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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

《尼山萨满》产生年代考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有关满洲族名著《尼山萨满》传说产生的时间,大体有女真时期说、肃慎时期说、原始社会末期说等等。但笔者以为,《尼山萨满》传说的基本主题是想通过尼山萨满之死,展示满族萨满教的衰落过程,并认为皇权的压迫与喇嘛教的排挤,是满族萨满教衰落的主要原因。从传说的这一基本结构及故事所提供的若干细节看,尼山萨满传说不可能产生于上述历史时段,而只能产生于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当权的后金时期。

关键词:尼山萨满 萨满教 喇嘛教 努尔哈赤

  《尼山萨满》作为宗教传说,无疑是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一则重要资料,因为在这则传说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反映北方原始宗教萨满教教义、仪式、信仰等内容,同时也记录有大量的反映古代满族民间社会生活、生产习俗的资料,这对于我们了解满族宗教史、文化史、民众生活史,无疑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尼山萨满》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所反映的是满族历史上的哪段历史?对此,传说并无刻意说明。


关于《尼山萨满》产生年代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论述。如《满族文学史》认为为:“《尼山萨满》是肃慎时期的萨满神话”,它“产生在肃慎时期,而它所反映的生活是氏族社会的生活。”①《鄂伦春族文学》②、《赫哲族文学》③等论著也多持此观点。也就是说,这些研究都认为《尼山萨满》的产生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些先生甚至认为:“《尼山萨满》的产生最早是原始社会的中期,个别情节可能更早一些,如尼山萨满杀夫行为。在满族的阶级社会的早期已形成它的稳定内容并流传于人类社会。”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按保守的看法,最晚也是女真时期的作品,距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⑤笔者认为,上述的这些研究尽管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把《尼山萨满》的产生定位于满族社会早期即肃慎时期、女真时期甚至更早——原始社会时期,则需要进一步商榷。


判断民间文本产生年代的方法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便是必须充分关注构成文本基本情节之基本母题产生的可能时间,即:文本所反映的基本主题是什么?它所反映的是哪个时代的要求?相反,如果我们舍本求末,一味追究传说故事中的某些细微末节——特别是那些散落于民间文本中的原始文化残留,并试图从中探寻民间文本产生的年代,则很容易将自己引入迷途。


事实上,《尼山萨满》这则传说,是想通过尼山萨满之死,向人们暗示满族萨满教走向衰落的基本过程及其原因。故事讲述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所讲述的故事,却确确实实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这一点与曹雪芹借荣国府衰败来暗示整个清王朝的灭亡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不同版本中,人们对尼山萨满之死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海参崴本《尼山萨满》认为,尼山萨满之死是因为尼山萨满未救自己丈夫,损了阴德,婆婆告上法庭,被皇上治成死罪。
但按萨满教教义的解释,死过三年以上的人,“血肉已烂,骨架已碎”,是没有办法救活的,这一点作为尼山萨满长辈的婆婆也许不会不知道,但叫老太太恼怒的,一是尼山萨满将自己的儿子扔进“永远不能变成人”的丰都城,断了儿子来世做人的“后路”;二是由此勾起了老太太的旧怨,使老太太越发不能接受儿媳的解释,直至将尼山萨满告到刑部。这一点故事虽然并没有直接表述,但从尼山萨满与前夫、婆婆的言谈中,仍可窥见一斑——在阴间,尼山萨满归途中遇见自己死去多年的丈夫,丈夫请求她看在以前夫妻的份上,救他出去。遭到拒绝后,尼山萨满的丈夫恼羞成怒道:“如果你不把我救回阳间,我就把从前和今天的仇恨一起报,趁此机会报两次仇。”这两次中的第二次显然是尼山萨满不想将他救回阳间,而在此之前结下的第一次仇,则很可能就是指他们在阳间曾经结过的什么怨。所以,当尼山萨满的婆婆知道尼山萨满将自己的儿子扔进丰都鬼城后,第一句话就是“你再一次杀了你的丈夫。”这“再一次”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尼山萨满除在阴间扼杀过丈夫的转生灵魂外,肯定在阳间也有过什么杀夫记录。对此,宋和平先生甚至还一再提醒人们,《宁三萨满》中,孩子母亲的杀夫行为,完全可以作为尼山萨满杀夫行为的旁证,并引用大量人类学资料和满族民间文本,来证明这一行为的可能性和合法性。⑦但这两次杀夫行为只是尼山萨满之死的诱因,它的直接原因则是皇帝对此事的干预。故事说道,由于尼山萨满在阴间见死不救,婆婆赴京,将这件事禀报给了皇帝。皇帝龙颜大怒,将尼山萨满治成死罪。在皇帝眼中,既然尼山萨满将自己的丈夫扔进鬼城丰都,尼山萨满也理应被扔进人间通往地狱之门的井中,并叫她永世不得翻身。这样一来,尼山萨满与婆婆的冲突,最后变成了与皇帝老子过不去,并进而升华为民间信仰与时代政治、传统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萨满之死乃是时代的必然。因为在萨满教看来极为正常的行为,已经受到了来自社会,特别是来自皇权的反对。尼山萨满之死,完全可以看成是传统势力与新兴势力较量的结果。它象征着以皇权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对传统萨满文化所进行的大规模反扑。


