五十年》，1992）。松村润则以满文原始史料为基础，对清初的国号、清朝的开国传说等问题进行了突破性研究（参见《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1994）。

　　日本学者治学扎实谨严，曾在《满文老档》、《朝鲜实录》等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上花费了很大精力，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所以在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国内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孟森先生。孟先生著述甚丰，尤于清先世事迹潜心钻研，长期致力于编纂《明元清系通纪》，对有明一代女真史事疏理钩稽，193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192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篇《后金汗国之成立与发展》，叙满族兴起建国，但于政治制度的创建言之颇简。30年代，吴晗在从《朝鲜实录》中摘抄有关中国史料同时，从中录出建州女真酋长李满住事迹，撰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并就明代前期建州三卫酋长的关系多所考订，刊于1934年《燕京学报》17期（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

　　民国时代，满族早期历史研究尚处在低潮，直到50年代，始趋繁兴。张维华《清人关前的社会性质》（1954）、王锺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1956）、莫东寅《满族史论丛》（1958）的发表，表明国内学者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讨满族早期社会历史诸问题，在挖掘利用《满文老档》等原始资料方面，也开风气之先。进入70年代以来，王锺翰主编《满族简史》（1979）、《满族史研究集》（1988）、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l册（1980）、郑天挺《探微集》、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1981）、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1983）、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9册（1986）、李洵主编《明清史》、孙进己、张璇如等合著《女真史》（1987）、张晋藩、郭成康《清人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1988）、滕绍箴《满族发展史初编》 （1990）等专著专集踵相问世，将满族史、清史研究推向高潮。这些论著体例不一，详略各异，见仁见智说解也不尽相同，对本课题研究都有裨益。

　　《清人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是一部关于清开国时期政治与法律制度的专史，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云：“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清人关前国家制度史的专著。”作者选择这一主题，显示出史识和勇气。他们填补空白的研究方向，足以说明其研究的学术价值。满族建国初的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大多滥觞于氏族部落时代的传统，而是书研究起自努尔哈赤建国（1616），由此看来，阐明满族部落制度到国家制度沿革损益的全部过程与特征，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国内学者有关满族人关前史的论文为数众多，专门讨论满族部落制度的却寥寥可数。莫东寅《明初女真族的社会形态》（载《满族史论丛》第三节），以“明初建州女真的社会组织”为专题，在分析吾都里部内部关系时，主要参据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认为明初女真人早已不是一个原始部落，而且已在氏族制的末期。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1979）和《明代前期建州女真的社会组织》（1988），对建州女真的社会性质与组织结构进行了认真研究，正确指出：在吾都里部内“地缘性已经居于主要的地位，血缘性的组织仍跨村落地长期保留着”。所云“从哈喇（hala，姓氏）怎样分成木昆，而木昆之下又怎样分编塔坦，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确实点到了问题的症结。

　　房兆楹《清初满洲家庭里的分家子和未分家子》（1948）是研究满族分家子制度的精审之作，对了解满族建国初期政治制度特点也有参考价值。郑天挺《清史语解》（收入《探微集》）关于“扎尔固齐”、“巴图鲁”、“巴克什”等篇目，是考证满族与蒙古制度渊源的精品。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1936），钩稽清官书中旁见侧出者以穷究八旗制度之本源，多灼见明识，迄今为研究八旗制度的基本著作。莫东寅《八旗制度》（收入《满族史论丛》）从论述明末满族社会形态人手，分析了八旗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他在讨论牛录源流时，将牛录额真即十户长与所谓“先封建国家”的十户百户千户制联系在一起，显然不妥。李洵《论八旗制度》（《中华文史论集》第5辑，1964）从八旗制度的起源与变化、八旗制度的土地占有关系两个方面，研究了八旗制度的继承性和特殊性。其中关于满族与历史上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的军队都源于“兵农合一”的部族组织的观点，对比较满、蒙等北方少数民族建国初期社会制度的异同，提供了启示。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署（《清史论丛》第三集，1982）研究八旗制度建立的历史条件、过程、影响，是一篇全面考察八旗制度的论著。前人研究满族所建金国（史称后金），往往关注其向汉族制度转化，而疏虞于蒙古文化的深远影响。蔡美彪师《大清建国前的国号、族名和纪年》（1987）一文，提出努尔哈赤金国政权是模仿蒙古汗国制度建立的论点，对于全方位地研究满族国家制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思路。

