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入关征服中国前后的萨满教

美丽富饶的东北亚满洲大地，不仅哺育了勤劳、勇敢，智慧的满洲民族，也孕育了具有其鲜明特点的渔猎民族文化——萨满教。萨满教在满族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仅就满族入关前后的萨满教变化，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一、满族人关征服中国前的萨满教

满族入关前是指1616年努尔哈赤完成女真各部政治统一，到1644年清世祖福临“定鼎燕京”［1］之前这段历史时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满族社会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最高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意向更加明显。皇太极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力保“国语骑射”。明令“后世子孙“无变祖宗之制”［2］。对作为“各种艺术的综合体”［3］的萨满教极力加以保护。正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4］，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满族入关前的萨满教伴随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其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萨满教已由“自发宗教”转变成了“人为宗教”。萨满教许多神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逐渐转变到一个“天神”身上来。“天神”被视为统治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其实，这个至高无尚的天神正是抽象的人的反映，实质是现实世界帝王统治权力在神灵世界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5］。事实也如此，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竭力用“承天创业”［6］理论为其剥削制度辩护，为其统治地位辩护，为其所做所为辩护。

第二，萨满教不仅出现了至高无尚的天神，而且还构筑了一个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神灵世界。据《清稗类钞》记载：“萨满教又立三界，上界曰巴尔兰由尔查，即天堂也；中界曰额尔土土伊都，地面也；下界曰叶尔羌珠尔牙儿，即地狱也。上界为诸神所居，下界为恶魔所居，中界尝为净地，今则人类繁殖于此”。这正是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宗教领域里的反映。“三界”说有利于维护满族社会尊卑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萨满也发生了变化。由最初不脱离生产发展为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由最初无条件地为本氏族服务，演变为以神的名义向人们索取报酬，走上职业化的道路。“以专门进行宗教活动为职业的萨满，在十七世纪以后的满族中也曾产生过”［7］。职业萨满追名逐利，已成为有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关心与宣扬的，已不再维护古老的传统习惯，而是借助传统和人们宗教心理，热衷为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编造新“神话”，新论据。

第四、满族最高统治者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用萨满教来维系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心理文化素质，借以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团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用尊孔读经，允许道教、佛教的存在和发展，笼络汉、蒙古、藏等各族人民，为入主中原创造思想条件。皇太极称帝后，立即“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先师孔子”。［8］据辽阳莲花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载，1616年前后，西藏僧人翰禄打儿罕囊素法师“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杨圣教。”努尔哈赤对法师“敬谨尊师，倍加供给”［9］。1621年8月法师去世后，努尔哈赤还特为其修建了建宝寺。皇太极即位后，仍重优喇嘛，“赐宴赏赉有差”。1638年，在盛京（今沈阳）西三里外，修建了实胜寺，供奉金佛，收聚境内喇嘛住寺。1639年9月，延请达赖赴京。当1642年10月达赖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人至盛京时，皇太极亲迎入城，大宴于崇政殿，赐金银珍宝。翌年5月，使者回归时，皇太极又亲率诸贝勒送客，并表示“自此以后，修好勿绝”。于道教神灵如关帝，土地神；佛教神灵如观音菩萨、如来佛等，皆被列为萨满教祭祀之列。可以说，满族入关前的宗教信仰，是以萨满教为主，并开始有意识有目的的加强对其它宗教的扶植和利用。使之为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

二、满族人关后的萨满教

入关后的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以及蒙藏等民族上层人物组成的封建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对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满族来说，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

满族最高统治者深知，征服一个民族只需刀箭就可以了，但要统治一个民族，仅凭刀箭是不能完全奏效的。“以力服人”不如使人“心悦诚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隶属关系，与改变被征服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相比要容易些。要使被征服民族从心理上归顺“大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正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根据各民族特点和萨满教的局限性，在加强封建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控制。

