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斯渔猎民族满洲民族征服汉族所处的农耕社会辽东地区，怎样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如何处理满汉之间的矛盾？在明清双方力量角逐中，如何争取明辽东辽官、辽将，使清国获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些都是满族统治集团所面临的新课题。然而，带有浓厚民族意识的努尔哈赤仍以掠夺屠杀汉人作为聚集财富和与汉族交往的方式，最终导致满汉民族矛盾尖锐，使金国的发展陷入困境。皇太极即位伊始，从总结其父政策入手，针对努尔哈赤对辽东汉人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汉人的支持与拥戴。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使清国获得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得以顺利入关征服中国。在清国征服，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皇太极对努尔哈赤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
天命十一年（1621）八月，努尔哈赤逝世，九月，皇太极即汗位。[1]皇太极即位时，金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由于主客观诸因素，使得努尔哈赤晚年在实施各项政策上出现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是对待辽东汉人的政策。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地区后，对汉人实行屠杀、镇压的民族清理政策，导致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使金国的发展陷入困境。
皇太极对其父的政策是了如知掌的。他即位后，将施政的方针放在调整方面，皇太极首先就其父政策中对辽东汉人政策进行调整。即位第四天就颁布一项新令，明确规定：“国中汉官、汉民”是金国的“民”，“治国之要，莫先安民”。这里所言之“安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安民”，而是要调整其父对汉人政策的失误，缓解满汉之间的矛盾，对从前被迫逃亡的汉人一律赦免。[2]这样就使金国统治下的汉人，从此获得一种安全感。新令的颁布，对缓和金国满汉之间民族矛盾，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由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3]
随后，皇太极又发布了旨在改善汉人社会地位，提高其在生产积极性的谕令。谕令中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应一律平等，不得亲满歧汉。诸贝勒、大臣及属下，如“有擅取庄民牛羊鸡豕者，罪之”。谕令又云：停止诸如“修城郭边墙”等“有妨农务”工程，既便有的话，也“止令修补，不复兴筑”，以保证汉人“专勤南亩，以重本务”。[4]接着，皇太极又实施汉人“分屯别居，编户为民”政策。先前，努尔哈赤统治辽东时，实施歧视汉人的编庄政策：“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将大批的汉人强行降为满洲八旗庄屯的奴仆，失去人身自由，供八旗权贵任意驱使、欺凌，致使“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这次编庄，皇太极一改其父编汉人为奴的政策，依官员品级，“每备御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5]使原庄屯中近40%的汉人恢复自由身分，满汉分居，各自立庄，汉人由清正廉洁的汉官管理。从此，汉人不再受满洲八旗权贵欺压凌辱，大大缓解金国内满汉之间矛盾。
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对归附汉人，实施不杀、不辱，妥善安置，予以“恩养”的政策。努尔哈赤时，攻城略地，无论降否一律屠杀。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明清河城，城破“尽杀其兵，被杀者之下，压死未受伤者亦甚众”。[6]翌年，努尔哈赤攻陷开原，“城中士卒尽被杀”。[7]夺取铁岭后，城内官民也“尽杀之”。[8]进入辽沈后，对汉人仍采取屠杀政策。皇太极对其父的错误政策曾有深刻的反省。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在给遵化巡抚王元雅书中云：“昔辽东叛民，我曾杀之，甚是懊悔。今图治更新。此无俟我言，尔等亦闻之也”。[9]向明廷官员公开承认其父，也包括他本人过去对辽东汉人、汉官的屠杀是错误的，深感懊悔。并明确表示：纠正过错，“图治更新”。他说：“民人皆我赤子，来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10]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获悉从征的蒙古贝勒对归附的明朝官民加以侵害，即刻以蒙、汉文下旨给满蒙贝勒大臣曰：
朕与贝勒等，会师征明，志在绥定安辑之地。归降之地土，即我地土，归降之民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朕方招徕人民，而诸贝勒大臣，辄敢横行，扰害民人，是与鬼蜮无异。此而不诛，将何以惩。贝勒大臣等，尚其仰体朕心，广宣德意焉。[11]
