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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雷锋222张照片中近200张是造假补拍的

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第四节“把知识都给大家”中“我们班乔安山同志,文化程度比别人低,学习信心不足,一学数学就头痛,上课不带笔记本,有时还缺课。有一天,我让他做作业,他说铅笔丢了,我把自己的一支笔送给了他,还给他钉了一个作业本。他很受感动,学习热情渐渐高起来,考试成绩也不错。我按期完成了教学任务”补拍的《帮助乔安山学文化》
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中“懂得革命道理才能当好毛主席的好战士,我要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时连到厕所还不放过学习,部队规定九点钟熄灯,我就买个手电在被子里学”补拍的《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选》
根据雷锋1960年写在笔记本上的“入伍一年有感”文稿中:“我一定要抓紧点滴时间进行学习,做到书不离身,有空就掏出看一段,坚持做到边学、边想、边改、边运用”补拍的《车场上组织战友学习毛泽东选集》
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中“我学习了八届八中全会文件,自己想,我为人民公社做点什么?我每天就捡大粪积肥,一个月捡五百多斤,送到了公社,公社要算钱,我说我没有什么礼物送公社,这些大粪就作为我的礼物吧”补拍的《捡粪支援辽阳人民公社》
根据《毛主席的好战士》文章中“今年中秋节雷锋一领到连里分给的月饼,泪水就往心里哗哗地淌,从08月15日他想到07月15日妈妈的死,他的月饼吃不下去了,用纸包好,写了一封洒满眼泪的慰问信,送给了附近矿山医院,慰问了为社会主义建设负伤和有病的阶级弟兄”补拍的《到抚顺西部医院给伤病员送月饼》
根据雷锋1960年10月21日的日记:“我发现王延堂同志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吃午饭,他回答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两盒饭,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带的一盒饭给他吃,我虽然饿一点,让他吃得饱饱的,这是我最大的快乐。”补拍的《给战友王延堂送饭盒》
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第五节“照顾一位老太太”情节补拍的《扶老携幼》
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的第七节中“我想:一个新成立的人民公社,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去支援。我想到了这些,就到储蓄所取了200元钱”补拍的《到储蓄所取20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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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月15日上午八九点钟,“毛主席的好战士”——二十二岁的雷锋在协助助手倒车时,不幸被汽车碰倒的木桩砸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一个多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杜平“在认真阅读雷锋日记之后,挑选了八本日记并和雷锋事迹材料一起派专人报送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转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主席阅后非常高兴,并对有关领导同志说:‘雷锋同志很有哲学思想,懂得唯物主义。’”(岜岑:《父亲杜平》,《新民晚报》,2008-12—3,B8版)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毛泽东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于是,全同上下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今天,雷锋身上的政治油彩虽已斑驳,“学雷锋”活动也不再如当年那么声势浩大,但雷锋身上所闪耀着的那种道德光芒却仍然璀璨。

那么,雷锋精神是如何遍传中国的呢?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号召,高官名士的撰文,陈广生、崔家峻的报告文学《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整理出版的《雷锋日记》,《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著名歌曲的歌词系雷锋日记中抄录的,劫夫谱曲)等革命歌曲,多管齐下,汇成了一曲歌颂雷锋那短暂而光辉、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的交响乐。除了这些宣传材料之外,还有一部分不可轻视的材料,那就是署名“张峻”的关于雷锋生前助人为乐的数幅纪实照片。
    
摄影师怎会那么凑巧地出现在雷锋身边
    
1963年《中国青年》第5—6期学雷锋专辑上集中地展示了这组照片,比如,“雷锋在星期天为战友们洗衣服”、作为抚顺市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的雷锋“和五好学生陈亚娟在阅览《解放军画报》”、“雷锋在劳动中把自己的饭食分给班里没有带饭来的同志吃”,“雷锋同志向战友介绍毛主席著作语录”、“支部书记通知雷锋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雷锋向战友们介绍安全行车和节约油料心得”、“雷锋在向战友们痛诉旧社会对他的迫害”等。这组照片的重要性不仅使得人们能直接了解到雷锋的容貌(这是其他艺术手法所不能代替的),而且又精彩地展示了雷锋“做好事”的种种瞬间。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纷纷沉浸在感动中时,几乎很少有人质疑这些照片的“拍摄”问题,即使到今天,同样如是。正如澳大利亚作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所提出的,“显然,没有人质疑‘摄影师怎会那么凑巧出现在这个身份低下、迄今藉藉无闻的士兵一生中的各种场合’。”([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于是,这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照片的确是真实的话,那么,雷锋在做好事的时候,是不是恰巧被一个端着照相机的叫张峻的人碰到,并抓拍下来呢?然而这又会遇到另一些疑问。比如说,你可以抓拍到雷锋做一两件好事的场景,你如何保证他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能为你抓拍到?再退一步讲,倘不是摆拍的话,在相机镜头下“做好事”,雷锋不感到别扭吗?有的还是“悄悄地”做好事。
    
