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地区满族村落的形成与命名

    通古斯渔猎采集满洲民族在满洲辽宁丹东的历史久远。其先世女真是辽、金、元三朝在丹东的主体民族。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建州女真人从图们江迁入辽东，浑江、爱河、鸭绿江畔，凤凰山下，升起村落的炊烟。丰饶的土地养育女真民族成长壮大，民族精神在反抗大明王朝的民族压迫和捕杀中升华，丹东成为满族发祥地和大清王朝肇始地之一。

    1621 年，后金进占辽东，编民入旗，丹东隶属正蓝旗辖地。清顺治元年(1644 年)八旗入关，定鼎中原，仅留少量兵员留守盛京重地，其中凤凰城 358 员。为改变辽东半岛几近有土无人之状态，奉命“防卫驻守，垦荒植田”，进驻凤凰城 650 员。这些人，连同顺治年间从关内(主要从山东)招民垦荒加入汉军旗籍的汉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和三十八年(1699 年)调入的巴尔虎蒙古人、锡伯人，便成为当今丹东地区最早的居民。

    清国，凡编列在八旗组织中的满洲、蒙古、锡伯、朝鲜、汉等族，均称“旗人”，辛亥暴乱后称满族。本文所述满族即指清代八旗组织中之各族而言。

村落的形成

    满族村落，是满族人口集中的地方。现今的丹东大地，以满族为主体的村落星罗棋布，或在平原上、或在山岭下、或在河滨旁、或镶嵌在沟沟岔岔里。回顾 300 多年前，辽东大地一片荒凉，是飞禽邀游的天堂、野兽追逐嬉戏的乐园，那么满族村落是怎样形成并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布局的呢?

    应该说，满族村落的形成是人口增长和清廷垦荒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更明确地说，清廷的垦荒政策为满族家族提供的每一次分居契机，一批满族村落应运而生。满族村落大体上分 4 批形成，其时间与满族进驻和家族分居时间相对应，并以满族故有特征和辽东地方特点相结合而命名。

    第一批村落——以营子、旗作通名名称。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八旗进驻时，按八旗既定成例划分地界屯驻，虽然在事实上统辖不那么严格，有越界择地自由，但基本形式是每旗以领催(领催为清朝的官名，是清朝八旗军下级军官，满语为“拨什库”。编者按。)为小头目安营扎寨，设立屯驻点，每个驻屯点十几户或五七六户不等。当人口增加时，可再行分离出新的屯驻点，以适应垦荒狩猎、练武屯兵的需要。

    每个屯驻点有 10 户左右居住，按规定，八旗兵进驻时每兵可携眷 7 人，这样一个屯驻点有几十人生活，也可将其称为村落。因而，屯驻点即为最早的村落。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雍正四年(1726 年)前，因为这段时间八旗基本上以半兵半农的形式，在屯驻区内过着有组织的生活。以表示驻兵地方的词语“营子”和表示八旗固有特征的词语“旗”即为最早的村落名称。如保留至今的以营子作通名，以旗作类名的红旗营子；以规模作类名的大营子、小营子；以方位做类名的前营子、后营子；以民族和姓氏作类名的蒙古营子、鞑子营、包家营子等；以旗做通名的有黄旗、正白旗、白旗、镶白旗、红旗、蓝旗。上述几类命名中，1986 年凤城满族自治县的 25 个乡镇中，乡镇级命名有红旗镇、蓝旗乡、白旗乡等。

    第二批村落——以堡子等作通名名称。雍正四年(1726 年)报领红册地，旗丁每人给地 5 晌(1晌约 6 亩)，满族家族结束了半兵半农的生活，完全进入农耕状态。此时距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进驻已过去 40 年，多为三世或四世同堂。由于报领红册地，为分居提供了契机，各支系人随土地安居并生息繁衍，第二批村落逐渐形成。出于农耕的需要，所报领土地多选择平原或盆地，这段时间最显著的特征是堡子的形成和以堡子作为名称。

