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雨（1939-2004），满洲族，正蓝旗乌苏额尔敦氏。一级作家。辽宁盖平（今盖县）人。1959年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场记。1963年任松江河林业局文工团编辑、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主席。
内容提要:朱春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血菩提》具有丰厚的内在意蕴。通过文化寻根，小说试图寻找民族文化转化创新的支点;经过族性的审视，考察满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性的优长与劣根;进行历史反思，质疑颠覆了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这种综合的意蕴显示了浑厚而深沉的文化意义，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意义。
朱春雨最初是以一个军旅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以中篇小说《深深的井》、《大地坐标点的赋格》、《晚露》以及领衔创作的报告文学集《大山作证》等作品，较早把笔触探进了军事高科技领域中人们的情感与心灵世界，独辟蹊径。《亚细亚瀑布》在南疆战斗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寥廓的三维空间来凸现当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造像。被译成罗马尼亚文的《橄榄》，通过中国、苏联、日本、美国的四个家庭的人世沧桑、命运纠葛，展开了一幅近代世界史长卷，立意新颖而诡异，视野开阔。因为这些成就，他与同时期的李存葆、韩静霆、王中才等人并称为“新军旅小说家”。
然而这种基于题材的定位实际上在极大程度上遮蔽了朱春雨小说更为深广的内涵。如果对他被凸显的军旅身份和被刻意强化的题材意识“存而不论”，直接进人朱春雨小说的文本本身，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轨迹的亦步亦趋的探索。通观朱春雨的创作履程，自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各种文学先锋思潮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的印证。当然，我的考察并不是要为某个先定的观念框架寻求支撑的论据。而事实是，朱春雨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其应得的重视，对于他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仅仅有几篇短小的评论。体现出朱春雨作品最高峰的《血菩提》，迄今为止也仅仅只有一篇评论。①《血菩提》1989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也许它出版时的特定社会环境对它的接受范围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它一直游离于评论者的视野之外。而实际上，这是一部有着深广内涵和极高文学成就的作品。本文仅就《血菩提》的主题意蕴进行分析，试图在这种分析中发掘他的作品更宽泛和更深层上的意义。
一、文化寻根的探求
《血菩提》诉说的故事引子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学生队，来到了长白山密林深处的巴拉峪——一个满族后裔分支的聚居地——进行文化采风。在采风活动中，我通过和萨满爷张吉喜、聋子大伯张九十三的交往并聆听他们的讲述，并由此引发出来30年代抗日联军、土匪绺子和日本侵略军在这块深山密林相互间发生的争斗、媾和、背叛、情义、尔虞我诈、铁血厮杀的故事。其间穿插了关于巴拉峪人的种种风俗习惯、宗教仪式、语言文化的描摹与考证，以及关于现实与历史的反思与颠覆。最后，落笔定在“我”文革中含冤受屈以及拨乱反正后的自省与追问。这个简单的情节梗概可以概括为采风以及采风的成果。这是一个青年寻找文化渊源的故事。作者在1989年2月写的《血菩提·跋》里说这个小说创作耗时三年，由此看来着手创作时正是1985年中国文学界兴起的“寻根”热潮方兴未艾的时候。联系到当时整个知识界对于民族文化的强调，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最初是把《血菩提》当作寻根小说来创作的。
寻根文学思潮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当时的社会总体背景是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相应地进人中国。这样一来，思想文化潮流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精神完成了不谋而合的接榫。思想界如同“五四”一代文化人一样也面临着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的进入的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精神准备和思想储存作为应对的根基，各种对于未来的文化规划诸如“西体中用论”、“全盘西化论”、.“综合创新论”等②你未唱罢我登场。出于对长期以来政治宏大叙事的反拨，同时由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在经济政策和文化宣传上的倾斜，占据主流的观点是唯现代化论，代表性的观点是“剪断肚脐论”、“西体中用”论③等。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西化价值为衡量标准的文化论，即认为只要是“现代”就是好的，就应该学习模仿，这实际上片面强调了以西方话语引领的政治民主化，军事科技化，经济市场化等为代表的现代性方式。
但是，这种现代性的路向其实不过是个西方模式的神话，它未必具有普适性，现代化这一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相同，它所呈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应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政治民主建设逐步实行之际应该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多元的考察，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接受场，来检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求发展自己的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于是，随着思考的深入，一些人开始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文化热潮，寻根文学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应运而生。
寻根文学热潮汹涌的时候，朱春雨正开始着手创作《血菩提》，那些寻根文学的主张显然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这之前，朱春雨一直从事的是军事文学的写作，并没有过多进行文化上的探询。这个时候，他计划写一个“浪漫的满洲”系列，选取自己最为熟悉的满族和东北地域作为切人文化层面的基点，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民族文化在当代的命运—它必须经受现代性的考验，其独特的价值在全球文化日益同一化的时候也许并非无意义的历史残留。在《血菩提》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关于满族文化及由其引申溯流而上的对于中华文化的追寻和思考。显然，朱春雨希望能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特质，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满族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从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摒弃劣质的部分。
