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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论满族说部


英雄大传、英雄史诗满族说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正在引起文化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而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为中华五千年少数民族的历史所仅见。说部这一艺术形式,乃是满族以及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内涵博大精深,极其丰富。由于它产生于游牧文明的纵深地带,其中饱含着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珍贵元素,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气象。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涵养孕育、勃发崛起,当之无愧地代表着女真—满族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堪称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灿烂夺目的一朵奇葩。

一、满族说部的渊源与缘起
      
满族作为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重要民族,其历史可谓十分悠久。三千年以前的肃慎,是满族的原始先民,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有了联系。战国以后,肃慎改称挹娄,以后又陆续改称勿吉、靺鞨、女真。其中粟末靺鞨于唐朝时曾经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即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一带建立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地方政权。而女真人则在辽、宋、金激烈复杂的冲突矛盾中崛起塞北、雄视天下,灭辽驱宋、入主中原,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厥功甚伟。满族则是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主,在明代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步其先民女真人的后尘挥师入关,进而一统天下,建立清朝,开创了我国有史以来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稳定的历史局面。其领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至于葱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的版图疆域。
      
据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可知,满族的先民有着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如满族创世神话《天空大战》,当即来自满族先民的口传心授。特别是女真时期以来,民间文学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从而为满族说部留下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女真—满族正是通过“说史”、“颂唱根子”的活动,将“民族文化记忆”熔铸为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包括千姿百态的说部艺术。在目前已经抢救采集、记录整理的满族说部中,多达二分之一的作品与满族先民女真人的杰出人物或口传叙事文学密切相关。如《忠烈罕王遗事》、《苏木夫人传》、《金世宗走国》、《女真谱评》、《天空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即颇有代表性。这些作品讲述传扬的女真完颜部叱咤风云英雄人物的光辉业绩,当主要来自女真完颜部的口头传承。而说部作品中的一个热点人物——历史上号称“北方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不仅在有金一代开创了“大定明昌五十年”的鼎盛局面,而且异常珍视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保护满族先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完颜雍的不懈鼓吹和积极推动,女真文化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而滋养和哺育了满族文化。据《金史·世宗纪》载,完颜雍为了防止子孙后代忘本,保持女真人淳朴敦厚之风,一再提倡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习俗。[1]例如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一月完颜雍临幸东宫时,曾告诫皇太子:“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唯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金史》卷六《世宗》上)完颜雍提倡的女真民族诚信无欺的可贵品格与可贵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为了求本寻根,早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完颜雍即有意从京城中都(今北京)回访女真完颜部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以追寻女真族的民族精神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直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颜雍在内心酝酿、发酵已久的这一夙愿,终于在11年后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付诸实施,并驻跸近一年之久。金世宗此次巡幸女真故地,《金史·世宗纪》、《金史·乐志》均有翔实的记载。《金史·乐志》称:
    
(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2]
      
这种颂唱宣扬祖宗辉煌业绩的古老传统,由于完颜雍作为一代英主以身作则、亲自实践,当已跨越历史的风云而垂范子孙后世,为女真—满族以说部的艺术形式求本寻根、追念祖先树立了楷模。传统说部正是继承了满族先民女真人口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的优良传统,从而造就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瀚的说部艺术,形成饱含天籁真趣、生机活力的原生态作品。

二、满族说部的价值与意义
      
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文学的内涵原本博大精深、无比丰富,其中既包括书面文学,也包括口头文学;既包括汉族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但是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属于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长期以来备受轻视和冷落。而传统说部兼具口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双重品格,因而对于21世纪构筑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创新体系十分珍贵、非常重要。满族说部21世纪伊始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骤然崛起、闪亮登场,将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与时俱进地呈现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兼备、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并重的新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满族说部具有文化学、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其抢救和研究还将为保持我国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充实我国与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2000年以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的说法,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关于言、意关系的不同认识,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而对于“言不尽意”的命题却引发了三国魏荀粲、西晋欧阳建等人所进行的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针锋相对的热烈讨论。东晋诗人陶潜《饮酒》诗其五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对“言不尽意”所做的形象化的传神描述。与我国不同的是,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区别,主要侧重于“书、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们即对“口承—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尖锐的论辩,其中“帕里—洛德理论”(亦即口头程式理论)颇具典型性。[3]目前口头程式理论已经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在100多种语言口头传统的研究中得到运用。由于帕里、洛德的理论贡献,则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
      
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它们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触媒和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的传统与口承的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超越时空、传之久远;不过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语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类古老文明与早期文献的原初语境、鲜活元素疏离隔膜,从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丢掉某些稍纵即逝、难以再现的灵光神韵、天籁真趣。由于包括文学界在内的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球组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宪章和建议案等,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满族说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于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进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4]满族说部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动互补、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激相融中彰显于世、受到瞩目,必将极大地提升民间口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日显重要的突出地位,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架构实现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科学体系的转型与跨越;与此同时,满族说部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其意义还将远远超出文学学科本身,使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格局和定制由单纯关注书写传统而转为书写—口承传统兼而有之的重大改变。


