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关系研究》

内容：

　　《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在清代268年历史中，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关系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王朝的兴衰，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满汉关系研究》是学术界有关清代满汉关系的第一部学术论集，内容围绕不同时期满汉关系或满汉关系的不同侧面（如军事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展开，既有对历史事件、现象、制度、人物的考察，也有对满文文本（档案、碑文、日记、辞书、子弟书）的解读，以及对基本概念（如满族、满洲、旗人、汉军、汉人、领域性）或旗人意识、多元认同等问题的探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的出版，不仅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是一个推动，对清史、近代史、满族史、民族关系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目录

一　清初满汉关系

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女真考……………………………………………………杨海英／3

清太祖时期女真与汉人之关系………………………………………………………赵志强／20

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

——关于满汉两种仪式的共处情况…………………………………〔日〕楠木贤道／32

清入关前汉人官僚对其政治的影响………………………………………〔日〕谷井阳子／41

清初期对汉军旗人“满洲化”方策………………………………………〔日〕杉山清彦／58

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问题再考察……………………………………………………朱昌荣／72

二　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

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日〕细谷良夫 著　张永江 译／91

清代台湾绿营中的旗籍总兵官………………………………………………（台）许雪姬／106

清代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杜家骥／123

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台）赖惠敏／144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刘小萌／168

北京“回子营”的250年史 ………………………………………………〔日〕小沼孝博／199

清代的旗、民关系：以江宁驻防为例………………………………………（台）许富翔／213

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定宜庄　邱源媛／239

升允考论………………………………………………………………………………张永江／254

“旗人也, 汉人也”：满洲人升寅(1762～1834)与其

青年时期的生活经验……………………………………………………〔法〕陆　康／266

八旗汉军“勋旧”佐领考

——雍正朝“佐领三分法”与“勋旧”名称………………………〔日〕绵贯哲郎／274

三　边疆治理与满汉关系

清代东北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日〕柳泽明／289

论雍正时期盛京地区的边境统治政策………………………………………〔韩〕金宣旼／303

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美〕邵　丹／320

日本公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土地经营

——从中国史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日本社会…………………………〔日〕江夏由树／348

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华　立／366

四　晚清满汉关系

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韩〕李平秀／383

道光、咸丰朝的粤海关与关监督……………………………………………………任智勇／397

关于太平天囯的“反满”问题………………………………………………………姜　涛／407

满汉关系下嘉道年间淮北的捻党活动及政府的应对………………………………顾建娣／418

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马忠文／438

袁世凯集团与满洲亲贵之间的冲突和调适马平安／448

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

——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李细珠／467

辛亥时期思想界关于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

——以《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为中心…………………………………崔志海／492

清末“反满”革命思潮下的史学……………………………………………………刘俐娜／507

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贾艳丽／519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清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的关系

——以《清室优待条件》为中心…………………………………〔日〕阿部由美子／535

五　档案与文献

关于八旗值月档……………………………………………………………〔日〕加藤直人／559

关于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镶红旗满洲衙门档案…〔日〕中见立夫／570

从满文档案看满汉关系——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为例……………………………张　莉／582

