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19时10分许，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旅客出站口发生一起自杀性爆炸袭击事件。官方描述，暴徒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接人处持刀砍杀群众，同时引爆爆炸装置，造成3人死亡，其中1名系无辜路人，2名犯罪嫌疑人当场被炸死，79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暂无生命危险）。
此次爆炸案发生在习近平主席在新疆巡视期间，显然是对习这一行程的直接挑战，事发后，习近平紧急返京。
官方公布的习近平的指示称，“必须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昨天（5月1日）官方宣布的调查结果，这是一起与“宗教极端思想”有关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作案人是色地尔丁·沙吾提（男，39岁，阿克苏沙雅县人）等两人。
官方通稿描述此人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参与宗教极端活动，但并未提及此案是否有同党在逃。
事实上，包括“七五事件”在内的新疆政治暴力事件，往往都有极端宗教圣战背景，因此，新疆广泛存在的民间经文学校在南疆暴力激进化中的作用，引起了许多关注新疆问题的学者和媒体的关注。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长李晓霞教授的《新疆地下讲经的前世今生》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所谓非法教经现象，又称为私办经文班（点）、地下经文学校等，指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开办的以传授宗教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讲经班（点）。在新疆，非法教经现象主要发生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教民中。
在伊斯兰世界里，《古兰经》（阿拉伯语，意为“诵读”）被穆斯林认为是真主安拉的语言，要经常诵读，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和离世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古兰经》经文，而且只有诵读阿拉伯文本的《古兰经》才有意义。
对于非阿拉伯语系的穆斯林，学习诵读阿拉伯语经文，是其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经文学校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垄断穆斯林的文化教育。
经文学校分三等，高级学校（大学）设在喀什、莎车等地大寺院内，专门培养上层宗教人士；中级学校设在较大的县镇寺院里，为成年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的场所；初级学校遍及乡村，入学者基本为少年儿童。学习内容包括宗教仪式、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哲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根据李永峰的文章，《新疆民间经文学校初步观察》，目前，新疆目前官方认可的高级经文学校只有一所，就是设在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而中级经文学校只有五所，分别设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州、伊犁霍城县。
至于初级经文学校，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所以，目前散布在各地乡村的经文学校，理论上可以说都属“非法”，都是地下讲经点。中立一点，或许可以称之为“民间经文学校”。
民间经文学校和国民教育的双轨在新疆一直存在，从满清到民国几任治疆督军，甚至到文革前都是如此，70年代末，中共消灭宗教的政策开始改变，特别是1982年中共中央下发19号文件，新疆的宗教活动由分散、秘密的活动逐步转向集中、公开的活动，私办经文点的大量出现，并成为冲突的集中表现点。
此外，李晓霞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瓦哈比派”在新疆一些地方迅速传播，是造成私办经文班（点）迅速增长、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新疆穆斯林绝大多数属逊尼派(也称正统派)，其中的瓦哈比派是传入新疆较早的一个教派。此后，随着到麦加朝觐人数增多，从沙特等传入的名为“瓦哈比派”的观点得到迅速传播，发展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私办经文班（点）方式培养信徒（塔里甫）。
根据李晓霞的研究，最为典型的是时任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上世纪50年代因参加“东突党”活动，被判20年徒刑，1977年刑满释放。
从1987年开始，阿大办地下经文学校，全疆各地追随阿学经的塔里甫约有800余名，号称“八百弟子”。
1989年，新疆武警强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的经文学校，但他的弟子们已将他的思想散布到了新疆各地，许多人成为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骨干分子。
1990年巴仁乡武装暴乱的许多骨干分子是叶城县经文学校培养，一直到今天，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疆独成员，大多都受过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不力克木•买合苏力是新疆当前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此后，新疆当地政府的政策趋于严厉，开始由“疏导解散”变为“查禁取缔”。私人开办经文学校(班)遭全面解散，各地官方建经文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爱国”宗教人士。
1996年，中共中央7号文件把非法宗教活动列为影响新疆稳定的最主要的危险之一，1997年后自治区政府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实行集中整治，但非法宗教活动，包括私办经文班（点）屡禁不止。
目前的现状是，新疆地下经文学校并未偃旗息鼓，较新的数据是，2011年全疆查获的非法教经点数量仍呈上升态势，女性教经者增多，在校生学经者增多，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相结合滋生的暴力恐怖团伙犯罪突出。
随着查处力度的加大，在新疆区域范围内私办经文班（点）的空间缩小，地下讲经日趋隐蔽和分散，有的是以走亲访友为名在家中进行，因此实际被发现被查处的地下经文班（点）只是非法教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李永峰认为，瓦哈比派（Wahhabism）因为主张“回到《古兰经》中去”，注重个人对经典的领悟而非学者的解释，门槛很低，容易接受，而且来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更增加了亲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亚立足。
当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兰经文学校，莫过于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所领导的阿富汗难民营伊斯兰学校，也就是阿富汗“塔利班”，奥马尔的经文学校最初也是只有800余名学生。
中共特克斯县委宣传部所做的“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教育宣讲”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将“本土化的瓦哈比”当成了意识形态的头号大敌。
官方描述，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响之下，“年轻妇女蒙面、穿黑长袍和青年男子留大胡须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强调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礼仪的现象增多，电子通讯工具中的宗教内容增多，要求朝觐的人员增多，学经人员增多，清真寺等建筑‘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不清真’来约束人们行为的现象增多”。
李永峰认为，地下讲经点是否会成为对抗政府的中心，取决于何种宗教思想主导经文学校的方向。对于政府来说，完全取缔地下讲经点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讲经点被极端宗教思想所主导，则应是工作的重点。
李晓霞建议，鉴于非法宗教活动中很多是普通信教群众以非法的方式满足个人的信仰需求，管理者对此进行处置时，“应更包容更规范，避免因扩大打击面而使信教群众站到政府的对立面”。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晏琼英则认为，从现实来看，同样是伊斯兰教，内地清真寺的各种学习班事实的存在着并成为清真寺服务穆斯林群众的主要职能之一；并且，上世纪80年代起存在的地下讲经点有些已经发展成相当规模的语言学校甚至成为当地教育局监管的民办中专。
晏琼英建议，到了该转变思想的时候了：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宗教发展的规律，尊重信教者的宗教情感和需求，消除“宗教是个问题”这一观念对管理者的潜意识影响，管理人性化，建立政府和民众的互信，这大概才是赢得信教群众、抵制宗教极端势力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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