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傅英仁
(一)
我家是满洲镶黄旗人。清太祖以前属于东海窝集部，居于绥芬大甸子(即现存的吉林省汪清县)木克通，我先祖是该城城主，归乌拉部所辖。后随八旗人关，先祖留守北京。曾任头等侍卫，前门城守尉等职。
康熙三年，先祖奉旨到宁古塔做官。从此落户至今，辈辈袭官，一直到宣统逊位。
曾祖父作战有功官封三品，祖父满汉齐通官至五品。不幸三十二岁夭亡。祖母梅氏封为六品恭人，出门九棒锣。父亲官封六品云骑尉，洋务运动考入吉林陆军将弁学堂专修测绘。曾奉旨代表大清给日俄战后画图定界。本来毕业之后，可以担任新军营官，可是毕业不到半年，清政府垮台民国建立。凡属清朝文武官员一律退职。父亲只好回归故里，在县政府保安队充当绘图员。在我出生前后，家中已达到六口之家，靠微薄工资维持这个家，其贫困生活可想而知了。
(二)
1919年(民国八年)我出生在宁安城西西园子(现为宁安镇红城村)。
那时西园子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掌握在南岗子孙家、北岗子梅家、东头李家、北园子葛家、姚家。号称五大户。祖父去世祖母领着五岁孤儿回到西园子，寄居在梅姓娘家。
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园子出了一批人材。有的是留日学生、营级武官，有的是吉林、北京的大学生，还有吉林四中的学生，这些人都愿意和我父亲接近。虽然是农村，但新思想、新知识却比较普及。这给我儿童时代开阔不少思路。从新文化到新物质生活，宁安街有什么，西园子就出现什么。我五岁学诗、学算数，七岁学写字、学绘画。七岁背诵一册语文仅用三个小时。
家庭和亲属对我影响至深。我母亲常说，我三岁以后，有时哭闹便送到奶奶怀里，奶奶一讲故事，或者一唱小调，我立刻就不哭不闹，自然而然地入睡了。现在回忆起来，大概从那时候起就和满族民间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了。
家穷，礼教却不废。从我记事起，父母亲对老人早晚问候，每逢祖母生日母亲都要献舞。喝粥也要摆四个小碟。教育我们坐有坐样、站有站样，敬祖是我家的大事，绝不能忽视。我五岁先学“回履历”必须能说出“什么旗什么哈拉、什么牛录什么满洲，祖藉在哪”。还得学会问安施礼。对人要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村里人都说：“人家傅家，虽然穷，屋里屋外干净利索，大人小孩都文质彬彬。”
七岁以前，祖母、母亲、父亲、三祖父，都是当时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祖母讲起故事来没完没了，从天上到地下，从神到鬼。听的人越听越迷，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老人家讲故事在当时闻名于宁安西半城，是有名的故事妈妈。她老人家用故事讲古论今，用故事教育后人。老人家的故事对我影响太深太深了，可以说，我在以后生活中，能够热爱满族文化是和祖母分不开的。
七岁以后，三祖父经常照顾我。这位老人一生没结过婚，成了我家一员。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长篇说部、民间故事、萨满神话、传说历史、风土人情简直无所不通。今天回忆起来，当时我把他视为无所不通的圣人。他对扩大我的思想领域，增长满族文化知识，培养热爱本民族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今天满族方面的知识有五分之二都是他老人家口传心授的珍品。三祖父更是我的业师。老人家一直伴随到伪满才离开了人世，我成了他的直传弟子。
父亲专门讲宫廷见闻、官场轶事、文人雅事。母亲专讲一些生活故事，萨满的传说(她是一位老萨玛)。
念书期间，这些故事和传闻成了我在同学之间交往的媒介，以此团结了很多同学，甚至成了挚友。
我七周岁那年，村里成立一所官办小学——宁安县第一学区第十一小学。就读三年被选入宁安县模范高等小学校。
在高小二年的学习过程中，我的视野扩大了，才知道除了国文而外，还有数学、自然、历史和地理。再加上美术课、体育课。简直使我学不胜学，成年埋在书本里。毕业时，我在三个班总考中名列第二。