满洲汉化：台湾乾隆御碑研究………………………………………………（台）甘德星／603

《闲窗录梦》作者身份考…………………………………………………赵令志　关　康／613

试论清朝满、汉文档案在有关记载上的特征及其规范

——以有关乾隆时期清朝官员与藏传佛教

大活佛的会见礼仪档案为例……………………………………〔日〕村上信明／626

从“子弟书”看嘉道时期满汉文化关系……………………………………………邱志红／638

清代满蒙辞书“序”研究……………………………………………………………关笑晶／653

英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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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刘小萌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过众多少数民族，其中建立起中央王朝并形成广袤疆域的唯有元蒙古和清满族，而无论从享国之日久，对中国影响之深巨来讲，后者又超过了前者。1644年清朝定鼎中原后，一方面，满族人在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长期享有种种特权，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又不能不与汉等民族陶融，由此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内忧外患的加剧，满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11年武昌首义，革命党人高扬的仍是民族革命的旗帜，终至清帝逊位，民国肇建，始有“五族共和”的口号。足见在清朝长达268年的时间里，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关系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王朝的兴衰，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清代满汉关系，还仅限于对某些历史片段或具体专题的考察，尚缺乏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再者，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清前期，对清代中叶尤其近代以来的满汉关系，研究明显滞后。究其原因：长期以来，清史作为一段完整的历史，却被人为地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部分。尽管这种划分有其一定理由，但由此造成的前后研究各有侧重，互不衔接，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基于上述情况，2005年由笔者主持，将“晚清满汉关系研究”作为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的一项集体课题，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希望从理清晚清满汉关系的基本线索入手，对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和背景提供一些新的思路。2010年8月28～29日，课题即将结项，为推动该项研究，本研究室又在北京主办了“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学者共同襄助下，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概括本次研讨会的特点，一是会议的创新性，以“清代满汉关系”为主题，在海内外学界尚属首次。二是会议的国际性，与会者包括来自日本、美国、法国、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40余位学者，其中海外来宾占半数以上。三是会议的包容性，将清代满汉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历史现象加以探讨，超出了传统清史、近代史研究的此疆彼界，尤其对晚清满汉关系的考察，有助于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四是会议的实证性，与会学者国籍不同，学术背景、研究方法、角度、观点各异，水准亦有参差，但提交的论文大量利用满汉档案、官私文书、谱牒碑拓、契约等第一手资料。许多论文考证缜密，以实证研究见长，观点上也富于启迪。

    研讨会一共收到论文41篇，内容基本围绕不同时期满汉关系或满汉关系的不同侧面（如军事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展开，既有对历史事件、现象、制度、人物的考察，也有对满文文本（档案、碑文、日记、辞书、子弟书）的研究，还有对一些基本概念（如满族、满洲、旗人、汉军、汉人、领域性）或旗人意识、多元认同等问题的探讨。会议结束后，复经作者对论文作了认真修订，现结集出版，以飨读者。为便于阅读，兹将本书论文归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清初满汉关系

    明末清初的历史中，明朝、朝鲜和女真（后金、清朝）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之一，它们之间角色轻重的变换，直接影响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杨海英《南兵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女真考》一文，对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游击胡大受敕谕建州“王子”努尔哈赤（后之清太祖）遵守国法、不许攻打朝鲜一事，作了新的解读。认为由于明廷的颟顸，导致胡大受的努力付诸东流，加剧了女真与明朝的对立。而该事件，或可视为“一种来自下层的、带民间色彩、和平解决民族争端的新模式”。

    赵志强《清太祖时期女真与汉人之关系》依据《旧满洲档》等史料，对清太祖时期女真与汉人关系由和平相处到转向对立、冲突的过程与背景，作了多角度的分析；认为女真人在军事、政治上与汉人发生严重冲突的同时，并未放缓吸取汉文化的步伐，并从语言、教育、制度、文艺、饮食起居、宗教六个方面作了论证,指出所谓“清承明制”，实肇始于清太祖时期。

    楠木贤道《清太宗皇太极的太庙仪式和堂子——关于满汉两种仪式的共处情况》，利用满文《内国史院档》，考察皇太极从中华王朝（中华世界的皇帝）导入的两项礼仪：祭天仪式、祖先祭祀；复对太庙贡品的种类、数量、时间以及供奉者身份作了说明。认为皇太极在导入中华王朝礼仪的同时，并未摒弃满族传统仪式，两者的关系是独立并存而非彼此融合。

    谷井阳子《清入关前汉人官僚对其政治的影响》包括三部分内容：一、努尔哈赤时代汉官的作用；二、皇太极对汉官的方针；三、汉官对入关前政治的影响。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汉官，地位普遍较低，只是为统治汉人而被动地加以利用，努尔哈赤对其忠诚度始终心存疑虑。到皇太极时期，汉官地位有所上升，但其建策只是被有选择地加以采纳。总体来看，汉官对清朝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确实作出了不少贡献，其对政治的影响不可估计过低。

    杉山清彦《清初期对汉军旗人“满洲化”方策》指出，清代的满汉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旗人与汉地民人的关系，另一种是八旗内的满汉关系；后者又可分为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的关系以及满族与汉族的关系。其中汉军旗人因兼有汉人与旗人的双重身份尤其值得研究。作者以八个有代表性的汉军家族为对象，就其归附、入旗、任官等情况分别加以考察；并从编佐领（授世职）、入侍内廷、被赐满名、与满人通婚、兼通满汉诸方面，揭示其“满洲化”的进程。

    朱昌荣《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问题再考察》认为，从努尔哈赤时期起，满人政权已开始“儒学化”过程，到皇太极时期进一步发展。同时，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诸多传统。由于其儒学化尚未达到与中原汉族政权完全接轨的层次，以致在入关初期，“文化的冲突与对立”在较长时间里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第二类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