照片的破绽

再仔细地看看这些照片,也能发现一些情理上的矛盾。比如,有一幅“雷锋在星期天为战友们洗衣服”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洗衣盆旁的雷锋正微笑着拧着战友的衣服。问题是,从雷锋的故事来看,他做好事往往是只做不说的,“做好事不留名”是他的最可贵之处,比如,他看病回来的路上,跑到建筑工地上起劲地搬砖而执意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偷偷地给家境困难的战友家里邮钱等,莫不如是。“为战友洗衣服”亦是如此,在陈广生、崔家峻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中这样写道,“他很注意从生活上关心同志,一有空就悄悄替别人洗衣服,洗袜子,补裤子,缝被子,还不叫别人知道是谁干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第26页)

这样的描述,可能出自雷锋日记的记录,1961年10月15日,雷锋日记中记有:“今天是星期天,我没有外出,给班里的同志洗了五床褥单,帮高奎云战友补了一床被子,协助炊事班洗了六百斤白菜,打扫了屋内外卫生,还做了些零碎事……班里的同志感到很奇怪,不知道谁把褥单都洗得干干净净的,高奎云同志惊奇地说:‘谁把我的破被子换走了……’其实他不知道是我给他补好的呢!我觉得当一名无名英雄是光荣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第39页)可见,雷锋为战友洗衣服确是悄悄的,不声张的,人所不知的。

问题是,雷锋“悄悄”地帮战友洗衣服,暂时瞒得过他的战友(当然最终是瞒不过的,因为衣服终究是被洗了的,衣服的主人终究是要打听的),岂独瞒不过一个摄影者呢?如果说瞒不过摄影者的话,那雷锋帮战友洗衣服在效果上看就不是“默默无闻”,而是“大张旗鼓”了。因为摄影作品,不光被洗衣服的战友看得到,就是没被洗衣服的战友也看得到。

打量这组照片,我们还会发现在“雷锋向战友介绍毛主席著作语录”、“雷锋和五好学生陈亚娟在阅览《解放军画报》”两幅照片中,竟然出现了相同的背景,这一背景上有毛泽东头像,旁边还有一行“把毛主席思想真正学到手”的标语。同样,《中国青年》第5-6期的封面照片与《中国青年》第16期的封面照片,其拍摄路数也有着近似之处,两幅照片都是雷锋微笑着擦拭解放牌汽车的姿态,只不过前者是身着冬衣,后者身着单衣。

当然并不是说,两幅图像就不能有着相川的背景或相同的构图,只是面对这种相同的背景时,我们是不是得多抱有一点疑问呢?

今天,我们审视雷锋生前留下的这些做好事的照片,除过精心设计,精心排演,这些照片光线、构图、人物的姿态、表情,以及图片中所体现的动作性和瞬时性都很难用“不经意的抓拍”来解释。而这种“精心的安排”随处可见,比如,雷锋随时可见的阳光般的笑容,解放军画报、毛泽东头像、标语、“解放”牌汽车的标志等。看来,没有雷锋的主动配合的话,天天跟在雷锋屁股后的摄影者技术再高明也很难照顾到这些照片中的“匠心独运之处”。

222张照片中近200张是张峻补拍的

如果说雷锋的身边没有一个老是拿着相机的人在他做好事的时候及时抓拍的话,那么,关于雷锋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据杜平女儿的回忆性文章说,她的父亲杜平早就发现了雷锋这个宣传典型,“要求用各种形式宣传雷锋”,于是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深入调查撰文拍照。后来,1962年,杜平“指示政治部相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并派专人到运输连。拍摄雷锋工作、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的照片,收集整理先进事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雷锋生前的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明乎此,以上的疑惑也便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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