在校期间，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夕，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兵匪的困扰，市面的混乱、官府的腐化，日、俄的经济侵入，使宁安县城变得五花八门。尤其那些清朝遗老遗少坐吃山空，天天以玩鸟、闲谈、品茶为“业”。我家当然成了他们常来常往的处所。我从小就爱听、爱问。而他们每次闲谈，我总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细细地听。什么历史见闻、古今怪事、满洲兴亡史、故事传说……加之学校得到的知识，我觉得比幼小年代知道的更多了。常常招揽一些小朋友，形成一个课外聚集的故事圈。我们这帮小家伙，不知天高地厚，组成一支镶黄旗小牛录(清代军队基层组织)。专门给种田人家看地，或者拉弓射箭、游山玩水，弄的越来越大。后来被父亲知道了，吓的不知如何是好，禁闭我三天不许出屋。虽然“组织”解散了。我们还是好朋友，以后都成了学习舞蹈、参加扭秧歌的主要骨干。在我的影响下，会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当时西园子有个顺口溜： 西园子，故事窝儿，装吧装吧一大车。老一窝，小一窝，不老不小又一窝。 这里的“小一窝”就指我们这帮小“牛录兵”。
十二岁，我从高小毕业，参加八个县成立的吉林四中升学考试。结果在四五百人中间，我名列第六。把那些大哥哥们远远地抛在后边。那时候考人中学比现在考大学都困难得多，荣耀得多。
(三)
四中开学那天，校门内外车水马龙，道台、知县、士绅……都参加开学式。新生喜气洋洋，我一看八十名学生中穿的最破的就是我。当时也觉得不得劲儿。一想老罕王十几岁给人家当茶奴，后来却成了一朝人王地主。读书不在穿的好坏。
点名开始了，一听叫我名时，总管老师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
问：“你就是傅英仁?”
我说：“是。”
旁边有几位同学，作证说：“老师，他是傅英仁，是我校高材生，塔光编辑部编辑。”
“交学杂费。”总管不得已地说。
“多少钱?”
“学费现大洋五元，杂费三元，书费六元，操衣钱十五元，总共二十八元。”
我的天哪。哪来那些钱，我拿出五元诚恳地对老师说：“操衣我不要，下欠的钱，我三个月交齐。”
总管老师二话没说，拿起笔就把我的名字除掉了，至今我历历在目。我当时哭了，又一想：满洲巴图鲁不许哭，我擦掉眼泪对大伙说：不收我没关系，我自学也能从中学毕业。我一气之下回到家里，两个多月神经都不正常。从此我告别了学校生活。走向更艰巨的征途。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
家中人口增加了两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生活更贫困了。
九·一八事变使社会起了很大变化，动荡不安，日本人请我父亲画图，我父亲一口拒绝，焚烧了图稿，发誓说，给鬼子画一张图就是卖国。毅然决然搬到东园子务农种地去了。从此，我家生活更艰难了。
傅英仁与夫人赵淑芬
(四)
从十二岁后半年一直到十八岁前半年，这六年是我艰苦的年代，也是获得各方面知识最多的岁月。我从十三岁开始劳动，种地、打柴、卖零工，什么都干。学习方面，学完了中学课程，读完了论语、中庸、大学和孟子，还练习了书法。更重要的是得到萨满教神话真传；得到满族舞蹈和秧歌的传授；得到三祖父三部半长篇满族说部的真传。此外还听到家族外边的一些民间故事。
十二岁以前，祖母和父母以及三祖父是我满族民间文化启蒙师，念书期间打开了新知识窗口。失学以后，在校学习机会没有了，可是求知欲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浓。没有学习时间，劳动时别人休息我看书，下雨阴天我学习。夜间家穷点不起灯，我到小庙捡香头，七八根捆在一起燃着后用嘴吹发出亮光照着读书。
同学们借给我书，捡烟盒钉本子，别人剩的铅笔头，捡回来按在笔帽儿上写字。在沙盘上写大楷，在玻璃窗上画山水画。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艰苦一些，但乐在其中，因为学的多，学的扎实。
我有位姨夫是清朝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六品笔帖式(衙门秘书)。民国以后在缸窑沟设馆教书。老人家满汉文精通，是清末秀才。他看我聪明肯学，决定免费教我读书。我午前学习，午后干活，一直坚持三年。