那么,在满族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皇权思想究竟产生于何时?这是我们判断这则传说产生时间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在满族民间社会中,皇权思想的真正出现应在17世纪“大金国”出现之后。在此之前,女真族部族林立,各部族之间相互兼并,真正意义上的皇权思想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这正如《满洲实录》所云:当时“各地盗贼像蜜蜂一样纷纷起来,各自把自己推举为汗、贝勒、大臣,做寨主或穆昆达,互相攻战,乃至兄弟残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软弱无能者,呈现出极其混乱的局面。”在这群雄割据之时,努尔哈赤揭竿而起,他八付铠甲起家,花了十余年时间,扫平诸部,建立了“大金国”的后金政权。1616年,努尔哈赤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公告说:“因我国没有汗,生活非常艰苦,所以天为使国人安居乐业而生汗,应当给抚育全国贫苦黎民、恩养贤才士,应天命而生的汗上尊号。”⑧他自己成为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者。1626年,努尔哈赤病故,皇太极继位。他模仿明朝内阁制度,完成了对新生政权的改造。1636年,皇太极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改国号“大清”,改族名“满洲”,弃汗号而自称“皇帝”,以皇帝为标志的封建君主统治至此确立。《尼山萨满》中,婆婆上京告官,先找御史官,然后通过衙门,将尼山萨满捉拿归案。将口供立案成卷,写出原委,上奏皇帝。皇上见状,命交与刑部,刑部审核后再禀皇帝,最后皇帝下令处死了尼山萨满。这一过程是典型的明朝司法诉讼程序,它出现在《尼山萨满》中,标志着《尼山萨满》传说只能产生在皇太极仿明定制并自称皇帝之后。


在《尼山萨满》的另一则异文──《女丹萨满的故事》中,说女丹萨满之死,是喇嘛陷害的结果。这一线索的出现,也可帮助我们证明《尼山萨满》不可能出现在努尔哈赤抑或是皇太极执政之前,而只能出现在他们执政之时,这是因为只有到了努尔哈赤或是皇太极时期,满族地区才有了抑萨(萨满教)扬佛(喇嘛教)的举措。尼山萨满蒙难喇嘛教,完全可以理解为是此时满族中央政权弹压萨满教、扶植喇嘛教这一宗教政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这则传说是这样说的:一次,皇太子得了重病,喇嘛百治无效,最终死去。皇帝听说女丹萨满有起死回生之术,便想将女丹萨满请到宫中。这件事被给太子治病的两个喇嘛知道了,嫉恨起女丹萨满来。他们先是藏在午门门洞想陷害萨满,计谋被识破,过午门时,女丹坐着神鼓飞过午门进了皇宫。皇帝见女丹萨满从午门楼顶上飞进来,很不高兴。但急于抢救太子,也没说什么。女丹萨满作法来到阴间,救活了太子。皇帝大喜,大摆宴席。高兴之余,他突然想起三年前死去的妹妹,便命女丹萨满将她救活。女丹萨满告诉他,人死三年,尸体已腐,无法救活。皇帝大怒。两个喇嘛见有机可乘,便对皇帝说,女丹萨满可以做到,她这是在故意违抗圣旨。皇帝在两个喇嘛的挑唆下,命人将女丹萨满扔到西方的一个井中,并压上茶碗口粗的铁链,叫女丹萨满永世不得翻身。⑨《尼山萨满》的另一则异文——《宁三萨满》也表现了同样主题。可以说,与喇嘛教斗争是满族萨满传说故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根据这一线索,去判断《尼山萨满》传说产生的时间呢?答案是肯定的。