谕旨中充分体现出皇太极对归附的汉人重在“恩养”的政策。为实施对汉人的“恩养”政策，皇太极下令将“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对不善“恩养”者，严惩不贷。如甲喇章京殷廷辂因“其不善抚恤”汉人，致使“民数耗损”而被诛。[12]
皇太极对努尔哈赤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取得明显的成效，赢得辽东汉人的支持与拥戴。汉人深切感到：“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称万一也。[13]当然，皇太极对努尔哈赤汉人政策的调整也引起一些八旗满洲贵族的不满。他们曾感叹：“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14]八旗满洲贵族所感叹的“时势颠倒，一至于此”，恰好说明皇太极对汉人政策调整的成功。
滿洲八旗撕破長城征服中國圖
二、皇太极对明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
皇太极在对辽东汉人政策调整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明辽官、辽将的争取工作。皇太极深知，金国与明国在辽东之战是殊死决战，争夺土地、城池、财物固然重要，而争取辽官、辽将更为重要。如其上谕所云：“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到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15]基于这种认识，皇太极不惜代价积极争取明辽东的辽官、辽将。
皇太极首先争取的是辽将毛文龙。毛文龙虽是浙江人，但起家辽东。初为辽东巡抚王化贞部下的游击。天启元年（1621），率兵从海上袭击金国的镇江（今辽宁丹东），取得镇江大捷，被明廷授予总兵官，命其进驻皮岛。[16]文龙募集辽东逃民十余万及溃散的辽兵辽将，组成数万人的武装力量。部下将官百余人，多数“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17]这支“毛家军”，利用皮岛位于明、金、朝鲜三国之间的交通要冲，在努尔哈赤晚年，多次从背后袭击、威胁金国，成为钳制金国后方的一支力量。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毛文龙对金国后方的威胁，从天聪元年下半年开始，就派副将王子登去皮岛作争取毛文龙的工作。时，明廷政局变化，天启帝去世，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势。曾攀附魏忠贤并受其庇护的毛文龙深感处境危机，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亦欲密与金国交通。[18]朝鲜文献载：“毛将之心，凡三变，魏忠贤当权时，自结忠贤，及新皇帝即位，欲为自权之计，潜通于虏”。[19]如毛文龙欲与皇太极联合行动：金国攻取山海关，他袭取山东登莱。然后各自独霸一方。就皇太极而言，想通过密约争取毛文龙及其所部，故对文龙的主张并未作出积极反应。天聪二年三月，文龙就此事催促皇太极：“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乃北京之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之大事乎？”[20]不久，刘兴祚叛金逃至皮岛，告知文龙，金国与之交往的真实意图是招抚其归顺金国。对此，毛文龙正中下怀，求之不得。他给皇太极信中谈及归附的条件时说：“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21]提出如归金国，其地位要高于此前归附的佟养性、李永芳等，要求皇太极封他为刘豫式傀儡王。[22]正当双方交往频繁，讨价还价之时，金国使者科廓突然被拘，皇太极怀疑毛文龙有诈，遂终止交往。不久，毛文龙竟被袁崇焕斩杀。《清实录》载此事云：“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因遣科廓等同从者四人，赉书答之，往来数次。文龙乃执科廓等，解送燕京。寻宁远巡抚袁崇焕，以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23]因文龙被斩杀，皇太极对其争取工作未能成功。文龙之死，从战略上削弱了对金国的牵制力量。
天聪四年，在攻永平战役中，皇太极成功地争取了一批明官、明将。是年正月，金军攻永平城时，皇太极下令军中：“敌兵不降者杀之，归顺者毋妄杀”。[24]金军攻下永平城，皇太极又派遣济尔哈朗率文臣达海等宣令：“毋杀城中官员，官民俱令剃发”。[25]于是，城内明知县张养初、户部郎中陈此心、革职太仆寺卿陈王廷、兵备道白养粹、户部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游击杨声远、罢职副将孟乔芳、杨文魁等15名文武官员及明官兵400人归降。[26]皇太极遂命白养粹为巡抚，管理永平所属地方。张养初为知府，孟乔芳、杨文魁仍为副将，管辖永平城内归附的明军。[27]皇太极率众贝勒大臣进入永平城，大摆庆功宴，亲自以金卮酌酒敬归顺的明军将士。对其云：“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28]皇太极所言令归附明军将士深为感动。纷纷表示：“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29]皇太极对明永平文武官员的成功争取，产生极好的影响，附近州县的明文武官员皆来归降。如建昌参将马光远率部来降，皇太极赐马光远“貂裘、黑狐帽、玲珑鞓带、玲珑刀、玲珑撒带、貂鞍马”等。[30]光远归降后，为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建言献策，在征明作战中，多建战功。崇德年间，皇太极建八旗汉军，“分汉军为左右翼”，授光远为固山额真，辖汉军右翼。[31]