    堡，常用于集居处，标准音 bao，辽东称为 pu。将聚居处称为“堡”是满族特有的习惯称呼，这在佛满洲镶红旗瓜尔佳氏的族谱中可以找到依据。

    瓜尔佳氏始祖原在长白山东安褚拉库(今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内河碱厂居住，自第六世移居呼分堡和古及力堡，按族谱排列，凤凰城始迁祖胡什他、拉巴、窝合已是第十二世，由此可以推知在努尔哈赤时代之前，满洲居地就是以“堡”相称的。

    丹东地区堡子的形成在雍正四年(1726 年)报领红册地之后，以堡子作通名、以姓氏做类名的村落，有关家堡子、佟家堡子、王家堡子等；以堡子作通名、以旗作类名的村落，有蓝旗堡、白旗堡、黄旗堡、红旗堡。1985 年凤城县 258 个村中，保留以堡子作通名的有 43 个。

    在第二批形成的满族村落中，其名称还有以地势平坦、草地可供放牧的甸子，如诗雅甸、梨树甸、马鹿甸等等；有以河道弯曲处形成小平原的隈子，如时家隈子、秦家隈子、陶家隈子、唐家隈子等等；有以道路比较宽阔、旁边建有房屋的街，如红旗街；有山顶有缓坡，能通行的岭，如石头岭、汤河岭、妈妈岭、牙旗岭等等。在上述命名中，以岭作通名的村落数量仅次于“堡子”，1923 年凤城县 1033 个村名中有 39 个。这反映了凤城地区多山的地形特点。

    第三批村落——以第一、二批为主地名而派生或分衍。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续报余地，即承认红册地之外自行开垦的土地归个人所有，这为八旗家族分居再一次创造契机，仍然是地随人分、人随地走。人在新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于是第三批村落形成。为了表示第三批村落与第一、二批村落同一血缘的从属关系，往往在第一、二批村落名称前加“老”或“大”，或不加“老”与“大”，仅加“小”字、，例如凤城、市东汤镇的大蓝旗沟、小蓝旗沟，再如何家堡子、小何家堡子。因分支而平行的血缘关系，多以东西南北、上下前后、门口腰头、里顶等方位词来表示。正黄旗巴尔虎蒙古包尔机根氏居住地为凤城红旗镇包家营子，有包营前街、包营后街、包营南沟、包家店；红旗镇为锡伯瓜尔佳氏居住地，有关家堡、关家沟堡、关家沟西、、关家沟里。此类例证相当广泛。

    第四批及其后出现的村落——以此前之命名继续派生与分衍。嘉庆五年(1800 年)报领旗升科地。旗升科地，是指红册地和余地之外开辟的土地，亦称“隐种余地”。这是清廷为解决旗人生齿日繁、实现自养的又一重大决策。为此，村落又一次派生与分衍，包括此后陆续出现的村落，其命名仍然按照此前之思路继续伸延，村落之间既有主从关系，也有并列关系，形成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以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为例，始迁祖落地于今凤城宝山镇红旗堡，繁衍至第四世时按6 支分居，其中第四支色得力、得色力、觉色力三兄弟迁至今红旗镇猞猁沟，至今有猞猁沟、小猞猁沟、猞猁沟里、猞猁沟下堡 4 个村落。显然这 4 个村落不是平行支系关系，也不是同时并进形成的。

    第五批村落——在边外封禁区形成。清廷自清初开始划柳条边外为禁区，严禁垦荒、渔猎、采参、伐木、开矿，到同治初年已 200 余年。朝廷封禁，旗民反封禁，于是地处边外封禁区的宽甸，包括今丹东市和东港市十字街镇以东地区(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为岫岩厅辖境，自光绪二年(1876 年)为凤凰厅辖境)，涌进大批人口，其中以汉人为多，旗人也占有相当比例，进行占地开荒。同治十三年(1874)，清廷宣布“东边地带全部开禁”，“凡认地耕种者，无论旗民一体编入户口册籍”，于是在边外封禁区荒土上，满族村落开始形成了。由于其时间晚于前四批村落，按顺序称为第五批。

