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1992年至1998年，已连续出版六辑，汇集了除他本人的研究专著外，还有俄罗斯、德国等一些东方学研究的学者论文，涉猎内容丰富，其中包括锡伯族新发掘的萨满神谕、早期存藏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的我国清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满族舒舒觉罗氏珍贵的萨满手抄神谕、黑水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以及满族萨满教古代星图等，对于推动国际间学术合作与交流，以及使国外更全面了解中国民族学、萨满教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推动与促进国际间学术合作与交流，做出了可敬的贡献。今年秋，我们收到G.施达礼教授主编出版的第六辑专刊，集中介绍了他在瑞典获得的中国1932年辛亥革命不久，北平满族举办的萨满家祭的一批珍贵图片和当时摄影者的说明，弥足珍贵。它是研究满族萨满教国内难以寻觅到的好材料。现将本辑前言节选后翻译附后(孙慧珍译)，供参阅。
在1996年一项由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和斯文艾丁皇家科学院共同发起的研究活动中，我意外地发现了1932年在北京进行的萨满教研究的全部图文资料。布瑞黑尔德是1932年斯文艾丁探险队成员之一。在1955年她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当时拍摄这些照片时的情况。二战期间，照片中的一些祭祀用品，被运到柏林。在此期间，这些照片遗失了。
由蒙泰尔发现的这些在以前研究中被忽视或从未被人找到的资料，与以前遗失的资料非常相似。它们将对萨满教研究起重要作用。我深深感谢学会的帮助。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支持，并准许我发表这些成果。特别要感谢亚洲文化收藏会会长瓦尔库斯特博士以及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图片管理员特讷门女士。下文便是当时探险队负责人的原文介绍：
1932年夏，在北平的满族人家的院子里，举办了一次满人家族传统的祖先祭祀。这次祭祀是应布瑞黑尔德和蒙泰尔两位学者的请求而举行的。这两位著名学者都是哥森堡人类学博物馆的成员。我最初同斯文艾丁和亚洲探险队的接触，是在1928年7月，通过维兰特教授的介绍，我应邀与该队领导晤面。当时，将人类学的研究，纳入此次探险队的计划之内业已确定。我是以人类学研究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的。我从前并没从事过亚洲调查的经验，也没有做过任何欧洲以外的考察。这次旅行非常有趣。但因为没有关于人类学研究的足够资金而被迫终止。1929年夏，斯文艾丁回到瑞典。这时资金问题由于班德克斯先生的捐助而解决了。当时要做的事，就是将人们强烈要求的两座喇嘛教佛塔，运回斯德哥尔摩和芝加哥。在海伦斯德——克瑞斯特森来到斯德哥尔摩之前，报上已经有了许多关于我的报导。但那时我对参加探险队并没抱有多大期望，尽管我已被提名加入探险队。因当时形势很明显，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学博物馆主席林德伯姆将负责这项工作。
在探险队即将出发，开始它在远东这项全新工作的前一个星期中的一天，我正坐在哥森堡博物馆书房里，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有人在电话中问我：“您愿意到中国去吗？”让我立即做出回答并不难，因为我很愿意到一个神奇的国家锻炼一下，同时也能为自己将来的研究搜集一些资料。另外，众所周知，做为一个人类学家，应该时时接触一些不同宗教或信仰的人群，以便获得自己研究的正确角度。接到电话几分钟之内，我知道林德伯姆教授因病不能参加探险队，负责这项工作的任务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毫未犹豫、万分惊喜地做出了答复。经过一个礼拜令人兴奋的准备工作，我们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奔向非常遥远的目的地——北京。
两个星期的火车旅行十分单调，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休息和整理思路的机会。事到如今，我还不十分明白，当时为什么自己毫不犹疑地便接受了这项自己毫无准备却注定属于我的工作，既然答应，就不容反悔，别无选择，只有到中国看个究竞。探险队总部在北京，在那里西方学者与当地研究者一起通力合作。正巧，1932年夏天，当地一家满人，按传统举行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这给瑞典学者提供了一次拍摄萨满祭祀全过程的机会。同时，也为满人提供了他们对祖先进行膜拜的一次难得的最后机会。因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人祭祀等一系列相关祭礼都被禁止。政府宣判萨满教这种古老的世界观已是历史错误，一些庙宇、祭祀物品及神坛等均被损坏、遗失，或遗忘在角落里了。正因这种禁令，所以相关的人都愿意违犯一下禁令，进行一次难得的文化展示。本次满人祭礼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是北京郊区的满姓金家、何家、赵家。《北方民族》1999年第4期，原题为《学术交流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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