    清代以八旗制度管理旗人，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旗人的核心是满人，民人的主体是汉人。这就决定了学界在研究清代满汉关系时，离不开对八旗制度的考察。

    细谷良夫《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指出，早在乾隆朝《满汉名臣传·满名臣传》中，已包括汉军旗人，说明当时已存在汉军旗人被列入“满人”的现象。作者对“三藩”之一尚可喜一族编入汉军、旗籍转换以及家族婚姻关系详加考证，指出仅就尚可喜子女情况而言，不能认为他与有实力的满、蒙、汉军旗人之间缔结过婚姻关系，也没有通过与旗人结亲力图强化藩王势力的迹象，而是通过与尚藩藩下实力派人物缔结婚姻以强化藩王权力。

    以往学界研究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主要着眼于中原内地。许雪姬《清代台湾绿营中的旗籍总兵官》一文，将考察视野扩大到台湾。作者阐释了台湾总兵的职务与特质，重点考察旗籍总兵在台任职状况及其扮演的角色。指出，在清代台湾101任总兵中，旗籍有20任（18位），占20.7%。其任职时间，主要在林爽文事件爆发后，且以满洲旗籍为多。旗籍总兵为清帝所信任，其在任期间，远在大陆的福建督、抚不必来台巡阅，足见旗籍总兵在台湾的重要性。

    清朝在军事上有两大支柱——八旗和绿营，其内部由不同民族按照一定规制编组。清制，旗人可任职于绿营，反之，民人（汉人）则不得任职于旗营。这是满族统治者通过旗人掌控汉人绿营的重要手段。杜家骥《清代八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对清代选官制度中最为复杂的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旗人出任绿营官，始于顺治元年（1644年），并很快形成制度。前期主要担任高、中级官职。雍、乾以后，在北方沿边关隘出任绿营官的旗人明显增多。这种对旗人的任用，随着满汉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清代旗人与民人各有户籍，畛域分明。赖惠敏《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利用档案中大量判例，重点考察旗人入民籍与民人入旗籍两种现象。指出清律对“冒籍”的处理，涉及旗人之间过继、汉人过继旗人当差、汉人过继旗人为嗣、随母改嫁几种情况。清律对“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有销除旗籍的规定，其惩处对象包括犯有忤逆、佣工、卖身、窃盗、卖艺、和奸、窝娼窝赌、行使假票假银、诓骗欺诈、扛讼诬告乃至登台唱戏的旗人。他们被销除旗籍后均转入民籍。进而认为，清朝对旗民户籍的管制并不严格。

    清朝实行旗民分治的统治方式，京师是旗人最大聚居地，也是旗民两元体制的集中体现。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重点利用商业契书，以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指出清朝定鼎京城之初，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嘉道以降，以编查什家户、推行铺保、实施户口调查三项制度的确立为标志，表明清廷完全接受了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认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并促进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小沼孝博《北京“回子营”的250年史》，结合史料与田野调查，考察京城内突厥系穆斯林（今天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回子营——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探讨了“回子”（或“回人”）的来源、住地、职业以及回子佐领与八旗制度的关系。论文有助于加深对八旗制度下满汉以外其他族人的了解，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清代旗民关系加以诠释。

    清朝为有效统治全国，在各直省与边疆冲要之地设置八旗驻防。其中江宁（南京）驻防位于长江线与运河线衔接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许富翔《清代的旗、民关系：以江宁驻防为例》，考察江宁（今南京）驻防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演变。认为清初在江宁实施的旗民分治措施较为彻底，旗民冲突较少。乾隆中期以后，旗民关系趋于和谐，旗俗与汉俗相互陶融。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以“驱除鞑虏”为号召，导致旗民关系的急剧对立。最终，江宁满城在一场大爆炸中归于毁灭。

    定宜庄、邱源媛《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对介乎旗、民与满、汉之间的特殊群体“随旗人”进行考察。认为在清代畿辅庄园壮丁中存在着大批“随旗人”，其独特的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社会身份以及价值观念，既不同于传统汉族农民，也与普通旗人相异，是研究清代旗民关系与满汉关系时应予关注的一个对象。