三、满族说部的内涵与分类
      
满族说部的称谓,源自满语“乌勒本”,译作汉语当为“传”、“传记”之意;由于清朝中后期满语渐废,便改用“满族说部”或“英雄传”的名称。与之相应的,讲唱说部也大多运用汉语,偶尔夹杂某些满语(女真语)成份。传统说部的艺术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短到长的发展过程。
      
说部艺术形式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说唱结合,以说为主,有时也伴有讲唱者模拟说部中人物动作的生动表演。满族民间俗语所谓“要有金子一样的嘴”,乃是对于擅长讲唱口头文学和说部作品的代表性传承人最大的褒奖和最高的夸赞。就氏族而言,讲唱说部并非单纯的娱乐和消遣,而是追念氏族先人业绩、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最好行动。因而讲述的过程被阖族看成神圣而隆重之举,往往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萨满讲唱。开始之前要焚香漱口、祭拜神灵,而后虔诚讲唱,气氛神圣肃穆。听众则要严分辈份,谦恭有序。可见满族的“讲祖”、“颂祖”活动同氏族内部的祭祖习俗密切相关,乃是女真—满族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承载着氏族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对祖先、英雄的崇拜。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久而久之赞语颂文终于演变和升华为篇幅浩瀚、雄浑壮阔的说部艺术,把北方民族口头长篇叙事文学推进到新的境界。女真—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十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乃是满族及其先世社会史、氏族史、家庭史的浓缩与剪影,属于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无比丰富的载体。由于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因而堪称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据近年来我国的民间文化工作者通过田野作业的初步掌握,传统说部就内容看大致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为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传说”。这类说部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萨满记忆。如黑龙江爱辉地区流传的《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恩切布库》,和黑水女真人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东海女真人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便是典型代表。其中《天宫大战》是有关满族原始先民开拓北疆、繁衍人类的英雄神话,作品歌颂了三百女神与恶魔的鏖战,反映了满族原始先民通过与自然、与社会的拼搏抗争,而达致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波澜壮阔的曲折经历。作品堪称人类神话中魅力四射的珍奇瑰宝,完全可以同世界上最著名的神话相媲美。流传在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麓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原为满语(女真语)韵文,可诵可唱,表现的是部落时代的战争风云,从形式和内容看都属于地地道道的萨满英雄史诗。
      
第二类为包衣乌勒本,即家族传、家族史。这方面的说部在满族诸姓家族中至今时有发现。比如吉林省长春市赵姓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双城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海宁南迁传》,黑龙江爱辉富氏家族的《顺康秘录》、《秋亭大人归葬记》、《东海沉冤录》,黑龙江宁安富英仁传承的《东海窝集传》等。其中《东海窝集传》乃是流传于黑龙江宁安深山老林中的窝集人的作品。“窝集”为满语(女真语)“稠密森林地带”的意思,而窝集人即野人女真。所谓“野人女真”,是生活在原始森林中即大山深处的“林中之人”。宁安地区四周环山,中间属河谷平原,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殊地理环境为传统说部的保存流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东海窝集传》成为说部中具有原始活力的代表性作品,堪称研究满族原始思维及其审美观念的活化石。
      
第三类为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分做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二是传说人物的演义。前者如黑龙江宁安地区富察氏后裔傅英仁承袭讲述的《萨大人传》,以及《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金兀朮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熬拜巴图鲁》、《松水凤楼传》、《黑水英豪传》等;后者如《乌拉国佚史》、《佟春秀传奇》等。其中《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记录了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家族通过与蒙古贵族联姻、团结蒙古族共同建设大清王朝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共生共存、互动互补的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赞歌。整个作品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达到了颇高的艺术水准。
      
第四类为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传奇。这些说部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英雄人物。如著名的爱情传说《红罗女》及其不同传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表现图们江守航江神的《图们玛发》以及护佑福祉的《关玛发传奇》,地方风物传奇《巴拉铁头传》、《白花公主传》,满族民间长篇说唱《姻缘传》、《莉坤珠逃婚记》、《依尔哈木克》、《得布达利》等。《红罗女》流传在黑龙江省镜泊湖附近地区,其变体《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则流传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而在吉林省东部的敦化等地区又有《银鬃白马》、《红罗绿罗》的不同传本。上述同一母题而变体纷呈的状况,属于民间口头文学通常所说的“变异性”。传统说部作为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动态地传承着,因而带有立体性的三维空间、甚至四维空间的特点是不奇怪的。正如阿尔伯特·洛德指出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单独的歌,每一次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带有歌手的标记。”[5]在同一母题中经常出现异文,这是民间口头文学同作家书面文学创作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民间口头文学永不衰竭的活力所在。