    宽甸满族自治县现今有百余个八旗姓氏聚落，长甸镇上河口村赫舍哩氏聚居地赫家堡子(或称赫家窝棚)，就是其中之一。其地为赫氏始迁祖罕都将军洼尔达长子，系第四世常禄的后裔福禄聚居地。福禄之坟立于长甸镇上河口村于家沟，宣统元年(1909)其子为父母立碑，碑文记述了同治初年父母率其兄弟到长甸垦荒的艰苦历程。

    因垦荒而迁徙，因迁徙到新的土地定居并繁衍后代，形成新的聚落。可以说，赫氏第七世福禄是赫氏在宽甸的始迁祖；赫家堡子是宽甸的第一批满族村落，以同治初年为开端，并按照分衍排列下去。

    像赫氏福禄这样逃荒到宽甸的，还有凤凰城丰氏、李氏、孟氏、齐氏等。自同治以后，吉林、黑龙江管理松弛，有诸多家族支系远徙他乡，在新的落居地形成村落。

村名由来

    八旗兵进驻前，凤城荒芜半个多世纪，柳条边外的宽甸、丹东、东港荒芜两个多世纪，除历史留下的地名外，多数山水，尤其是丹东版图上的沟沟岔岔在地图上已属空白。八旗兵进驻后，面对富饶丰盈的山水和土地，欣赏它、赞美它、触摸它、认识它，并对其进行探索和改造。于是，山水生机盎然，土地结出硕果，在村落形成过程中，就像父母给赋予精心孕育而出生的婴儿以应得的名称。

    自乾隆年间，汉族开始进入丹东地区垦荒，按照规定与旗人各有地界。但地界毗连，村落也就自然相邻，这就是今天所呈现的满汉村落交相错落的原因。满汉在同一地域内生活，面对同一自然空间载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包括村落的产生也必然出于同一思维，并且互相借鉴与认同。

    关于丹东地区满族村名的产生，大体可分为以下 10 类:

    1.源于八旗军事组织名称。最显著的是黄旗、白旗、红旗、蓝旗和所建立的营子，即第一批满族村落。另外还有诸如凤城巴尔虎旗衙署所在地巴尔虎胡同。

    2.源于民族传统惯称。最显著的是满族习惯称呼的堡子，始于第二批村落，多冠汉字姓氏，如关家堡子(瓜尔佳氏聚居地)、汪家堡子(完颜氏聚居地)等。还有源于汉族传统惯称的“屯”、“峪”，屯前也常冠以姓氏，如夏家屯、魏家屯等。在 1923 年凤城 1033 个村名中，以屯命名的 67 个。峪，为山谷，如羊砬峪、黑峪、对子峪等。屯、峪的出现时间，约与第三批满族村落同步，乾隆初年随汉民进入辽东。

    3.源于自然实体，包括自然状貌及独特特性。用得较多的有山、河、沟、岭、甸子、隈子、台子、砬子、岗、坎、石等等。鸡冠山因山之形状像鸡冠而得名；下露河原名下漏河，因河水下漏为地下水而得名；龙爪沟因沟之形状如龙爪而得名；大隈子因其与小隈子相对比各得其名；高台子因地势高出地面平坦而广阔得名；红石砬子因山上耸立的岩石呈红色而得名；沙子岗因土坡上布满沙子而得名；黄土坎因地面像台阶那样高起且由黄土构成而得名；旗杆顶因山顶似旗杆而得名；星星石因村旁有天上降落的陨石而得名；大鹿岛因位于黄海之中远眺状似伏鹿而得名等等。

    4.源于土特产，其中以动植物为多。碾子沟因沟内石头可做碾子而得名。以盛产某种植物命名的诸如枣儿沟、蕨菜沟、笤帚沟、韭菜沟、红花岭、青草坡、大梨树、白菜地、葡萄架岭等等，举不胜举；以盛产某种动物命名的诸如鹿圈沟、蝎子沟、狼洞沟、燕窝沟、老虎洞、獾子洞、鸽子山、水獭岭、蜜蜂岭、老鹤窝、雕窝等等，亦是举不胜举。此类命名多反映命名时的植被和野生动物状况。