    张永江《升允考论》，对清末政坛重要人物、蒙古旗人升允的政治态度、立场进行解读。首先考证升允的出身、旗籍、政绩，其次探讨其多元认同问题。指出升允作为一个被满人征服的蒙古人后裔，却成为坚定维护征服民族的清廷的孤臣，这与许多汉人从清初舍命反抗“剃发令”，而到清亡却不肯剪辫子如出一辙，其实都是基于心底的文化认同。但构成升允多元认同基础的，除了文化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地域的认同，归根结底还是对国家（清帝国）的政治认同。

    陆康《“旗人也,汉人也”：满洲人升寅(1762～1834)与其青年时期的生活经验》，依据家谱史料，对历仕三朝（乾嘉道）的满洲重臣升寅的家世、成长环境、科举仕途进行考察。指出升寅虽具有“天然的”满人和旗人身份，其成长却是在主流文化——汉文化的塑造下完成。因此，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渐进性的满汉文化与身份合成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升寅的认同并不完全符合传统上对“满洲人”、“旗人”或者“汉人”的定义，实际上是以上三种认同的融合体。

    绵贯哲郎《八旗汉军“勋旧”佐领考——雍正朝“佐领三分法”与“勋旧”名称》，利用满文档案，对八旗汉军中的“勋旧佐领”和“佐领三分法”进行研究，认为“勋旧”一称是“从龙入关”的同义词，而“佐领三分法”的雏形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之前已经出现。

    第三类边疆治理与满汉关系

    一些学者立足于清代边疆地区的特点，就当地满汉关系进行探讨。其中东北地区作为清朝“发祥”之地，以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边疆管理方式而引起学者的关注。柳泽明《清代东北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就清前期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构成、汉人与其他族人的相互关系详加考察。认为满洲与汉军之间有明显的接近趋势，满洲人既能汉语，汉军人又学会满语，婚俗、祭祀等方面也多有共同之处。达呼尔等族人却没有全面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仍基本上保留固有语言和习俗。不过，到19世纪初，汉语在当地的通用范围已比满语更广泛。

    金宣旼《论雍正时期盛京地区的边境统治政策》，以雍正年间中朝边界发生的郭连进越界事件为焦点，对清朝的边境统治政策进行分析。认为清朝对朝鲜的政策与盛京地区的统治管理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说山海关和盛京柳条边是象征满汉分离的界线，鸭绿江和图们江则是划分天朝和番邦的界线。在雍正帝眼中，翻越满汉的界线并没有翻越天朝与番邦的界线严重。说明与民族分离原则相比，清帝更为重视对番邦的威信。

    “民族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清史、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包括满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本书所收论文中，有多篇涉及这一问题。其中邵丹《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一文，从满族的角度探讨了边疆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族群领域性（territoriality）的再定义与其身份（identity）的重塑是如何互动关联的。作者首先就族群领域性、身份、民族、族界等概念作了界定；指出东北地区旗民关系（满汉关系）与中原内地存在的诸多差异；分析清末民初满族故土认知的变化与其对族（国）的多元再定义过程。认为清帝国在东北地区留下的复杂历史遗产，既影响到“反满”革命者对满洲或旗人在中国地位的看法，也影响到辛亥革命前后当地的变局。

    江夏由树《日本公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土地经营——从中国史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日本社会》，研究民国初年日本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在中国东北的经营，以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应。认为东亚劝业株式会社以在中国东北进行农场经营为目的；其土地主要来自原清朝皇室家产的“皇产”以及蒙古王公所有地的“蒙地”；土地权利归属问题未获完全解决，始终是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土地经营中的一大障碍。

    伊犁将军在清代八旗驻防体制中设立最晚而领兵最多、辖境最广、权责独重。华立《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对乾嘉道咸时期伊犁将军的职权、政区划分进行考察，论述了东路乌鲁木齐都统辖下州县制与北路伊犁将军直辖理事同知（后改抚民同知）两种理民体制的形成过程与背景。认为，无论是东路还是北路，官员的配置均遵循满汉混合、满正汉副的原则。管理上则以军府为主，督抚为辅。从而体现了清廷在治理西陲新疆上的“因地制宜”。

    第四类晚清满汉关系

    满汉关系是晚清史中一条重要线索。一方面，民间满汉关系日趋缓和，文化上也相互陶融；另一方面，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则贯穿着满汉政治、军事势力的消长，矛盾与斗争。晚清时期的满洲贵族，依旧是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力量，并在中央和地方的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对晚清史中的这一线索，尚缺乏应有关注。这也是本书把晚清满汉关系史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天地会是清代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一个民间秘密社团。其自乾隆年间兴起，一直持续到清末，对它的研究为了解清代满汉矛盾与斗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李平秀《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从天地会的起源传说入手，考察入会仪式、组织特点，认为天地会的目的尽管并不局限于“反清复明”，但发生大的反乱时，一定会用这一政治口号吸引下层民众，说明社会中存在着反对清朝和反对满洲的观念。后来的革命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并在辛亥革命时期将天地会引向革命阵营。