　　关于“八王共治国政”，孟森《八旗制度考实》广征博引详为考证，认为八王共治“实是用夷法以为法”，即从满族传统制度中去寻求通解，确是不易之论。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1980）则认为，此项制度的形成与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的强大权势以及无法选定合适嗣子有关。台湾学者姚大中《清太祖建国期政治制度原形重估》（《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1985）着眼于金国中枢权力结构由五大臣制向四大贝勒的转换，从各方面阐明了金国政治权力集中的途径。陈文石《清太宗时代的重要政治措施》、徐凯《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等文也就八王集权向中央集权的制度演进阐述己见。

　　近年以来，苏联学者在明代女真史研究方面也作了有益尝试。B．B．叶夫休科夫《女真与明的关系》（载《东亚历史与文化》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新西伯利亚分社，1986）研究15世纪明朝与女真的关系。其中关于女真与蒙古民族长期交往、以及部分女真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蒙古化”的分析较有参考价值。Г．B．麦列霍夫偏重满族聚集过程的研究，《努尔哈赤和阿巴海（即皇太极）时代满洲部落的聚集过程》（收入《满洲人统治中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试图利用《八旗通志·旗分志》考知满洲牛录的编设过程与复杂源流。在《满洲人在东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第一章中，对上述专题作了进一步研讨。

　　苏联史学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中苏争端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不能不影响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并导致研究范围的狭隘。相形之下，民族学家的若干早期著作，如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C．C．米哈伊洛维奇（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И．А．拉帕金《奥罗奇——满族的近亲》，以及1975年出版的语言学巨著《通古斯——满语比较辞典》的参考价值要高得多。

　　学术的发展需要一代代学人执著的追求，以上挂一漏万的回顾，意在表彰前人的成就，并明确今日研究的起点。

　　关于满族从部落制到国家制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课题，在贯穿其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本书只能择取其主导的方面，即以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演进为主线，展现满族早期历史的足迹。“权力”与“组织”实际是流行于现代政治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但定义不尽一致。本书考察的“权力”与“组织”，因跨越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定义尤难。笔者结合本研究特点，试将“组织”定义为：根据一定原则、履行一定社会功能而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这样，既涵盖了早先的氏族部落组织，也包括了国家时代的政治组织。权力，是理解社会制度演进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一般将权力理解为强制的能力。鉴于氏族部落社会中的权力与国家时代的权力无论就性质、强度、构成及其依靠的基础而言均迥然有异，本书将“权力”定义为：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即根据行使这种权力的社会性质得以确定的影响形式。笔者以为，这两个变量能够较为生动地反映满族从部落制向国家制的发展。本书涉及的另一重要概念是“国家”。一般意义的国家，要由人口、领土、主权等基本要素组成，这里所说的国家相当于政治学中的“政治国家”，专指在一定共同体中形成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所以，本书属于制度史范畴。

　　满族是17世纪初在辽东地区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共同体，而构成其基本源流的那部分女真人主要来自东北北部和东北部的边远地带。从这里向北直抵今西伯利亚广大地域，自远古以迄近代始终是世界范围内分布最辽阔、形态最完整的渔猎文化区。这一文化的生成首先是基于人们对当地严酷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它的绵延不绝又托庇于远离文明中心的社会环境，这成为氏族制度生命不竭的良好温床。与满族有着文化、血缘联系的赫哲、乌德赫、鄂温克、鄂伦春（包括奥罗奇）等民族，同为明代女真的后裔，只是由于滞留当地而长期未能脱离氏族制度的羁绊，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至于陆续南迁的满族先民何以带有氏族制度种种印迹的疑问，因此亦可以释然。所以，不可以认为，后来的满族曾经承受金代女真封建制的什么影响。

　　伴随满族先民的步步南迁，在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四个民族（女真、蒙古、汉族、朝鲜）三种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互动的新格局。外部的多重文化对于满族先民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满族早期社会时，也不应将它视同一个纯粹的氏族社会。这是满族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也是本书立论的一个重点。

　　本书分四章：第一章考察元末以迄15世纪末满族先民的氏族部落组织和管理机构。其时满族先民正处在氏族制度瓦解阶段。这段历史是满族形成史中最乏研究的，也是本书用力最多之处。第二章考察16世纪初至1616年间满族政治组织、军事组织和公共权力在部落旧制度的废墟上逐步形成的过程。牛录固山（旗）的编设与汗权的强化是研究的焦点。第三、四两章考察金国始建到清朝奠基（1636）二十年间国家制度的递嬗演进，从“八王共治”到汗权（皇权）独揽，是阐述的重点。最后得出国家产生的若干结论。

　　本书所引满文转写，取国内外通行的罗马拼音。所有引文均在正文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作者（外国人注明国籍）、出处、卷页、版本、时间，以便核查。论著引用次数较多或认为重要者，收入书末“引用文献目录”。

[1] 《清开国史料考》一，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本，页21下。

[2] 《清开国史料考》一，页22上下。（作者：刘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