天聪五年，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又成功争取了“祖家军”。七月，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围困战。大凌河城为明对后金作战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朝为加强锦州防线，重修大小凌河城，并派辽东总兵祖大寿率重兵坚守。
祖大寿，辽东宁远人，初为明宁远参将。[32]天命十年，协助袁崇焕守宁远，击败努尔哈赤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天聪三年，任锦州总兵官，时已60多岁，在明末辽将中是一位资历最深的将军。大凌河守城辽军将领多是祖大寿的兄弟子侄和亲信，号称“祖家军”，有“骑步兵及工役、商贾共三万余人”。[33]这支“祖家军”是明末辽东军事集团中最有战斗力和影响力的军事力量。皇太极深知，如能争取到祖大寿就等于争取到“祖家军”，争取到“祖家军”就等于争取到辽东的辽将。所以，皇太极对祖大寿的争取工作早在大凌河战役前就已开始。天聪三年十一月，皇太极入关围北京，巧施反间计，袁崇焕蒙冤下狱，祖大寿率部东奔，皇太极乘机对其进行争取。[34]攻下永平后，皇太极听说祖大寿族人在永平，便立即派人寻找。果然在永平城外一村庄找到大寿一兄及兄子二人及亲戚数人。皇太极“俱给房屋居住，恩养之”。[35][38]并通过大寿亲属几次致书大寿，希望其归降金国，共谋大业。翌年三月，皇太极又派大寿叔父以镇守永平贝勒阿巴泰的名义致书大寿，书云：
我汗前两次致书于将军，可曾阅乎？如已见之，将军意下如何？其书中之言，若与尔意不附，不妨以所欲言遣人告知于我。恐前书未达，故致此书。将军莫以为我将弃此地而归。天畀之地，岂有弃之而去之理耶？宜熟计之。[36]
由此可见，在此信之前，皇太极至少已两次致书大寿，而大寿都未回音。直至大凌河之战前，皇太极仍通过各种方式致书祖大寿，积极作争取工作。
大凌河之战，皇太极改变以往八旗兵架云梯强攻的战术，采取围城打援的新战术。八旗众将士环大凌河城挖沟，筑成四道壕堑，将大凌河城围得水泄不通。[37]至九月，大凌河外援断绝，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皇太极再次遣人致书祖大寿进行劝降。书曰：
金国汗致书于祖大将军：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耶？即便获胜，岂若与妻孥与家安居之乐乎？屡遣使议和，明朝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视我如鸟兽，竟无一言回报。遂忿而兴师焉。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议和既绝，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亲率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好，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慕将军，因我起自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战争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我曾向银柱言，安得闲暇，劝尔主与我同谋等语。将军若不信，问银柱可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惜哉，士马亡毙殆尽。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38]
此时被困在大凌河的“祖家军”已危在旦夕，但皇太极在信中仍十分诚恳地希望大寿弃明投金，共同合作，“休戚与共，富贵同享”。
至十月，大凌河守城官兵及工役商贾由先前3万人，因战死、饿死，存者止11682人。[39]祖大寿在与部下将领商议后，决定投降。杀死拒降的副将何可刚，遂派副将四员到金军大营商讨归降条件。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并举行盟誓。皇太极保证“祖家军”归降后，“官军人民家口，俱获保全”，祖大寿也保证部下归降后，不叛不逃。[40]当晚，祖大寿亲赴金军御营拜见皇太极。皇太极以抱见礼相见，对其极表尊重之意，然后两人并肩入幄。酒宴上，皇太极捧金巵酌酒敬大寿，并将身着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等物赏给大寿。对大寿言：“出来归我，宜拜天地，以礼相见。因暮夜，不能成礼，且在戎行，携物无多，不能以嘉物相赠也”。大寿十分感激，答曰：“蒙皇上优待若此，夫复何言。我虽至愚，岂木石等耶”。[41]遂定计取锦州之策。
大凌河战役后，皇太极对城内汉人及归附的“祖家军”均予以妥善安置。六年二月，皇太极谕管户部贝勒德格类：“大凌河汉人，可分隶副将下各五十名，参将下各十五名，游击下各十名，尽令移居沈阳，以国中妇女千口分配之。其余令国中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善抚养之”。[42]对大凌河归降的辽将则给予优厚的待遇，按官职赏赐人口、牲畜。如一等副将祖泽洪、张存仁等6人，赏男妇20对，牛12头；二等副将陈邦选、裴国珍等5人赏男妇16对，牛8头；参将刘士英、韩栋等8人赏男妇10对，牛6头；游击刘武元、窦承武等11人，赏男妇8对，牛4头；都司张可范等14人、守备李世魁等57人赏男妇4对，牛2头；署守备、都司顾昌武等56人赏男妇2对，牛1头。以上各官所赐人口、牲畜，俱编入庄屯，给以房地器用诸物。[43]大凌河之战，明辽东主力“祖家军”中除主帅祖大寿本人外，大多数将领都被皇太极所争取。