总的来看，满族入关后，由于满族活动地区由“白山黑水”之间扩展到大江南北。由民族地方政权发展成为全国多民族统一政权。由少数民族跃居为统治民族，故使其宗教政策和宗教注意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萨满教在感情上逐渐淡化了，失去了应有的扶持和倡导。加之，萨满教本身在“形式上、内容上越发受到佛、道、儒家影响，更随统治阶级腐朽坠落，随满人汉化，满人改其宗教，便日趋式微了”［10］。但这绝不等于入关后的满族最高统治者自此放弃了萨满教信仰，或改信了其它宗教。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们转而热心扶植和倡导佛教、道教和儒学而影响他们对本民族宗教的信仰。原因在于，传统的萨满教仍有它的功用。信奉萨满教一来可以别族类，证明他们是满族人的首领和满族利益的最高代表，是“承天创业”的英雄圣贤；二来可以利用“天神”和萨满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当权的正义性，人身的神圣性服务；三来可以利用萨满教的某些内容和信条，缅怀民族的历史，部分满足内心的空虚，并借以控制满族广大群众。

尽管“清代诸帝多好佛”。如顺治帝喜欢同禅僧交往，谈论禅机。康熙帝曾“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被称作“佛心天子”［11］。雍正更好佛，做太子时就自号“园明居士”［12］，编有《园明居士语录》十九卷。清代诸帝尽管对佛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大力扶植它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乾隆皇帝自己说得很明白，“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蕃字典，至于五十余年，几余虚心讨论，深知真诠”［13］。知真诠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正如乾隆皇帝自己所说：“本朝之维护黄教，原因众蒙古孛来皈依，用以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14］。清宗室昭梿说得更明白，“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15］。清朝最高统治者还鉴于“诸蒙古笃信喇嘛久已惑溺，家家供奉，听其言而行者甚众”［16］的情况，加强了对蒙、藏族人民精神主宰活佛大喇嘛的控制，借以安民心，守边疆。因此，不论清代皇帝在政治上封赐活佛喇嘛什么尊号，在经济上赠送多少昂贵的物产，在宗教信仰方面给予诸多优待，修建寺庙等，均以活佛喇嘛顺服清王朝统治这一点为前提。否则，如敢“煽乱”，“即正以法”［17］。

入关后满族最高统治者对萨满教远不如入关前那么重视，究其原因在于萨满教作为古老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已不太适应入关后清王朝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失去了巩固大清政治统一的作用。其落后的宗教仪式，已不适应清王朝统治者担负的日益繁重的政治活动。因此，乾隆皇帝于1747年颁布了《满洲跳神祭祀典例》，规定萨满教活动的程序是；只穿神裙，不带神帽。俗称“跳家神”。至于满族入关后，滞留在满洲原地和散居全国各地的满族人，则仍保持了萨满教的信仰。寻常满族人，于屋内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崇奉的神灵有自然神，如山神，地神等，也有动物神，如熊神、虎神等，也有佛教和道教部分神灵。据调查资料表明：“解放前，黑龙江省的满族普遍信仰萨满教”［18］并一直延继到解放前夕。“在吉林省的满族人中信奉萨满教的情况大致和黑龙江省相同”。［19］

综观满族入关前后萨满教的变化，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宗教如果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宗教与社会相适应，是宗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2．宗教如果失去统治阶级的扶持，必然走向衰落。3．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即使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中。

［1］《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第29页。

［2］《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第136页。

［3］［德］洛梅尔《早期猎人世界、巫匠萨满和艺人》，慕尼黑1956年版。

［4］《斯大林全集》第ｌ卷第29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5页，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

［6］《清太宗实录》卷18。

［7］《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第237页。

［8］《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

［9］《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第28页。

［10］《满族史论丛》1958年人民出版杜第200页。

［11］《地名知识》1987年6期第23页。

［12］同上

［13］《东华录》卷3，崇德八年五月。

［14］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卷八。

［15］同上。

［16］《承德避暑山庄》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7］《热河志》卷四。

［18］《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第187页。

［19］同上。

（原文刊于《满族研究》1994年第1期。作者：张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