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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

中国人从死要面子到死不要脸



中国人顾面子,似乎从来如此。但当今中国人的种种浮躁行为,似乎又表明,他们很不在乎自己的形象。旅美作家、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台湾出版的《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这部畅销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种种自相矛盾的观念和表现,指出,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之一,是人格分裂。为此,本台采访了陈破空先生,与听众分享他这一独特的观察和见解。
法广:中国人是一个很讲面子的民族,似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谈到当今中国社会,你在书中描述,当今中国人既要面子,又不要面子,前后不一,你是如何解说这一矛盾现象的?
陈破空:中国人是一个顾面子的民族,这已众所周知。但是到了当代中国,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甚至有一些异化。比如现在的中国人爱面子、好攀比,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比如说婚礼,不管自己的经济条件好不好,是否具备,都要大摆宴席,广请亲朋好友,大肆地铺张浪费。因为别人摆了,自己也要摆。所以有些经济条件不好的人,甚至要为办一个这样的婚礼而举债。婚后又要因为这笔债务引发夫妻争吵,各自懊悔不已。另外中国社会有一个现象:如果男人和女人出去吃饭,通常都是男人买单。因为这里有一个面子问题。在中国社会,男人被视为强者。如果不买单,哪里还像个男人?即便是经济条件差,也要打肿脸、充胖子。
反过来,在女人身上,也是一个面子问题。因为她要保全面子。跟一个男人出去吃饭,自己受到了善待,至少没有吃亏。那么上升到政府,像中国各级官员,都有一个面子工程。他经常会搞什么形像工程、首长工程,做一个工程作为自己的政绩,哪怕是豆腐渣工程,或者从中抽水贪污。同样在政府层面,像办奥运会、世博会或APEC会,都大兴土木,大肆地修建场馆。动辄耗费十亿、甚至数十亿美元。哪怕会议开完之后,这些场馆没有用。他也要顾个面子,要向外界显示:中国正式崛起。就像奥运会场馆,现在很多闲置不用。另外中国在历史观念上也顾面子,像中国亡过两次国,像蒙古灭了中国、满清灭了中国;中国不承认。反而说那是两个朝代。这种死不认错的能耐,在父母或者官员的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一般的中国父母,即便做错了事、哪怕是做了对不起孩子的事,通常不会对孩子认错、道歉。因为这关系到父母的面子和权威。而政府更是如此。坏事做绝,从来不对人民认错、道歉,反而自我标榜为伟大、光荣、正确。它其中的意义就是:我做为父母官、做为政府,绝不可能向我治下的臣民认错、道歉。否则哪还有什么管制威信呢?
所以这种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中国社会影响深重。这种死不认错的另一种表现是:就是中国人讲的“死不要脸”。从死要面子到死不要脸,中国人是一步跨越。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反应的是一种中国的厚黑文化,也是一种矛盾现象和分裂人格。
法广:你对中国人的一个观察是,痴迷大一统,但却不团结、好内斗、一盘散沙,如你在书中所说,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为什么?
陈破空:中国人从秦朝以来就一统天下,认定了大一统。那么一提到国家,就是越大越好、越统越好。这方面好像是很光荣的事情。反过来,如果提到自治、分治、甚至独立这些概念,那就是罪莫大焉,那是一条大罪、是一条原罪。中国人痴迷大一统,但是却不愿善待别人。
比如说西藏和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但是汉人、尤其政府并不善待西藏人或者新疆人、维吾尔人,不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或者风俗。动不动就要拿自己那一套来对付别人、强化别人,叫汉化。这样一种姿态根本就不是一种团结的姿态,是斗争的姿态。但却要强行地拢到一起。中国民间是这样,有个四世同堂的成语,就是中国的家庭,一定要团聚、团圆。听起来是好事,但是家庭矛盾、纠纷经常为这样或那样的小事纠缠不休、吵吵闹闹,互相勾心斗角。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弄到一起,所以从家庭到政治上这种观念,都是从大一统。
就像毛泽东说过,中国人好内斗。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还说:八亿人,不斗行吗?所以这个民族是好内斗、不团结、一盘散沙,但是却死活都要大一统。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理一样: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性。这种民族心理面有根本的矛盾。
