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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5日星期二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着“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殺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象邻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国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国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中国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国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独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国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132 万4 千多人。中国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2613倍,昆明6894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国是惨胜。中国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国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国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余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国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军,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1500人,伤5000人;而中方伤亡13713 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 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国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產黨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澤東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七十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借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
 
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它的專制獨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殺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伙炮制的“杰作”。外蒙独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國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
 
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會主義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国人那种“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那一方会出现所谓“仁义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国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国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1939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国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国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余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余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国提供军火,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个师,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1934年9 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希望中国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国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国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国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1943年8 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于莫斯科)
 
日苏瓜分中国的计划,使中国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州;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国也就跟着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独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国,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国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国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国。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国,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独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国,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国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国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国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国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国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国》)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国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年独立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国,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国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国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国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国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国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国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国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 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国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3 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国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国人,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国人”,——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黨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及文化大×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黨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黨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 ,600 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黨的绝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 ,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黨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專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黨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黨、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專制不除,民×不彰,人權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產黨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黨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 月5 日,中國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1. 4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產黨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高等学校是108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141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学生从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象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 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 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 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 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 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 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殺,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殺。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殺。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殺,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殺。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国,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黨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和保障人權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黨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5 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300 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殺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 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国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国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產黨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国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国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国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国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国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1938年6 月9 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三天结集到开封;中岛的第16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国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难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440 颗汉代印章融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国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200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国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產黨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中×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產黨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国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镇压。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中×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强奸妇女,都是一个问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国,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国(或“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產黨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发生的国共内战、文化大×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独立战争。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新四军八千余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黨第八十九军一万一千余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国人。
 
为了防止共產黨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独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国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国,今日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国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澤東),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伦、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国,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国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国”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国,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国,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国“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出中国”,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国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国,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国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中国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国”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国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国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国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视中国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国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国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国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国,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国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国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国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国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国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国“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国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国“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国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国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国已在国民黨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国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国”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国,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国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国。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国,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国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国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国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国,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国。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或一个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国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国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国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国,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国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国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原载:思想的境界作者:赵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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