这三年，我自学初中课，更重要的是老人家传授我前所未闻的萨满神话，共讲述各姓氏祭祀神150多位(现在我只能讲出120多位神)。老人家是吉黑两省著名的大萨满，曾两次到吉林、长春(当时叫新京)讲萨满神学。老人临危时，我侍候一旁，他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孩子，千万记住我说的祭祀规程和神的来历。这些都是神传下来的祖先业绩。因为你是我的惟一的直传弟子，才全部教给你。”我跪下流泪说：“姨夫请安心，我能牢牢记住。”老人故去的年头是1938年，终年71岁。至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每当提笔写文章时，经常浮现在我面前。
三年里，用现在话说，采取半耕半读的方法，学习了《千家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初中国文、历史、地理、党义等几门文科。水笔字也有较大的长进。
我在三祖父手中，又学到更多的民间文化知识。从十三岁起，就和三祖父在一起劳动，老人家干啥像啥，不但农活是内行，泥瓦活、厨师、看风水、扎针治病，样样都会。讲起故事更是没完没了。夏天我们爷俩在缸窑沟种地，秋天打柴，农闲领着我到各屯说《将军传》、《红罗女》、《东海窝集传》、《罕王出世》、《金兀术》几部长篇。一方面挣几个钱或粮食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老人家也有这个嗜好，三天不讲就受不了。人送别号“三云”。我到十七岁时，已能把几部长篇通了本，但说起来仍然没有三祖父那么流畅自然。
《将军传》是讲述清初黑龙江首任将军萨布素的一生事迹。记叙了他从一个放牛娃、披甲出身，逐步成为一名著名抗俄将领和他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两次击退沙皇侵略武装，赢得了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胜利。使北疆国境保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罕王传》写努尔哈赤从十三副铠甲起家，经过四十三年近百次战争，终于抵住明朝的统治，统一了东北女真诸部，壮大了后金的力量。给入主中原打下牢固的基础。《红罗女》又名朝唐演义，说的是渤海时期有位女英雄红罗女忠烈不屈的性格，三次击败了入侵之敌——契丹兵，保卫了祖国。《金兀术片断》是写金朝名将金兀术的生动事迹。以后义于1981至1989十年时间，采录了京八旗老人，河北遗留下来的完颜氏后代，阿城完颜氏，赫哲族傅万金同志讲述的故事。使这部传奇式的传说完整化。其他如《金世宗走国》、《乌吉国传奇》也从这时开始学习。
三祖父讲一些萨满中流传的天地形成传说，人的来源说以及一些萨满斗法的传说。说也奇怪，他本人就会一些使人看不透的玄奥的怪事，这些事，至今也是个谜。
我舅父郭鹤令也是满汉齐通的人物。是郭姓大萨满，我跟他学一孽请神神咒，和北部地区的萨满活动情况。
尤其是我的三舅祖父梅崇阿公，在我十三至十五岁时，传授八套满族舞蹈，使濒临灭绝的民间舞蹈，保存下来。
崇阿公在青少年时代，在旗务学堂学习满汉文化，业余学会了八套古代流传下来的舞蹈，当时已成为吉林有名的舞蹈家。十八岁奉旨进宫在西太后驾前侍候，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逃往长安。老人家回到了宁古塔，在当时衙门里当差。民国以后靠行医维持生计。我十三岁那年，他担心此艺失传，自己出钞招集十二名满族子弟，向他们传授技艺，我和表姑梅素琴也参加学练。因年景荒乱，迁徙无常，只有三四个人坚持学完。(表姑、表兄和我)而表姑、表兄又早于我去世。能保留到今天只我一人了，大概关墨卿老人对此事也略知一二。
十七岁那年，我参加全县招聘教员考试，成绩合格，被聘为教辅。
傅英仁向族人讲述《萨布素将军传》
(五)
日语，是一门多么陌生的学问呀!怎么办，只有一条道，就是苦心自学。买了一套《日语速成读本》。拜同院一位丁警尉做老师。从十七岁那年九月开始，向日语进攻。每天四点钟起床，跑步到东花园背诵三个小时日语，写出字块，再拿起扁担上山打柴。利用休息时间复习单词。晚上到丁警尉家学习新课。到十八岁上半年，居然学完了两册。简单日常会话已经不成问题了。