随后，皇太极又成功争取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辽将。崇祯二年（1629）六月，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其势力迅速瓦解。[44]孔有德、耿仲明都是文龙亲信，文龙死后他们转投登州巡抚孙元化部下，被授予参将。[45]有德、仲明出身辽系，至山东后，受当地军官排挤，心中愤愤不平。崇祯五年，有德奉命率兵赴援大凌河城，师至吴桥（今河北吴桥），因兵饷不济，哗变叛明。遂还军，连陷山东诸县，攻登州城，仲明内应，内外夹攻，城被攻破。[46]后有德称都元帅，仲明为总兵官，攻城略地，一时间山东大乱。[47]有德、仲明叛明，举朝震惊。崇祯帝调集重兵前往围剿。六年初，明总兵祖大弼率兵数万包围登州，双方相持五月有余，终因众寡悬殊，无法突破明军的围攻。有德、仲明决计突围投奔金国。[48]十一月，有德、仲明携带家眷，率万余将士，分乘数百艘战船，从登州突围。在海上漂流数月，于翌年春，驶向旅顺。驻守旅顺明总兵黄龙严阵以待，率水师截击。有德、仲明等被迫退守双岛龙安暂住。[49]时，有德、仲明已派亲信向金国联系投顺。皇太极得报，十分欣喜，立即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赶赴镇江（今辽宁丹东）迎接，并带去2000匹马，供其上岸乘骑。济尔哈朗等率军到镇江时，正遇明宁远、登州、旅顺口明军乘船从海上尾追而来，朝鲜也派军队助明截击。济尔哈朗率军与明军隔江立营，明军与朝军见金兵势盛不能敌，便慌忙退去。仲明与有德部众顺利登陆。[50]
有德、仲明率部众来降，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离开镇江时，皇太极调拨马匹接应。到达辽阳后，皇太极又派人告知有德、仲明等云：“尔等身皆劳顿，宜暂休息，从容来见”。[51]六月，有德、仲明率部抵达沈阳，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德胜门十里迎接。皇太极与诸贝勒率有德、仲明部众先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就坐，讨论接见礼节。皇太极欲以满族最隆重的抱见礼接见。诸贝勒云：“皇上恐不宜抱见，但以礼相待可耳”。皇太极不允，曰：“昔张飞尊上而陵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以恩遇下，岂不善乎。元帅、总兵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当强盛，而纳款输诚，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冲敌，来归于我，功孰大焉。朕意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52]议定后，有德、仲明率各官以次序立，两人先行汉族礼，复至御座前叩头，双手抱皇太极膝。接着与代善及诸贝勒一一抱见。有德、仲明行礼毕，各官上前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太极命有德、仲明坐在御座下。宴会开始，皇太极手捧金卮，向有德、仲明敬酒。结束时，又各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等物。[53]十三日，皇太极正式册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敕印。[54]
同年十月，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遣人与金国约降。尚可喜先世居山西，后迁至辽东海城（今辽宁海城）。以军功升至广鹿岛副将。文龙为袁崇焕斩杀，皮岛副将沈世魁乘机诱岛兵为乱，可喜闻变，率兵入岛平乱，奉黄龙为帅。不久，黄龙战殁，世魁得以任皮岛主帅。崇祯六年，皮岛中诸将受世魁指使，诬告可喜。世魁“即檄调可喜至岛，将加害，可喜不知也”。[55]可喜奉命从广鹿岛出发前往皮岛。时海风大作，部队不得行，而世魁却再三传檄，可喜顿生疑心。派亲信侦得实情后，可喜拊膺叹曰：“吾世家捐躯殉国，娼嫉者反欲挤之死地。大丈夫安能俯首就戮乎？”[56]遂决意投附皇太极。可喜与有德都为毛文龙的部下，彼此交往密切。皇太极对其归附的优礼，对可喜具有感召力。翌年正月，可喜携部下眷属男女老幼3500余人及军器、辎重航海来归。皇太极令“安辑于海城，瞻给糗粮、牲畜”。[57]四月，可喜来朝，皇太极率诸贝勒、满、蒙、汉各官出迎十里外迎接。皇太极命可喜坐于御座左侧，设宴款待，赐可喜蟒衣、帽靴、玄狐裘、雕鞍等物。[58]并授可喜为总兵官，赐敕印。[59][62]至此，毛文龙属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都被皇太极成功争取。
三、皇太极对辽官、辽将成功争取的意义
皇太极即位后，迅速调整努尔哈赤时期对辽人的政策，赢得了辽东地区汉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意义重大而深远。
首先，皇太极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意味着明廷“以辽人守辽土”的防御战略彻底失败。萨尔浒战役后，明朝对后金的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防御的重点是构筑一条坚固的宁锦防线，守住辽西，以拱卫京师。关于辽西防御战略，明廷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是依靠谁防守辽西，恢复失地。王化贞等人主张借助蒙古势力以抗金兵。妄言：朝廷只要“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后金兵—引者）顾忌不敢深入”。[60]孙承宗、袁崇焕等坚决反对，坚持依靠土生土长的辽人辽将守卫家乡故地。[61]这是切实可行的战略防御措施，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金兵，使明廷由被动为主动，收复失去的辽东地区。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发动宁远之战，袁崇焕率辽军将士，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努尔哈赤惨败而归。