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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乾隆二十一年（1755 年） 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 1759 年又彻底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从康熙朝开始的统一战争,历时数十年，终于完成了统一新疆。为巩固新疆边防，清朝开始向新疆大批调遣兵力。清朝在新疆的驻军政策特别慎重，严格遵循“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1］的原则。旗兵即八旗兵，以满族为主，这是清朝控驭全国的支柱力量。
乾隆二十五年（1759 年） 清军开始在新疆设兵驻守。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率满洲、索伦骑兵五百人，绿旗兵百人，筑城屯垦，为新疆设兵驻防之始。据阿桂向乾隆报告， 当时伊犁只有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八百人。那时乌鲁木齐、巴里坤虽有屯田绿旗兵近万人， 主要任务是生产粮食，为清政府调兵布防准备物质基础。二十七年 （1762 年） 以后军粮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乾隆帝开始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防。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十二月，清政府谕令：“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故将西安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兵丁，派出数千名，分地驻防。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凉、庄既非边徼，……现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拿眷迁移，较为省便。至内地之京口、杭州等处，亦不必多驻官兵”。“拣选索伦、察哈尔余丁，派往伊犁”。“凉州、庄浪旧驻满蒙兵三千二百名， 现在无须防守， 应遵旨令其携眷移驻伊犁。”“自明年为始，分为三起，按年起程”。［2］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至三十九年（1774 年）先后自凉州、庄浪、西安、 热河五处调取满洲八旗一万一干五百名移驻于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等新疆重镇。 据 《钦定新疆识略》、《三州纪略》所记这一时期自热河、凉州、庄浪调取了4370人驻伊犁惠远城。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至三十六年（1771 年）从西安调取了2204人驻伊犁惠宁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从凉州、庄浪调取 3000 人驻乌鲁木齐。 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年）从西安调取 1000 人驻古城。
驻防在整个新疆的满军八旗共有6营组成，其中在伊犁有惠远城满营、 惠宁城满营，另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也设满营。乾隆时全疆的满族八旗军以及家眷总共有近三万人，是军事、行政职能为一体（后来又有了生产职能）的特殊军事集团，这在全国八旗驻防的地区中仅次于北京和东北，满族由此成为在新疆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民族。新疆地区的满族人口增长较快，到嘉庆末年，仅仅伊犁的惠远和惠宁两城的满营军民合计达到 35940 人，而在全疆，据伊犁将军松筠的调查，新疆满族人口已达 68440 人。满族大批移居新疆，满语也随之在新疆产生了巨大影响。
满族作为统治全中国的民族，满语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国语”。清代提倡 “国语骑射”，八旗中满语满文处于极其崇高的地位。历代统治者一再声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3］乾隆十二年（1747 年）正月在给大学士讷亲的上谕中还特别批示：“清语乃我朝之根本。”清朝对新疆地区的满语使用有着比之别处更为严格的规定。清朝在新疆实行军府政治，即由军官兼理民政事务，新疆最高官员为伊犁将军，次为乌鲁木齐都统，以下为参赞大臣与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领催等，都任用满族人，乾隆严令“伊犁大员回事接谈之际，务禁汉语”。［4］目的在于防范汉语在新疆使用的扩大。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清王朝政府统一制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 官印上所刻的是当时的维吾尔文、 满文和蒙文， 却特意不加汉字，同时奖励伯克的子弟们学习满语， 以此巩固满语的优势地位，排挤汉语。 乾隆二十八年还专门申饬说：新疆各城驻防“俱系满洲大臣，如果满语不熟，致失满洲体制， 必为回回、哈萨克诸部所笑”。［5］以此要求新疆各地方的满族大臣保持比较高的满语水平。
“语言的接触是引起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6］“根据社会语言学基本原理，语言是相互接触的，而语言接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7］为了防止新疆满族的母语水平因语言接触而弱化，清朝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满族与汉族接触，保持民族界限。首先建立与其他民族隔绝的满城。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在新疆修建了大小城堡近四十座，这一时期因驻满兵而建的大型满城有：伊犁的惠远与惠宁城、 乌鲁木齐的巩宁城、巴里坤的会宁城、古城（今奇台县）的孚远城、吐鲁番的广安城。满城虽是军事城堡，可内部许多设施都是仿照城市格局建设的，自成一体，政治、文化、习俗的封闭性、独立性均很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天地，严禁其他民族进入。所以可以认为“满城的修筑是满洲统治者实行满汉隔离统治的实证。”［8］其次，清朝对八旗旗民严格约束，规定旗民当兵必须做到五不准，即不准经商、务农、习文、从艺、做工。同时，清代新疆满族严格执行“满汉不通婚” 的规定，极力避免因为通婚这样的特殊民族接触导致满语弱化。