那时日伪军政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手抓残酷镇压抗日力量，一手抓各方面组织建设。不断招考青年参加各方面伪组织，如教员、警官、政法职员、金融人员等等。丁警尉一直劝我报考警官学校，由于父亲多次教育：“决不当日本走狗，干那些卖国行为。”便决意再考教员。结果，不但文化知识是前五名，日语也三等合格。别的教员每月24元，日语三等合格者每月另发七元补贴。从此我踏上了教员之路，一直干到l945年东北光复。(因为没从正式学校毕业，定为“教辅”候补教员)。20岁我又考人牡丹江师道学校速成班。因为成绩好又留校复习一年，以本科生资格获得毕业文凭。没经过教员一级，直接评为教谕。
家中挣钱人多了，生活比以前有些上升。有点力量买些喜好的“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可是有关满族文化方面的书刊根本买不到，使我产生一种新的想法：为何不把几年得到的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比那些“三侠剑”、“青城剑侠”、“啼笑姻缘”一些市民文化要好得多。整理满族民间文化的想法开始有了萌芽。
我十八岁那年，春节期间我和三祖父到卧龙屯说《萨布素将军》。被当地警察署抓去严斥一顿，并下令不许再讲此类评书。再加之政治犯、经济犯两支铁爪，紧紧地盯着每个人。自从考上教员以后，和三祖父一商议再不能到处乱讲了。好在我有了职业，在屯里我当教员，三祖父和父亲种点地也能维持生活。三祖父同意用文字记录这个想法，一再督促我用文字写下来流传后代。从此我一边教书，一边和三祖父整理所有的满族民间文化。事也凑巧，我初任的学校正好是我姨夫关振川老先生所住的村屯缸窑沟。二年里，我不但巩固了旧有知识，又学得一些新内容。老人家在我离开缸窑沟第二年就离开了人世，终年72岁。他是陈满洲镶黄旗瓜尔佳哈拉大萨玛。
傅英仁像指导家人家祭
开始整理资料很困难，把口头文学变成文字材料，很不容易。尤其用文言写惯了，再用口头语言写材料难度更大了，所以头一年进度不大。到第三年才摸到门路，速度加快了，质量也提高了。到1944年三祖父去世，我已经写出六大厚册资料本，估计有300万字左右。当给三祖父上坟时，我还写一篇祭文，向老人家汇报完成情况。
八年里，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满族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它既不同于其他民族，但也和汉族、朝鲜族、赫哲族、锡伯族以及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族有许多共同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中有些可以补历史之不足。是做人的借鉴，是我国文化园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老一辈先后去世，更感到十几年心血没有自费，终于把老一代珍品保存下来，我内心感到很充实。
伪满十四年里，我还从官地村韩鑫一老先生那里学习二年绘画。从马河站跟一位日本小职员学习了小提琴初步演奏技法。一九四三年，转到德家村小学，一人班当教员(此处应是仅傅英仁先生一个人任教，教一个班的学生。)。
(六)
祖国解放了，每个中国人都充满了欢腾喜悦的心情。学校自然停办了，在屯里没事可干，我把原有的学生招集起来，在九月末成立一所私塾，没有新教材只好教他们千字文、五经四书，边学算数、珠算，写毛笔字。家长很满意，借此机会可以复习一下古书。白天教课，晚间给老乡讲《萨布素将军》，讲《红罗女》、《东海窝集传》和一些民间故事。
紧接着，打土豪分田地，大搞文娱活动。斗地主分果实，一直闹到1947年。
1947年3月，县政府正式下文承认德家小学为公办学校。从此踏上革命工作的征途。因为我协助二区政府办理全区教育工作，我便成了第二区教员中的佼佼者。1948年末，我被调到温春第四完全小学任教导主任。到1953年暑期，先后升转到四所完全小学校任领导工作。其中有四完小、十二完小任教导主任；民主完小、七完小任校长。这几年虽然校务繁忙，对满族文化有些荒废，可是接触到很多当地老户，他们大部分都是跑关东的后代。我意外搜集到很多很动人的跑关东故事。比如“梦里团圆成事实”、“东山有宝”、“小毛驴找家”、“挑筐说话”等等。反映出那些逃荒人悲惨苦难的生活和强烈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如果说1953年以前是我对满族文化的感性认识阶段，在后来的年代里，是我在理论上逐步成长的时期。