[62]天聪元年，皇太极即位发动的宁锦战役又以失败而归，明廷取得“宁锦大捷”。[63]金国两次战役的惨败，雄辩地证明，只有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辽人”、“辽将”才是防御金兵的有生力量。然而，明廷自万历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收复失地的孙承宗被阉党高第所取代，敢言战守的袁崇焕遭离间冤死。而皇太极正是从汲取两次战役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金国与明的战争，夺取城池、地土、财富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双方胜负是争取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辽人”、“辽将”。基于以上认识，皇太极积极争取“辽人”、“辽将”，并成功争取祖大寿的“祖家军”、毛文龙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的归降。至松锦决战祖大寿的归降，标志着辽东的“辽人”、“辽将”已被皇太极所争取，而明廷“以辽人守辽土”的防御战略彻底流产。
其次，皇太极对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使金国得以装备火器，组建操纵火器的军种，全面提高了金国的作战能力。金国的军事装备与明朝相比落后。努尔哈赤时代与明作战，军事装备基本是弓箭、刀枪、云梯小车、皮牌等。努尔哈赤之所以能连克明以火器设防的辽东数城，主要是金兵诱引明军出城野战。野战中，金国的骑兵和弓箭发挥了作战优势，而明军的火器却无法发挥作用。另外，攻城前金国多诱使城内明将叛降，以作为内应，从而顺利攻城略地，取得成功。“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明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婴城固守，充分发挥西洋大炮的威力，致使以骑兵、弓箭擅长的金军惨败而归。战后，皇太极汲取两次战役金国缺少火炮攻坚能力的教训，积极寻求先进火器和组建熟练使用火器的军种。天聪五年，皇太极依靠归抚的辽人、辽将终于铸成“红衣大将军炮”。[64]同时，积极组建熟悉使用火器的汉人军团。天聪七年，皇太极将分隶满洲各旗的汉人，每十丁抽出一人披甲入伍，共计1580人，组成一支新的汉人军团（汉军旗），由永平之战归附的汉将马光远统领，[65]为汉军八旗创建之始。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将这一旗汉军分隶左右翼两旗。左翼旗由汉将石廷柱为固山额真，右翼旗由马光远为固山额真，依满洲八旗编审壮丁牛录。[66]至崇德四年，又将这二旗汉军扩为四旗汉军。崇德七年，由于汉人军兵归附日众，又将四旗汉军扩编为八旗汉军。[67]这次任命的八旗汉军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中除原四旗汉军首领外，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将大凌河归顺的“祖家将”扩选进来。其中任固山额真的祖泽润、梅勒章京的祖可法、祖泽洪、祖泽远四人为祖大寿子侄；任梅勒章京的张存仁、裴国珍等是祖大寿部下。[68]前此归顺的，已封王加爵的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的部队也归属汉军建置，“一同行走”。[69]可见，汉军八旗是以归顺的辽兵、辽将为基础组建而成的。这样金国的军队在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汉军八旗。满洲、蒙古八旗擅长骑射、野战，汉军八旗擅长火器，优势互补，全方位提高了金国作战能力，使金国获得军事上的优势，而明朝在辽东军事上优势逐渐丧失。
第三，皇太极成功争取的辽官、辽将，在清入关统一全国、建立地方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清入关征服各地武装力量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孔有德、耿仲明为例。顺治元年（1644），有德、仲明率“天佑军”随多尔衮入山海关征李自成农民军，自成率军败退。[70]顺治二年，有德等随豫亲王多铎追击自成农民军至潼关，自成败走。随后，渡淮河，攻下扬州，下江南。[71]三年，中南地区抗清势力方炽，清廷授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仲明等率所部南下湖广等地征抗清势力。[72]翌年二月，有德、仲明率部抵达湖南长沙，连克衡阳、祁阳，阵斩总兵一员、副将一员，马步兵七千。随后，率军围宝庆城（今湖南邵阳市），克之。[73]八月，攻取武冈，俘获明将刘肇基，湖南底定。[74]五年正月，凯旋回师。叙平湖南功，清廷赐有德、仲明黄金二百两。[75][78]六年五月，顺治帝特授有德、仲明金册、金印，改封有德为定南王，仲明为靖南王。遂命有德、仲明率旧部及新增兵及家眷分赴广西、广东驻防。[76][79]可见，入关之初，清廷对辽将、辽官的依赖程度。这些辽将在征服各地武装力量，征服中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批辽将、辽官在清建立地方政权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永平之战归降的孟乔芳，顺治二年，被清廷授予陕西总督。史载：“乔芳督陕西十年，破灭群盗，降其胁从，前后十七万六千有奇。奖拔诸将，不限资格”，西北大定。[77]大凌河之役归降的张存仁，顺治初年，被任命闽浙总督，继改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任内卓有政绩，屡遇恩诏。