    5.源于自然序数、方位和表示程度的“大”、“小”。这类命名多为 1-4 类命名的派生。表示序数的如沟，有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洼，有头道洼子、二道洼子；台子，有头台子、二台子、三台子、四台子等。表示方位最常见的前后、上下、东西南北、腰头、门口、底顶。如二道沟，又有北二道沟、南二道沟；山岔子，有东山岔子、西山岔子；八道河有上八道河、下八道河；姜家岗有姜家上岗、姜家下岗；黄旗堡，有前黄旗堡、后黄旗堡；王家堡有大岭底王家堡等等。以大小表示程度的，诸如大土门子、小土门子，大堡、小堡，大四台子、小四台子等等。

    6.源于人工物及特定人物。观音堂、铁佛寺、三清观、三官庙、大板桥、石桥子、佟家窝棚、北楼房、包家茔等均为人工物。木匠沟、货郎沟、七和尚沟、八寡寺沟、隐士沟、王道士沟均以某个有特定身份的人物而命名。

    7.源于商号、作坊。如单家粉房、刘家丝房、孙家油房、王家烧锅、张家染房、高家炉、马家店、朱家窑、丛家园、合隆号、信兴号等。

    8.源于对幸福吉祥的心理追求。如同兴屯、长兴屯、兴隆沟、太平沟、财盛沟等。

    9.源于历史名称。这类命名指清代以前已经有的名称，八旗进驻后仍然沿用。如今东港市新乡沟宣城村，明永乐十二年(1414 年)曾建过宣城卫；今宽甸八河川，清时称八河滩，明时称干滩子；尖山窑，是明代建的陶瓷；宽甸、永甸、坦甸、长甸、赫甸等均沿用明时城堡命名；还有雪里站等驿站名称。

    10.源于满语词语。满族直至乾隆年间仍在习用满语，用满语为村落命名当为普遍现象，但留存至今已很少，由于受汉语影响，有的已难以确认。经鉴别大约有:爱河、，源于爱哈河。爱哈满语为琉璃。窝拉，满语为房子，窝拉圈，意为房子集中的地方，即为村、堡，哨子河白氏族居地称为窝拉圈。窝拉受汉语影响，称窝棚、窝铺，有佟家窝棚、唐家窝铺、康家窝铺、暖窝铺。山头突出、陡峭而不高，称滴塔，又作滴台、堤塔、地塔，有黄家滴塔(今在凤城市弟兄山镇和平村)、傅家滴塔(今在凤城市沙里寨镇王家岭村)。明代建有喀巴(卡巴)卫。卡巴，为一对，卡巴岭因两个岭并列而得名，卡巴岭村民组、小卡巴岭村民组分别在今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与大营村。靰鞡，是放在轨靴鞋里的供保暖用的草，凤城 1921 年村名中有靰鞡草甸子。凤城 1921 年村名中还有苇山河洛(今凤城市东汤镇山河村村名由此演变而来)、衣蓝佛、衣蓝苏；河洛为沟、衣蓝为三，佛为陈旧，其余意不详。

    铺开丹东地区村落名称，在人们面前展现一幅色彩绚丽、斑斓多姿的山河画卷，又是一首开疆拓土、劈荆斩棘、建立家园的创业诗史。它是那样博大而精深、丰富而真实、生动而凝重。它是智慧的创造，是实践的结晶。因为这里曾是几近无人的荒土区，沉睡着，是八旗兵进驻和汉民族移入，赋予山山水水沟沟岔岔以生机，开发它、建设它、胼手胝足用血汗浇灌它，辽东活了，一个个村落诞生了，诞生的村落犹如新生的婴儿问世，于是主人给予了它们名称，使它们流传于世，由子孙后代传递而不泯灭。

    作者简介:

    张其卓，1939 年10月出生，沈阳人，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84 年任丹东市地方办公室副主任，1994 年退休。著有史学著作《满族在岫岩》、民间故事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论文集《志海求艺》。1982 年获“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1993 年获“辽宁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称号。

来源：《丹东日报》2013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