清廷对新疆地区通过教育可能对满族产生的汉语渗透也是严格提防的。统一新疆后不久， 朝廷就严令禁止在满族中开设学习汉语文的学校。如有相关奏请，朝廷驳斥也极为严厉，例如嘉庆初年，给事中永祚奏请在伊犁地区设学专门教授汉语文，即遭到嘉庆帝的痛斥：“大学士会同礼部议驳，给事中永祚奏请伊犁地方设学一折，所驳甚是。伊犁地处极边，多系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游牧之地。迥非乌鲁木齐建立府、厅、州县，设有学额者可比。 该处毗连外域，自当以娴习武备为重。若令其诵读汉文，势必荒疏艺勇，风气日趋于弱，于边防大有关碍。且屯田民户及流寓商贾来去无常，亦未必尽能读书识字。倘伊犁地方增设学额，则吉林、黑龙江等处烟户繁稠，不更当奏请设学乎？此事如系汉员陈奏，或尚云未能深悉边地情形。永祚系满洲，乃以断不可行之事摭拾陈请，太属不晓事体矣。至该给事中折内称，派官犯生监充当教习及效力赎罪之科甲出身废员充当主试，必系现在伊犁官犯中，有伊亲友在内，故有此沽名巧之奏。”［9］在清廷的教育政策下，新疆满族聚居地区在 1911 年清朝灭亡之前都没有学习汉语文的专门教育机构。但是满族有对于学习汉文化的强烈需求， 清朝对此也采取了变通的手段。
顺治时期，曾经允许满族宗室子弟学习汉语，随即又担心他们学习汉书，忘记满洲旧制，就下令将各种汉族儒家经典翻译成满文，“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满书。”［10］在新疆也严守这个规定。新疆满族闲暇时阅读的主要文学作品也是用满文译自汉文的古典文学的作品。后金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命大学士达海将 《三国演义》 翻译成满文，供满族将领、贵族等阅读学习，这项工作持续了很久。据德国学者马丁•吉姆统计，有清一代，至少有 72部汉文小说被译成满文，其中包括 《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说岳全传》等小说，有的作品还有多个译本。［11］这些汉文古典章回小说都有相应的满文译本，在新疆的满族人无需直接接触、学习汉语文本便可以了解和掌握汉文化了。
由于清朝的格外重视，而且在新疆某些重要战略据点（如伊犁）驻扎的满营军民人口远远多于本地汉族人口，所以新疆的满语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 年）在全新疆地区仍然处于绝对的强势。
二
满族从1644年入主中原到1911年清帝退位的二百多年间，其“国语”——满语在中国的广大地区经历了一个“由以满语为主汉语为辅到以汉语为主满语为辅、直至满语少有人用的不断衰落的发展过程。”［12］新疆的满语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满族和满语在新疆占据优势地位的局面在同治三年 （1864 年） 开始被打破。同治三年（1864年）10月，伊犁回族、维吾尔族武装联合反清，先攻占了宁远城，又攻破了惠宁城， 由满、汉、蒙古族组成的清军两万余人全部战死。同治四年（1865 年）伊犁反清武装全力围攻满族聚居的惠远满城，并集中三万多（一说十余万）兵力牢牢牵制住伊犁河以南的锡伯营精锐兵力阻止其增援惠远满城。同治五年（1866 年）1月底，反清武装炸开城墙，惠远城被攻破并遭到残酷的屠城，伊犁将军明绪自尽， 已被革职的前伊犁将军常清被俘， 困守城内的满族军民惨遭屠杀，死亡近二万人，只有极少数逃出。而新疆其他地方的反清武装也纷纷围攻满城，如索焕章 （回族， 时任乌鲁木齐提督参将）作为内应联合反清的回族武装攻破乌鲁木齐满城巩宁城，也进行了屠城，驻守满城的 1．6万多满族人仅有不到百人逃入南山，其余都遭到了屠杀。
经过同治年间多次战乱打击，新疆满族人口损失十分惨重。1878 年清军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清军收复新疆时，“哈密以西各满营旗丁无孑遗”，乌鲁木齐 “未见旗丁一人”，古城（今奇台）所余旗丁 “不过十数人”。［13］1882 年经过多次谈判，清朝从沙俄手中交收伊犁， 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 接着恢复伊犁八旗制度，修复被废的满城。 恢复后的惠远城旧满营仍设 8个旗，但只有区区 652 户、1662 人。直到 1881年，新疆满族兵民总数还不到 4000 人，仅仅只有战前的 5．84％。 由于人口的锐减， 满语在新疆的衰落至此已经无可挽回了。
辛亥革命后， 新疆的八旗制度在民国三年（1914 年）被取消，杨增新令裁旗为民，八旗满军一律化兵为民，满营也停发原有粮饷，满族在新疆彻底丧失了特权。新疆的满族人为了生存和生活，有的离开新疆，无法离开的，不得不隐瞒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满族，也不敢说满语，他们秘密收藏甚至烧毁族谱或家谱，许多人将自己的姓氏改为与当地汉族人相同的姓氏。在日常生活中，事事处处与汉人一致，就连过节也仿照汉族的做法。在民族成分上，从填写表册到对外联系，接待非满族亲友，都称自己是汉族人。同时还禁止子女对其他孩子说自己是满族，以免被人欺辱。［14］据 1939年伊犁区行政长公署统计， 伊犁地区满族人口仅余 870 人。 而据 1947 年新疆警备区司令部统计，迪化区 （乌鲁木齐） 满族人口仅有 31 人。人口的非正常剧烈减少对已然十分衰弱的满语更是雪上加霜。