从1953年秋一直到1958年4月，先后担任宁安县教学研究室研究员、一中语文教员、干部学校副校长。党送我到党校学习，成为党的积极分子。
1953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专修班。这是全国第一个函授试点班。由苏联专家为顾问。考得严、教的严、毕业更难。每月一次面授，学期抽签考试，寒暑假集中学习，毕业论文答辩。全东北入学五十八名，毕业时，才合格十七名。十二门课程我八门五分，四门四分，是优等生，1956年毕业。
这段学习真是如鱼得水，又如久旱逢甘雨。懂得了文学史、文艺理论、马列主义、文字学、语音学……。总之，真像打开了图书馆大门，任我学习。
毕业时，我的论文被杨公骥教授看中，他布置两个较难的论文题目，叫我半年内完成，如合格，可以调到东北师大任讲师。
从党外到党内，从工作到学习，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好时光。当时我计划写三部书，“满族神话故事”、“满族文化概述”、“满族民俗”，以此作为到大学的见面礼。此后，我的社会职务也多起来了，县文教代表、县体委秘书长、县俱乐部主席，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副组长。
为三部书奋斗，为大学讲师奋斗!是当时我的主导思想。
正当这平步青云的时候，突然乌云压顶，一场反右斗争把我一切希望化为泡影，二十多年大好时光白白浪费，昨天是文教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今天突然变成阶级敌人。
傅英仁在家讲述《东海窝集传》并录音
(七)
三年劳动改造，别的没有进步，我在满族文化上却收获很大。我眼睛近视不能锄草，让我和老农民使锄草机。劳动比较自由，日子一长，和老农民交成了朋友。互相讲故事传说、讲风俗、讲清朝历史、偷看各户家谱。为此受到三次大会批判，险些升级劳动教养。
三年里，我又搜集六七十个民间故事，十七份满族家谱，五十多则民俗、三家满族家祭仪程。同时，还了解了汉军旗的来历，和三家老民的情况。别人改造赤手空拳，而我却满载而归。对我来说劳动改造坏事变成好事。
1961年，摘帽。我被分配到业余教育办公室负责发展农业中学工作。虽然摘帽但不等于不是右派，出版作品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任教也化为泡影。我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好做出成绩来。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到东京城中学代课，边参加县工作组。结果以右派兼黑工作组分子被揪出，被批斗了一年多。到1968年，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0年，因教育界清理队伍我被分配到蔬菜公司。这更是一门新课题。一直到1979年6月才调出。
八年时间，我担任着科学种田和外货调入工作。这几年，我差不多走遍半个中国。祖国风光尽收眼底。泰山雄姿，大海的宽大胸怀，江南秀丽山川，新疆别有风味的民情。对一个酷爱中国历史、酷爱民俗民风的我真是平生之幸事。我觉得清代统治者，居然以一个文化落后，人数很少的民族，竟能统治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民族，谈何容易。清朝所以统治260多年，其根本原因就是用汉族的古老封建文化作为统治手段。并且自身也大胆推行着汉文化。出现一批具有高层次的满族人精通汉文化的学者。
八年里，我接触很多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如鄂温克的萨满、赫哲的水上生活习俗。发现这些民族有许多地方被满化的遗迹，如语言、文字、衣着、清代行政组织，等等。满族也吸取一些他们的习俗，我理解到长期以来各民族就是互相交往互相学习的。因而构成各民族风俗，既有本民族特点，义有各民族的共性。
在此期间，我借到北部调运土豆种子之机，搜集许多北部民间传说和民俗，又在河北完颜氏后裔处，搜集一些金兀术传说和守皇陵八旗兵悲惨命运的故事。所有这些，使我不断充实了满族文化的知识。回想起来，满族文化已成了我平生之癖。