    道咸两朝，清政府进入内外交困时期，此时的海关因掌握巨大财源和对外交涉的特权，地位愈显重要。任智勇《道光、咸丰朝的粤海关与关监督》依据关税档案，对粤海关监督的出身和任期、粤海关税银去向诸问题加以考证。指出粤海关监督一职多由内务府旗人担任；在忠诚与能力之间，满洲统治者显然更倾向于忠诚。这与其说是执拗于满汉之分，不如说是更在意将粤海关的巨额收入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长期以来，“太平天国”是晚清史中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对其中的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是被妖魔化的满人与太平军之间的关系却少有探讨。姜涛《关于太平天囯的“反满”问题》，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后期对满政策的转变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决策者对旗人（满人）的屠杀，是出于对“非我族类”的仇恨，但此举未能得到汉人的一致拥护。该项政策在攻占南京后已有所改变。忠王李秀成不仅注意招降清方官吏中的汉员，且能理性对待旗员旗兵。但当时太平天国已实力大衰，难以给政策调整留下较大空间。

    顾建娣《满汉关系下嘉道年间淮北的捻党活动及政府的应对》，指出嘉道年间淮北的捻党活动，多以攫取财物为目的，没有明显的反满意愿；清政府对其镇压也没有满人镇压汉人反抗的性质，完全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参与镇压的官员有满员也有汉官，且后者的贡献更大。表明经过百多年的磨合，统治集团中满汉畛域之见已很淡薄。

    马忠文《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认为戊戌年（1898年）四月翁同龢被开缺，虽与刚毅、荣禄等满洲权贵难脱干系，但全面考量，不可简单视为满汉矛盾的产物。此后直到庚子年间整个清廷中枢的权力斗争过程，满汉对立在其中都不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慈禧当政期间，极力笼络地方汉族督抚实力派，与满洲贵族共坐天下。在慈禧死后的摄政王载沣时代，一味专权，这种政治平衡关系才被打破。

    马平安《袁世凯集团与满洲亲贵之间的冲突和调适》，以汉人官僚袁世凯集团和慈禧、荣禄为首的满洲亲贵为研究对象，认为在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建立责任内阁、辛亥革命等时期，二者围绕着中央军政大权既有联合又有斗争。这种矛盾关系的形成与最终破裂，是满汉势力消长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末政局的走向。

    李细珠《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探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慈禧太后化除满汉畛域懿旨出台的背景，官绅奏议讨论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以及清廷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为观察清末满汉关系演变与清王朝覆灭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角度。认为在预备立宪时期，清廷试图化除满汉畛域，对满汉政策作出新调整，但因种种因素制约，并没切实施行，也未收到预期效果，致使难逃覆亡的命运。

    崔志海《辛亥时期思想界关于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以〈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为中心》，就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围绕满汉关系展开的论战，做了分析。指出革命派、立宪派在观点上各有正确和谬误：革命派揭露满族统治者实行种族压迫政策，认为种族问题与晚清政治改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符合历史事实，但其夸大满汉畛域，将满人排除在中国人之外，又是错误的。就梁启超一边来说，他否认满汉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否认中国存在种族问题，有悖于事实。但他坚持满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则是正确的。

    刘俐娜《清末“反满”革命思潮下的史学》，研究在政治革命下的“反满”思潮如何影响到新史学的发展，并借助史学的社会功能鼓动民众。指出新史学关注如何成为“反满”革命的学术载体，为“反满”革命“辨种族、尊皇帝”追本溯源。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史学家，对强化社会上的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汉关系，以往研究多侧重革命派的民族思想和主张，对满人的反应和遭遇鲜有涉及。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关系》，将视角对准这一鼎革时期的满人群体，考察满人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带给满人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以“排满”为号召，但参加或同情革命的满人仍大有人在，对此应予关注。