“民族关系的状况决定着语言关系的方向和特点， 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制约着语言关系的发展和变化。”［15］新疆收复建省后，内地（主要是甘肃和陕西）操汉语的汉族、回族人口开始大量而持久地移入新疆各地，新疆汉语汉文的强势环境已成不可改变的定局。政治环境导致了新疆的满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界限被打破，各个民族之间已经完全无法隔绝， 彼此接触的强度不断增加。辛亥革命后，新疆满族与汉族通婚的越来越多。“族际通婚对于民族关系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情况下，民族间的通婚是测度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6］由于满汉通婚的普遍，新疆满族人对于汉族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和适应性普遍增强，价值观念与汉族日渐趋同。满族汉族杂居与通婚缩短了两个民族接触的距离，使民族间的互动处于全面、充分、活跃的状态，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使得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民族偏见缩小，民族关系融洽，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性也迅速缩小，渐趋一致。这个情况负面的影响就是导致满文满语的适用范围在新疆越来越狭窄，满族大多数人慢慢转用了汉语，满语在新疆也逐渐走向衰落，以至于新疆的满族到 “解放前除个别老人会念念字母，写自己的名字外，青年人都不通满文了。”［17］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初，据 2003 年人口统计，新疆满族人口达到了2.39 万人，但是新疆的满语已经成为“不能激活，很快会自然消亡的”“濒绝语言”。［18］
三
李宇明说：“现在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多都不是强迫同化 而是自愿放弃。一个民族如果自愿放弃自己的语言，只要一百多年的时间，这个语言就会濒危。满语就是一个例子。”［19］新疆的满语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是新疆最重要的强势语言之一，在同治三年（1864 年）之前其实际交际地位都显著高于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所以满语被新疆的满族人所“自愿放弃”并非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其中原因是很复杂的。通常“保持还是遗弃自己的语言完全取决于母语的使用者，而不是其外部成员。”［20］从人类大多数语言濒危和消失的事实来看，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的原因，也有语言结构系统外部的社会文化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语言的濒危和消亡现象不是突然发生的， 而是由于不同族群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接触和融合过程中，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族群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或强制性地转用了强势族群的语言所致，是族群间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相互适应的结果。这需要经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是在渐变中完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语言族群来说，由于其社会发展历史、 生存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导致其语言转用和濒危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在造成语言濒危的众多原因中，社会因素是导致语言濒危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所以“人口变化、政权变更和生存地域内民族结构的变化、通婚、经济文化形式的转变、政治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语言结构系统的变化等使满语、赫哲语成为濒危语言。”［21］可以说新疆满族语言成为“濒临灭绝的语言 （nearly extinct languages）”的过程，就是由于社会发生长期的巨大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
“放弃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就丢失了蕴含在这种语言中的独特文化。”［22］因为“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与影响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民总是以同样的独特方式理解词的一般意义，把同样的附带意义及情感色彩添加到了词上，朝同一个方向联结观念、 组织思想，并且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协调范围内同样自由地构造语言。于是这个民族便逐步地使其语言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色彩与情调，而语言则把它所获得的这类特征固定下来，并以对该民族产生反作用。 所以我们从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的民族性。 ”［23］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表达了本民族对世界的独特体验，其衰变必将导致其独特的文化、 历史与生态知识的衰亡，这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会体验到，随着自己语言的消亡，他们原有的种群和文化认同也将丧失。“民族语言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外壳和重要的交际工具， 而且又是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其对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24］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的满族在极其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放弃”满语使之现在成为“濒绝语言”是非常可惜的。