掌握这些知识，当时没有出版的奢望总感到失之可惜，准备退休以后，整理成册，藏之秘室传给后人。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雷震大地，万物竞繁荣，使我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似的进发出不可遏止的活力。
(八)
1979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会议的精神，我终于一洗过去的冤案，彻底平了反。虽然我已花甲之年，确感到年轻二十年，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只表达一个念头，我要奋斗，补上二十年白白浪费的时光。
文教科闻讯找我，让我组织人力修写县志。这也是我几十年夙愿。因为家父临危时还再三嘱咐：“有机会应该再续写县志。民国十三年县志已过时了。”我欣然允诺，1979年6月3日正式成立一个小组。那时，条件很苦，一是没人重视，二是没有经费，三是没有办公地点，东奔西走，借二中旧仓库，两条长凳，一张学生用的桌子，开始办公了。经过半年多奔走，终于感动了县委书记和县长，慨然允诺，一定大力支持编好县志，并任命我为编辑室主任兼主编。
过去只在书本上懂得一些古书的理论，虽然也看过几部县志，但用起来仍感到费力。不管怎么写，搜集材料是第一要素，发动各单位动手是根本保证。查阅有关编写县志的著作，是编好县志的资本。在四年里走访近百名知情老人，成立48个编单位志书的小组，查阅五个省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和考古队、大学、研究所等十三个单位，将近500万字资料。终于在资料搜集方面．名列全省前茅。省内外40多个单位80多人次到我县参观学习。在全省地方志会议上做两次大会经验发言，不但很有成效地进行宁安县志编写工作，也大大影响着兄弟县编志的开展。写到这，想到一位对我帮助最大的省地方志王文举主任(已故)，他曾两次来宁安具体指导、协助我找资料找论述，经常鼓励我一定给全省树个样板。五年时间，我终于写出十五册一百多万字的初稿。
1979年，编写县志开始之日，也是进行整理发表满族民间文化起步之时。当年9月省委宣传部长颜泽民，到镜泊湖找我和马文业探讨出一本镜泊湖民间传说故事。回来后市文联主席栾文海同志，亲自领导抓这项工作。我好像如鱼得水，立即在宁安县成立一个九人组成的民间文艺研究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民研小组，中国民研会为此发表通报进行表扬。
当我动笔写第一篇民间故事时，许多朋友，尤其是我的家属，再三提醒我：“好容易平了反，再搞一些四旧东西，重犯错误那可就没救了”。我也为此担忧。只选出两个无关大局的故事。专集印成后，省内外颇受欢迎。我心里才有了底，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发表的作品，心情很激动。此事引起省民研会的重视。1981年，民研小组扩大为民研协会，会员增到30多名。
1979年以后，全国，尤其是北京和东北三省掀起一股研究满族文化热潮。他们都缺少第一手材料，因此，我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来访的人源源不断地登门访问，大部分人都得到满足，写出一些文章。
1982年至1984年，东北三省合编两集满族民间故事，其中我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以上，先后在《黑龙江民间文学》、《黑龙江满族故事选》、上海出版的《满族故事选》以及其他刊物上刊登了90多篇故事和四篇论文。引起国内外研究满族文化的学者注意。县内更是活跃，从九个人组成的民研小组到1984年发展到68名会员，发表故事近200个。就连县长、宣传部长、文化局长都加入这个组织，还亲自整理一些民间故事。
随着作品不断发表，知道我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全国性满族学术讨论会都纷纷邀我参加。我先后参加辽宁、丹东、吉林、北京、海拉尔等七次学术会议，发表七篇论文，又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八篇作品，阐述早期满族文化遗存，在研究领域中起了一些作用。