    阿部由美子《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清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的关系——以〈清室优待条件〉为中心》，通过对《优待条例》的考察，剖析辛亥革命时期满族皇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的关系。认为在1924年之前，民国政府认真履行了《优待条例》，这是由于它认为自身是清朝政权的延续。此后的民国政府却废除了《优待条例》，致使清室与民国政府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并成为“满洲国”建国的原因之一。作者还提出，“辛亥革命”是和平的政权转交，清朝并非武力所推翻；“五族共和”并非革命派提出的口号，而源于立宪派为对抗革命派的“排满主义”而提出的“五族不可分主义”。

    第五类满文文献研究

    满文档案是清代官员使用满文缮写的各种公务文书的总称，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档案就有二百余万件（册）。满文档案既真实可靠，又可补汉文档案与官文书之缺失，是研究清朝政治、军事、边疆、民族事务的原始资料。此外，满文碑文、辞书、日记、语录等文献存世者不少，均有其独到的价值。加强对满文文献的整理挖掘，早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本书所收论文，除注重利用满文文献从事专题研究外，在文本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加藤直人《关于八旗值月档》，研究清初记录皇帝每日言行的“八旗值月档”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与早期《实录》体史书的关系。认为“值月档”为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两旗轮番当值的记录簿，该项制度至迟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已存在。记录内容包括有汗的起居言行为主的后金内部的各类日常事务。作为后来编纂《实录》的基础资料，与《太祖太后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等史书有着密切关联。

    中见立夫《关于日本东洋文库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镶红旗满洲衙门档案》，对东洋文库藏镶红旗满洲档的由来、数量、内容、特点，在长期调查基础上加以高度概括，并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八旗都统衙门档内相关档案的构成、来源详加探考，以期就两者的关系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作者还指出，通过对民国时期镶红旗档的研究，可以解析“旗人”向“市民”转变的过程。

    张莉《从满文档案看满汉关系——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为例》，利用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探讨满汉关系问题。满文寄信档是军机处满屋笔帖式等官员抄录的皇帝寄信谕旨的档簿，始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止于同治八年（1869年）。作者首先研究清字（满文）档案使用定制、清字档案形成；通过满文寄信档中的大量实例，进而说明：清中叶以后，各地满洲人，不论是上层大员，还是下层兵丁，因受到汉人语言文化的影响，其自身母语，均出现迅速退化的现象。

    甘德星《满洲汉化：台湾乾隆御碑研究》，对现存台湾台南、嘉义的乾隆御制满汉文碑进行研究。认为碑文系乾隆亲撰，而非大臣代笔。并从史事记载、满文文法错误、满文错字三个方面，考订碑文先有汉文，后译满文。说明乾隆帝本人以及乾隆时期满人的汉化程度已深。

    赵令志、关康《〈闲窗录梦〉作者身份考》，对日本大阪大学收藏满文日记《闲窗录梦》的作者详加考证，认为作者非大学士、蒙古旗人松筠，而是王府旗人穆齐贤。日记生动真实地记录了道光初年京师旗人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计、教育、科举、礼仪、风俗、宗教、婚姻、家居、语言、文化、交友、民族等方面内容，堪称了解清代旗人社会与满汉关系的珍稀史料，对了解清中期民间满语文的实态，也具有“活化石”的价值。

村上信明《试论清朝满、汉文档案在有关记载上的特征及其规范——以有关乾隆时期清朝官员与藏传佛教大活佛的会见礼仪档案为例》，通过对乾隆年间清朝官员会见西藏大活佛的满、汉文档案的比对，找出其在记载上的差异。认为满文作为清朝“最安全的语言”，其记载的可信程度虽比汉文档案高，但作为官方文书，仍有歪曲和夸张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皇室受到儒家礼教濡染的程度。

    “子弟书”是清代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与八旗子弟关系密切。邱志红《从“子弟书”看嘉道时期满汉文化关系》，以“子弟书”的文本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子弟书”创作主体、语言形式、表现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探讨了嘉庆、道光时期满汉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大量民族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是清代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辞书，对研究清代满汉关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关笑晶《清代满蒙辞书“序”研究》，以40部满蒙文辞书之“序”为研究对象，对编纂者身份、编纂目的加以考察。指出编纂者的主体是旗人，他们在“序”中表露出强烈的旗人意识和使用“国语（满语）”的优越感，同时也很重视汉文化的教化功能。

    以上是对各篇要点的概括，虽未必准确，却足以彰显本书内容的丰富。本书的出版，对清代满汉关系的研究，以及清史、近代史、满族史、民族关系史等相关研究，将是一个拓展与推动。对促进中外学人的对话与交流，也有积极意义。当然，随着旧问题的解决，又会衍生出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不断深入的探索过程，也正是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