喇嘛教是13世纪初即成吉思汗时期传入蒙古地区的,蒙古贵族的推崇,特别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扶植,使得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蒙古上层社会的认同,但随着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政权的土崩瓦解,喇嘛教也受到重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17世纪前后。17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传入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也起死回生,重新振作起来,并在蒙古王公大臣的支持下,战胜了传统的萨满教,确立了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国教”地位。随着满蒙关系的不断加强,大量蒙古人也加入到了努尔哈赤的麾下,成为后来满族外八旗中的一员。蒙八旗的出现,客观上也将在蒙古人中新兴起来的喇嘛教引入满族地区。蒙古喇嘛教传入满族地区之前,满族一直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在维系氏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在满族早期社会中,萨满与酋长的职权常常被集于一身,他们既是酋长,同时也是萨满。进入奴隶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后,王权或是皇权,又与神权结为一体,酋长、君王同时也成为萨满的代名词,两者互相补充,在强化彼此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满成了皇权思想的传声筒,皇权成了萨满文化的保护神。但是,随着后来皇权势力的极度膨胀,当其自身权力远远高出众人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成为了天意的直接代言人。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使自己成为永久的,也是惟一的天意的代言人,皇权统治者便会向那些号称亦可“通神”的萨满发难,萨满的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在满族地区,萨满教是产生并服务于满族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因此,各氏族的萨满传承并不完全相同。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为了统一满洲,使整个民族“爱新觉罗”化,他们在征讨各部的过程中,有时有些氏族首领都可能躲过一死,但各氏族的文化传承人——萨满,却很难躲过一劫。这在客观上,沉重削弱了传统萨满教在满族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为巩固自身政治地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还极力引进包括佛教、喇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以淡化乃至削弱萨满教对满族各氏族社会的影响。在《尼山萨满》中,我们很容易从员外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的身上,明显感悟到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从尼山萨满赴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很容易感悟到佛教教义对满族民间社会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汉族地区,佛教的传入始于西汉,魏晋时期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从大量考古遗存看,满族先人至少在渤海国时期,也已经开始接触佛教文化了。当时兴建的佛教寺庙、佛塔,都是满族先人接受佛教文化影响的明证。到了金代,佛教文化对女真文化的影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朝北盟会编》所记“举国上下,奉佛尤谨”,真实地记录了金代佛教文化对女真文化的深刻影响。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也加紧了对佛教文化的引进。这一点,《听雨丛谈》说得十分明白:“相传我朝向前明索神佛像,使还,得奉关帝、观音、土地三像而归。愚按家家所供者,应是奉来神像,当日即与祖先供奉一龛,后世因之,不敢易也。”⑩同时,努尔哈赤还在赫图阿拉城东阜取缔了萨满教祭祖的堂涩(即后来的堂子),建立了佛教寺庙,为人们的顶礼膜拜提供了必备场所,佛教在祷告声中得到了发展。《尼山萨满》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一心向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渤海国时期,特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这数百年来极力推行佛教文化的艰辛努力,一个笃信萨满教的民族,是不可能人人心向佛门的。
但是,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渤海国时期在内的对印度佛教教义的引进,一直都是在平缓的状态下进行的。佛教教义与萨满教教义之间虽然不可能没有冲突,但一心向善的佛教毕竟可以从某些方面对满族传统萨满教进行必要补充,以使其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的要求。所以,佛教在最初进入满族社会时,表现得相当平和。而佛教对满族传统萨满教造成真正的影响和冲击,是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对代表氏族利益、氏族文化的萨满文化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镇压,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便是在政治上统一满族社会的需要。因为只要有代表满族各氏族利益、氏族文化的萨满文化存在,努尔哈赤就不可能实现他在政治、军事、文化乃至经济上对满族社会的全面统治。


努尔哈赤扬佛抑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蒙古地区根除萨满教的举措对他的影响。历史上,蒙古族也一直以信奉萨满教自居,后来随着喇嘛教的传入,蒙古各部的首领及上层贵族纷纷改信喇嘛教,西南部蒙古各部先后宣称喇嘛教为“国教”,此后,东蒙也加入到了打击萨满教,弘扬喇嘛教的行列中来,传统的萨满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弹压。在蒙古人血洗萨满教的过程中,后金政权一直持支持态度,这在相当程度上当然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按当时规定,蒙古地区当喇嘛者可以不当兵,不纳税。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喇嘛数量激增,而兵员数量锐减。据不完全统计,清朝末年,蒙古地区的喇嘛数量已占男子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11。这便大大削弱了蒙古族的战斗力,而这正是急于削弱蒙古势力的清王朝所求之不得的。为了摆摆样子给蒙古人看,也为了更好地统治整个民族,后金政权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明崇祯年间(1615),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修建了七大庙,后金崇3(1638)皇太极又在新京建成了后金最大的喇嘛庙实胜寺,并在新京周边修建了永光寺、延寿寺、广慈寺、****寺等寺庙。在对喇嘛教极力弘扬的同时,皇太极等人对传统的萨满教,进行了种种限制,甚至对萨满教祭神祭天所用供品数量也做出了严格规定。为削弱萨满教中的氏族情结,乾隆年间,还发布了著名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反复重申今后满族的一切祭祀活动,必须以此为范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问世,为满族萨满仪式的“爱新觉罗”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从此,丰富多彩的萨满祭祀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满族萨满祭祀活动也走上了所谓庙堂化、规范化之路,这对满族萨满文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在政治上控制蒙古社会上层,清朝统治者不但与蒙古上层社会联姻,有时甚至将蒙古喇嘛们请进宫廷,为其诊脉治病,献计献策。《尼山萨满》中,女丹萨满身遭喇嘛陷害,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因此,《尼山萨满》所反映的不可能是肃慎抑或女真时期的史事,因为那个时期满族地区尚无喇嘛教,它只能产生于17世纪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时期实施抑萨扬佛政策之后。