1979至1984年，我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白天编县志，晚间整理民间文化。除了上述已发表的作品外，我又整理出《萨布素》、《红罗女》、《金世宗走国》、《东海窝集传》五部长篇说部初稿(其中《比剑联姻》是和关墨卿老先生合作)约180多万字。给各地录制260多盘磁带。又写出四篇民俗论文，《金兀术》和《黑妃》两部长篇也正在整理中。
任何人获得知识都是在实践中得来的。我在蔬菜公司八年又加上县志五年，在工作中有机会接触一些各族、各界的人士，无论满族和其他民族都搜集很多有用的素材。比如《金兀术》素材，我青少年时和三祖父学些片断故事，在蔬菜公司，出差到河北省找到完颜氏后裔，得到一批口碑资料，赫哲族傅万金同志给我讲了三天有关金兀术传闻，再加之有些书面记载材料，经过初步整理，可以写成三十回长篇或三十集电视连续剧。
(九)
1985年7月，因诸多方面因素，我辞去县志编辑室一切职务，专心致志地整理满族文化。除了写些书面文章外，自1985年至1986两年中，我的《满族神话故事选》出版了，又被聘为《努尔哈赤》《荒唐王爷》电视连续剧顾问，主持摄制了五部满族民俗专题录像片。指导辽宁排的舞剧《珍珠湖》，丹东的舞蹈《莽式空齐》、扶余县的满族新城戏《红罗女》以及牡丹江市和宁安县编排的满族舞蹈。这些剧和舞蹈演出以后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1987年至1991年几年中，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到宁安找我，表示愿意出资把满族舞蹈用录像形式记录下来。文化馆主办，培训20名舞蹈演员，用一个月时间，我传授了莽式、扬烈、拍水、野人等四个舞蹈。1988年，又培训五十多名满族秧歌演员，还录了像，并纳入省舞蹈集成卷中。
这些舞蹈来源很早，我曾和渤海出土文物中“六面石雕”(现存省博物馆)上舞蹈对比，竟在莽式舞里都有这些动作。满族秧歌又名达子秧歌，除技巧与一般秧歌不同外，其反映的内容也有表现女真人抗辽国统治者的“打女真”，抢女人的反压迫的民族精神。总之这些舞蹈能够传下来，是我平生一件快事，我觉得来之于先民，传授于后代．是我神圣的职责，是我恩师再三嘱托的大事。
在此期间我又整理出130多个民间故事准备出版，摄制三部民俗片。1989年，被吉林省民族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1991年，又担任《黑土》电视连续剧顾问。截止到1991年上半年，已将《朝唐演义》(又名《比剑联姻》)、《红罗女》、《金世宗走国》初稿完成。《金兀术》的资料稿也归纳完毕。
今天我体会到这些作品都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完成的。即使在清朝时期,满族文化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昌盛。这是党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作用的结果。我深深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我没有机会拿出这些先民的遗存资料。
十二年付出的汗水没有白流，党和各级领导始终对我大力支持、关怀和鼓励。曾四次荣获全国奖、三次省级奖、三次市级奖。
十二年里，我曾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两届政协常委，一直到今天(1992年)仍然是牡丹江市人大代表、政协成员。1991年，我光荣地被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参加全国表彰大会，受到党中央最高领导的接见。
我虽然年逾古稀，但总觉得在党的阳光雨露中永远是年轻的。我将一如既往，再做贡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傅英仁
1992年3月2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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