四、满族说部的抢救与保护
      
满族说部的最早发现,要归功于俄国杰出的人类学家C·C·米哈伊洛维奇(史禄国)。米哈伊洛维奇受俄国科学院(彼得堡)、俄国中亚和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的派遣,于1912年开始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调查,并于1915年来到中俄边境地区在通古斯部落和满族人中生活了18个月。1917-1918年间,他又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东北南部和北京的满族之中。米哈伊洛维奇作为精通通古斯语言和文化的专家,正是在进行社会调查和田野作业的过程中,面对面地接触和聆听了女真—满族口耳相传的长篇叙事文学。米哈伊洛维奇甚至还将其中有的作品誉为“美不胜收的史诗”和“满族的《奥德赛》”。并指出他当时已对作品着手翻译,“但由于俄国的政治动荡(按指十月革命)而未能发表”。[6]历史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上述珍贵文化遗产才重新受到我国民间文化工作者的注意,开始有目的地进行收集工作。
      
据田野调查掌握,传统说部尚有30余部作品蕴藏于满族民间,到目前为止记录整理的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吉林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12月首批出版了十部说部作品,由于说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的,因而传承人对于活态保存十分重要。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田野作业中得知,这些传承人多为年过六旬的老人,当时尚有20余位健在。2002年黑龙江省东吴县沿江乡四季屯78岁高龄的何世环老人,还能用流利的满语讲唱《尼山萨满》,不过其他传承人都用汉语讲唱。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至本世纪初,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已有十七、八位相继谢世,濒危状况相当严重。立即采取措施迅速抢救、有效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一旦损毁或失传,必将造成文化财富无法弥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已经列入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怎样有效进行保护?这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妥善解决的新的课题,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摸得着、看得见、有着具体形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各个族群生活方式乃至情感、智慧的活的载体,保留着各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为各民族精神血脉之所系。要想切实保护这类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大探索的力度。通过总结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可以看出,保护的方式大体说来不外两种,即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前者是以往保护工作惯用的方式,后者是国内外着力攻坚的新的方法。
      
我们认为,口头文学属于集体创作,凝聚着民间的集体智慧,承载着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具有潜移默化的法约性,构成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对于子孙后代的行为方式不乏引导作用。有鉴于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以一种自然的形态生存,最理想的保护方式就是使其继续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传承于人们的口耳之间,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活鱼还要水中看”。但是在我们国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刚刚起步,亟需在具体操作中发扬首创精神,摸索可行的做法、探寻成功的经验。为了在满族说部的保护中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动态传承的适当环境,二是要有动态传承的后继传人。应该按《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的精神,尽快创立满族说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便为满族说部的口头传承和持续性保护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还应加大对满族说部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提供切实有利的条件保证满族说部能够以师带徒活态传承。
      
除了动态保护的原则以外,静态保护的原则也是不可偏废的。新的发展时期以来,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为我们国家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及时抢救、系统整理的一次最为壮观的文化工程。对满族说部的静态保护工作,到目前为止文字记录的成绩也相当可观。就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满族说部的保护方式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在语言、文字、图像共同传递信息的所谓“读图时代”,静态保护也要有所创新。应该把录像、录音、摄像引入保护工作的始终,对于满族说部进行立体的记录,以便完整而恒久地保留其活态存在情况下的原真性面貌,来应对人亡艺绝、人亡歌歇状况的出现。
      
满族说部在20世纪末的崛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彰显于世,倍受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判定人类文明的标准一般都把文字的出现和运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实际上“民族文化记忆”通过口传心授进行积累与传播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使人们对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刮目相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通过的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不仅使我们对于口头传统在人类进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认识,也使我们对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阶段划分认真反思。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只有通过文字才能积累和传播思想文化,以为没有文字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口传文化的崛起,正在促使人们抛弃陈陈相因的偏见,而重新确立口头传统的历史地位。许多民族,特别是那些长期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奋斗经历和英雄业绩都是通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因此对于口头传统在人类进化发展上的作用,应该有新的界说和新的评价。上个世纪西方学术界学派蜂起,名家竞出。其中虽有张扬“书写论”的说词,更多的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之相左的观点。后者质疑在人类心智的辩论中所谓认知的发展仅仅同“字母书写”相联系的判断,主张口承与书写在本质上都负载着积累和传播人类思想文化的功能,从而为我们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完善文明的标准提供了极为丰富、坚实可靠的理论资源。

注释:
[1]《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
[2]《金史》卷三十九《乐》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3][美]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版。
[4]《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光明日报2006年6月9日。
[5]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导论》,第5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6][俄]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本。

(本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周惠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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