虽然目前在新疆满语已经成为“濒绝语言”，但由于满语曾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 （1759—1863 年）是新疆最重要的强势语言之一，对其他各民族语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对新疆的汉语方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满语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尤其是口语中顽强地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新疆汉语方言（主要是伊犁、乌鲁木齐、奇台、哈密等原来满族聚居地区的汉语方言， 属兰银官话北疆片） 中有不少来自满语的借词。 例如：
饽饽：满语 efen。
萨其玛：满语 sacima。
哈拉巴：满语 halba。（意为“肩胛骨”。）
嘎拉哈：满语 gacuha。（意为“猪后腿的关节骨”。）
褡裢：满语 daliyan。（意为“钱袋子”。）
档子：满语 dangse。（意为“档案、 账簿”。）
萨满：满语 saman。（意为“巫师”。）
卡伦：满语 karun。（意为“哨所”。）
塔拉子：满语 tala。（意为“草甸”。）
哈勒：满语 hali。（意为“沼泽地”。）
哈巴：满语 hadaba。（意为“拍马屁， 献媚”。）
倒腾：满语 taodem。（意为“把东西挪来挪去”。）
估摸：满语 gunimbi。（意为“想、 考虑”。）
捣什：满语 dosi。（意为“调皮”。）
邋遢：满语 lata。（意为“不干净、 不利索”。）
个色：满语 gesai。（意为“性格特殊， 不好打交道”。）
磨即：满语 moji。（意为“做事磨蹭， 惹人烦”。）
拉林：满语 lalin。（意为“爽快的”。）
阿密：满语 omi。（意为“喝”。）
这些满语词汇作为底层语言遗留在新疆汉语方言中，总数约为 200 个。满语借词丰富了新疆汉语方言的词汇，成为了新疆汉语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语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新疆的语言生态中继续存留下来。
注释：
［1］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3859，
［2］《清高宗实录》（影印本）卷67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5］《清高宗实录》（影印本）卷69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清高宗实录》（影印本）卷75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6］吴安其：《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2004年01期，第1页—第9页。
［7］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85页。
［8］苏奎俊：《清代新疆满城探析》，《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05期，第81页—第 87页。
［9］《清仁宗实录》卷10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0］《清世宗实录》，卷8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1］马丁•吉姆：《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 130页—第190页。
［12］张丹：《浅谈试文化对满族语言义化兴衰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02年02 期，第41页—第42页。
［13］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马大正、吴丰培 ：《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 、宣统朝卷）（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14］董霞、马婷：《乌鲁木齐满族社会的变迁》，《黑龙江史志》，2010年03期，第36页—第37页。
［15］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第164页。
［16］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下册） 转引自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年， 第 159 页。
［18］高莉琴：《新疆濒危语言研究》，《语言与翻译》（汉文），2006 年 03 期，第8页—第12页。
［19］李宇明：《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新机遇——在 “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高级专家研讨会 ”上的发言 》，《修辞学习》，2005 年02期，第1页—第4页。
［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著，范俊军、宫齐、胡鸿雁译：《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民族语文》，2006 年03期，第51页—第61页。
［21］赵阿平、郭孟秀、何学娟：《满语、赫哲语使用变化过程及濒危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 年12 期 ，第 3 页—第 10 页。
［22］徐世璇、廖乔婧：《濒危语言问题研究综述》，《当代语言学》，2003年02期， 第133页—第148页。
［23］洪堡特，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3页—第154页。
［24］ 陆景川：《黔东南民族民间文化面临危机与抢救保护对策》，《黔东南日报》。
来源：《满族研究》2013年第3期 欧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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