除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外,我们还可以从传说所提示给我们的一些时空信息上判断《尼山萨满》产生的时间。
在民间文本中,传说属于那种真实性较强的一类,对于传说所反映的“真实”,全信未免过于迂腐,但全面怀疑也未免过于幼稚。因为在无文字社会中,民众的历史就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许多史学家对此之所以敬而远之,不是因为传说本事的不真,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民间文本会经常发生变异。这变异有时来自不自觉的误读,有时则来自讲述者的主观参与。总之,
民间文本的变异是有章可循的。只要找到民间文本的变异规律,我们就可以发掘出它的史料价值,民间传说就可以像大量正史史料一样,为我所用。


从《尼山萨满》所提示给我们的时间看,它也应产生于努尔哈赤抑或是皇太极时期。如在海参崴本《尼山萨满》中,故事开篇就交代了传说产生的时间——“古代明朝的时候”。不仅如此,故事中所涉及的官僚体制称谓——“御史官”、“衙门”、“刑部”等等,也鲜明地表现了皇太极时期在政体上实行的仿明建制的特点。此外,瑷珲二本也明确地将故事产生的年代定格在了明朝。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它反映的是明朝或明朝之后的满族社会生活,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新本《尼山萨满》中,说故事发生在“古代金国的时候”,时间与上述海参崴本大致相同。此外,《尼山萨满》在故事中还直接提到了“太宗皇帝”——即皇太极,这就为《尼山萨满》传说在时间上的进一步定位提供了可能。


此外,从称谓看,这则传说产生的时间也应在明清之际。首先,传说中出现了“员外”一词。员外,古代也叫“员外郎”。它的本意是指正员以外的官员。晋武帝时始设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时人简称“员外郎”。隋开皇年间,尚书省二十四司各设员外郎一人,侍郎不在时,代行曹事。唐以后,直至明清,各部均有员外郎,位在郎中之次。因为员外指正员以外的官员,有时也可用钱捐买,所以民间常用“员外”称谓那些有权有势的财主。《尼山萨满》中的主人公老员外,实际上也不是指有品职的官员,而是指那些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财主。考虑到这一称谓产生于六朝,流行于宋元,盛行于明清的这一事实,特别是元以来称土财主为员外的这一情况看,《尼山萨满》决不会产生于六朝之前的肃慎或金代的女真时期,而只能产生于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


刑部:旧官制中的六部之一。主管法律刑罚。汉成帝时,有尚书三公曹,主管断狱;东汉改为二千石曹,为中都官,掌管水火、盗贼、词讼、罪法,也称贼曹。晋为三公尚书。南朝宋以后改为都官尚书。只有到了隋开皇三年以后,才改为刑部尚书。历代相沿不改,至清末,才改为法部。从《尼山萨满》中出现“刑部”一词分析,这则传说也只能出现在隋朝之后至清末之前这段时间。因为刑部是皇太极所设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之一,他仿的是明制,所以这又排除了《尼山萨满》产生于皇太极之前——宽泛地说也就是明代之前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山萨满》只能产生于皇太极改制之后和明末之前的这段时间。


总之,从《尼山萨满》传说抑萨扬佛的政治倾向看,这则传说可能产生在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打击萨满教,重用喇嘛教的明末清初;从《尼山萨满》所反映出的皇权思想看,更可将《尼山萨满》产生的时间具体到皇太极称帝之后;而传说中“皇帝”、“御史官”、“刑部”等名词的出现也支持这一结论,所以我们说这则传说产生的时间很可能是在皇太极仿明改制之后明末清初(即公元1626年—公元1644,1626年皇太极仿明改制,1644年皇太极逝世)的这18年间。

注释:

① 《满族文学史》(一)第38页,第44页,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徐昌翰、隋书今、庞玉田:《鄂伦春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徐昌翰、黄任远:《赫哲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第118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⑤ 转引自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第11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⑥⑨ 《女丹萨满的故事》,详见金启:《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⑦ 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⑧ 《清太宗实录》。
⑩ 《听雨丛谈》,第7页,中华书局版。
11 伍韧:《萨满教的演变与没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民族文学研究》2002.4 作者苑利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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