法广:在你的书中,深入透视了中国社会的关系学和潜规则,提出“熟人文化”的概念,请介绍你的这一定义及其内涵,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陈破空:我刚才提到了家庭。中国从家庭出发的这种亲情文化,衍生出熟人文化。只要是熟人,就尽量亲善。如果是生人,就冷眼相看。所谓熟人,包括与家族或家庭相联系的亲人或者亲戚。还有在社会上融为一体的,像:同学、同事、战友、朋友。熟人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庇护、彼此输送利益、可以不讲原则。但是,反过来对陌生人,中国人却充满了本能的敌意,甚至是毫无理由的恨。防范、排斥、打击。所以中国人对熟人,他可以笑脸相迎、对陌生人,他是冷冰冰的一付面孔。对熟人很讲意气,对陌生人是不讲情面。所以这种亲疏有别的中国文化,这种熟人文化跟西方的博爱文化正好相反。
在西方,我们看到,人们并不认为熟人之间需要多么地亲密地联系,相反却保持适当的距离。西方人也很重视人际关系,但是绝对不拿原则做交易。西方人并不认为陌生人之间需要互相排斥,相反他会本能地对陌生人报以友善。尤其对弱者,他会给与同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陌生人遇害或者受难的场所,有人会去送花,放束鲜花,会伸出援手去关切、搭救。但是中国呢,人们是见死不救。遇到困难就袖手旁观。所以中国有句话就说:个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那么这句话呢,也被政府所利用。所以中国人就很难去理解西方国家对别的国家民众的关切、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人权的关切。
中国政府会把西方对人权的关切说成是“别有用心”、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有的中国人就会信以为真。以为中国政府那句话“不容干涉内政”有道理,因而就拒绝外国的批评。这就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他不知道君子风度为何物。所以他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法广:你在书中指出,中国人看重人际关系,但遇事却不敢担当、明哲保身,似乎又是另一种分裂人格,你深刻解剖了中国人的“忍字功夫”和“看客心态”,你能否跟听众分享这方面的观点?
陈破空:中国人是该忍的不忍、不该忍的却忍受。我们很疑惑,外界也很疑惑: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易于发作的民族,还是一个善于忍受的民族?比如说中国人可以容忍独裁者、也可议容忍地痞、流氓。当独裁者滥施淫威、当地痞流氓横行于世,中国人总是忍自当头。那种时候,外向的中国人可以变得内向。吵闹的中国人可以显得沉默。轻浮的中国人可以变得深沉。爱出风头的中国人可以变成缩头乌龟。另外呢,中国人他不是路见不平,不是拔刀相助、而是惊慌地走避。见人危难,他不是伸出援手、而是见死不救。显得很冷漠。出于这种明哲保身的自律。但是中国人,在另一方面,他在遇到小事情,比如民间一些磕磕碰碰的小事,他可以目目相向、大打出手。
中国人可以大闹机场、大闹博览会。因为这种闹机场、闹博览会没有多大风险,还可以发泄自己,耍一下威风。但如果说是向政府情愿、示威,争取民主权利,他们这些人立即会变得胆战心惊、手脚酸软。这种明哲保身的中国人会表现出恃强凌弱、欺软怕硬。比如对付一般的老百姓,他敢打、敢骂。转身面对政府的军警,马上作鸟兽散。有的中国男人打老婆、打孩子很凶、很有力,但如果让他去跟官府碰碰,他一下就变成了软蛋。不仅民间如此,政府更是如此。比如中国政府可以招惹周边的小国,比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这些弱小国家。但绝不敢招惹强大、横蛮的俄罗斯。比如说俄罗斯侵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40个台湾,中国政府从来不敢说一句话。
像2009年,俄罗斯边防军炮击一艘中国渔船、商船,一共开出了500发炮弹,打沉了这艘商船,造成8死、1失踪。但是,中国政府既无抗议、也无谴责。而且是低三下四地交涉。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日本、或者越南、菲律宾头上,中国政府绝不是这种表现。这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就从官方也到了民间。这是中国特有的忍是功夫。
另外刚才我也讲到看客心态,这种看客心态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喜欢扎堆、喜欢看热闹。他实际上有三类:一种是纯粹看热闹、满足好奇心;街上出了事,中国人一定要围观。不看白不看,好像看电影一样;第二种心态是,如果自我安全、唯恐天下不乱,哪里有热闹,他会起哄,他会忍不住吆喝几声。有人跳楼,中国人不是息事宁人,甚至吆喝:有本事跳下来吧,跳啊,跳啊!就巴不得事情闹大,自己要看个痛快。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恶的极端。另外还有一种心态就是,希望有人出头,但不是自己。比如说中国人也有人看不惯世风日下,见不得有人作恶,内心痛恨,但自己并不作为,忍气吞声,指望他人出来仗义执言,自己退入安全地带,摒息观看。这种心态属于掂量风险,精于算计。中国人总的来说,他宁愿充当看客而不是充当担当者。这也是中国社会难以变化,难以发生革命的一个原因。因为整个中国社会趋于保守,趋于明哲保身。这些方面都表现了中国人处处表现的那种人格分裂的特质。互相矛盾的一些现象。所以说中国社会陷于一种相当保守的情况,这是一种深重的民族心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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