《清史稿·孟乔芳传》赞曰：“太宗拔用诸降将，从入关，出领方面，乔芳绩最显，张存仁亚焉。圣祖曾诫汉军官吏，因曰：‘祖宗定鼎初，委任汉军诸官吏，与满洲一体。其间颇有宣猷效力，如乔芳、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78]连康熙帝都称赞皇太极时所降辽官、辽将在清初地方政权建设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采取的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辽东汉人的支持与拥戴，于此同时，皇太极对明辽东辽官、辽将的成功争取，使明朝在辽东军事上优势逐渐丧失，而金国则获得明清战争的主动权，“松锦大捷”金军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从而得以顺利入关，在满清征服，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切不能不归于皇太极对辽人、辽官、辽将争取政策的成功。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期）
[1] 《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
[2]《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九月甲戌。
[3] 《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九月甲戌。
[4]《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
[5] 《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6] 《满文老档》上册，第65页。
[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天命四年六月。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天命四年七月。
[9] 《满文老档》下册，第949页。
[10] 《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月辛巳。
[11] 《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乙酉。
[12] 《清太宗实录》卷21，天聪八年十一月壬申。
[13] 《清太宗实录》卷17，天聪八年正月癸卯。
[14] 《清太宗实录》卷62，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15] 《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四年四月己卯。
[16] 《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二年四月丙辰。
[17] 《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二年四月丙辰。
[18] 《备边司誊录》卷19，仁祖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条载：“都督毛文龙,，遣使通书于奴贼”。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1982年。
[19] 《备边司誊录》卷18，仁祖六年五月十八日。
[20] 《满文老档》下册，第897页。
[21]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都督毛文龙致清太宗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2] 《朝鲜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月甲辰条载：“（特进官李）曙曰: “闻译官张礼忠之言, 毛文龙言: ‘胡贼欲以渠为刘豫。’ 事甚不测。” 上曰: “文龙与禽兽无异。 至如皇帝之尊, 亦无所畏, 不可以礼责之也。”
[23] 《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二年四月丙辰。
[24]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正月甲申。
[25]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正月甲申。
[26]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正月甲申、戊子。
[27]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正月戊子。
[28] 《清史稿》卷237，《孟乔芳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476页。
[29]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正月丙戌。
[30]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正月丙申。
[31] 《清史列传》卷79，《马光远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6524页。
[32] 《八旗通志》初集卷175，《祖大寿传》，第4242页。
[33] 《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辛未。
[34] 《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戊申。
[35] 《八旗通志》初集卷175，《祖大寿传》，第4242页。
[36] 《满文老档》下册，第1013页,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三月戊申条与《满文老档》记载大致同。
[37] 《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戊申。
[38] 《满文老档》下册，第1150页。此书信《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己丑条也有记载，所载内容为后来史臣加工润色，比较两书内容，《满文老档》所载更接近事实。
[39] 《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辛未。
[40] 《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戊辰。
[41] 《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戊辰。
[42] 《清太宗实录》卷11，天聪六年二月丁酉。
[43]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62页。
[44] 《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二年四月丙辰。
[45] 《八旗通志》初集卷175，《耿仲明传》，第4236页。
[46] 文秉：《烈皇小识》卷3，神州国光书店1952年；《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五月壬子。
[47]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五月壬子。
[48]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五月壬子；《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收抚孔耿办法奏》，第49页，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49]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五月壬子。
[50]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五月壬子。
[51]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五月壬子。
[52]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六月癸亥。
[53]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六月癸亥。
[54]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六月癸酉；昭槤：《啸亭杂录》卷1，“收孔耿二王”，第3页，中华书局1980年。
[55]《八旗通志》初集卷183，《尚可喜传》，第4363页。
[56]《八旗通志》初集卷183，《尚可喜传》，第4363页。
[57]《清史列传》卷78，《尚可喜传》，第6438页，中华书局1987年。
[58]《清太宗实录》卷18，天聪八年四月乙丑。
[59]《清太宗实录》卷18，天聪八年四月丁丑。
[60] 《明史》卷259，《熊廷弼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695页。
[61]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第6713页。
[6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0，天命十一年二月壬午。
[63] 《清太宗实录》卷3，天聪元年六月己亥。
[64] 《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65]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七月辛卯。
[66] 《清太宗实录》卷37，崇德二年七月乙未。
[67] 《清太宗实录》卷61，崇德七年六月甲辰。
[68] 《清太宗实录》卷61，崇德七年六月甲辰。
[69] 《清太宗实录》卷62，崇德七年八月甲子。
[70] 《八旗通志》初集卷175，《耿仲明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3，《靖南王墓表》，收《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1] 《八旗通志》初集卷175，《耿仲明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3，《靖南王墓表》。
[72] 《清世祖实录》卷27，顺治三年八月戊子，中华书局1985年。
[73] 《清世祖实录》卷35，顺治四年十二月丙戌。
[74]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3，《靖南王墓表》。
[75] 《清世祖实录》卷36，顺治五年正月丙午。
[76] 《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五月丁丑；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3，《靖南王墓表》。
[77] 《清史稿》卷237，《孟乔芳传》，第9479—9480页。
[78] 《清史稿》卷237，《孟乔芳传》，第9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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