如同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主要角色都是知青作家一样，朱春雨利用起自己文革期间在长白山林场的生活经历，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乡野密林中间的传统文化价值。但是，朱春雨并非是生活在传统民风民俗中的土著，正相反，他是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他的现代意识体现在小说结构上的创新以及大量类似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这一点使得他与一般的民俗文学有了区别: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血菩提》中的主人公是个知识青年，他来到巴拉峪是有着明确的任务——搜集民俗历史材料。对于尚处于未被时代文明所完全浸蚀的巴拉峪来说，“我们”这些学生是异类，是古老文明的入侵者，无论是体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再葆有那些古朴、雄健、生机盎然。因此，最初那些乡民其实是带着新奇、恐惧、犹疑、惶惑来接待这些外来者的。只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乡野的土著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磨合，那些女同学无法接受山野里人的粗鄙举动而一个个逃离了。即使是“我”，一开始也承受不了关葫芦的强烈性欲造成的巨大震撼而躲到萨满爷的地窖子里。起先，“我”也受不了聋子大伯张九十三的野蛮和鄙陋，甚至怕被他杀了。直到经过一起猎捕熊之后才渐渐融人到这种自然的文化之中。这实际上隐喻了现代渐趋屏弱贫血的文明的一次从半原始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化中吸取养分充血的过程，是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的过程。
“我”相对于巴拉峪来说始终是个“他者”，尽管通过杀熊之后，巴拉人通过祭祀仪式已经接纳了“我”，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是时时明白自己不属于这里。小说的行文中时不时地插入这种主人公的自省意识，他总是带着清醒的理智认识到自己来这里的明确目的。从情感上，“我”被这种带有蛮荒气息的文化所深深吸引；从理智上，“我”却知道这种文化是不完美的，是要经过重新厘定和提炼的。这就是一种“文化寻根”意识，即对民族文化资料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而摒弃其落后甚至愚昧的地方。对于纯朴率真的巴拉人来说，“我”是个“异乡人”。“我”在对历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用民情风俗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这里的主人公“我”实际上具有了双重身份，如同语言人类学家派克(Pike Kenneth)所提出的“族内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的合体。“我”的书写于是也就带有了“emic”和“etic”的双重意义。按照派克的说法，emic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的是族群内部的世界观，是内部知识体系、文化观念的描写者和继承者。etic则代表外来的、客观的冷静观察，是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剖析异己的文化。④双重视角的拥有使得朱春雨摆脱了单一视角的弊病，因为那很可能导致或者沉溺其中无法超越，或者冷漠剖析无法深人。
因此，朱春雨既带着强烈的理性色彩来考察，也饱含民族激情来叙述。这种饱蘸情感的理性是启蒙主义的探求，也就是说，文化寻根或者在寻根中的身份认同并不是目的，而只是通往文化建构的连津桥梁。无论是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批判，还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人挖掘，都是有破有立。由此而来，小说在血色苍茫中展示古老文化的勃然生机，于狂放粗野中显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指归，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的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体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
在文化寻根的路上，朱春雨更为自觉的努力在于对自己民族——满族文化天地的探询，作为一个祖隶正蓝旗乌苏额尔敦氏满族人的后裔，他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有着天然的血缘上的亲近，但因了理性的规约，又不至于入乎其内跳不出来，而能以学者的姿态投人对本民族及地域文化的冷静研究。正是凭借着一种认真、深切的探索精神，他走进大自然、到人迹罕至的所在去寻觅生命存在的特殊感受，并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支点，以此创造出种种新颖的审美形态。这个文化支点就是族性的审视。
二、族性审视的自觉
少数民族由于地域、历史等原因，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亦处于非中心地位，因此，对于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必然有所借鉴乃至某种依赖，但是其自身历经千年传承而下的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却是其内在的底色。由于汉民族占据了文化的领导地位，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普适性价值，通过文化机制、意识形态机器、商业传媒乃至某种指令性的政治手段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移植、灌输给少数民族。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面临着母语流失，文化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的威胁。少数民族文化面对汉族文化，处于一种羡慕、怀疑、拒斥、应战、接受等种种各不相同、十分矛盾的心态和处境中，鲜有不被同化的例子。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置于二元对立的格局中，我所强调的是某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对弱势文化、边缘文化不可遏止的感染力。
满族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尤为复杂和尖锐。作为一个曾经比较落后粗鄙的民族，起于密林酷寒之地，以民族新兴的勃勃生机积极进取，进而战胜统治中华数千年之久的大民族，入主中原，有效统一、控制全国达数百年之久。而在20世纪，满族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其起伏跌宕、沉浮不定为中华任何其他民族所未曾经历过，其文化断裂上的疼痛也罕见地尖锐和剧烈。满族文化最早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是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尚武重力的传统的，但是入关以后由于八旗政策的实施及汉族文化的濡染，这个本来充满野性活力的民族在经历了有清一代几百年的消磨、改造、转化、重构之后，渐渐的变得优雅、清介、雍容、疏散起来，及至八旗末流，已经堕落沦丧成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代称。这种文化性格的转变是迅速而彻底的，以至于关外旗文化同京旗文化在文化形态尽管不无关联瓜葛，但精神面貌显然已经大异其趣了：一个依然阳刚尚武、质朴雄健，另一个则趋向阴柔、温文尔雅。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两种并行不悖的文化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在满族历史进程中究竟如何起作用？哪一种才是今日满族文化的正确发展途径？是滥觞之地、发祥之源的关外朴野遗风，还是京旗贵胄、八旗平民的优雅情趣、雍容气度？如何才能在当前乃至未来的日子里挽回民族文化衰颓的劣势，重新在文化的源头引来活水浇灌已经枯萎的文化之苗?如何在渐趋一统化的文化语境中找到正确的文化策略，寻找到民族文化出路的关键所在？这些无疑是在朱春雨构思“浪漫的满洲”系列时困扰着他的问题。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在文化上不存在优劣，只存在文化的交流和互补。满族山林渔猎文化的转型及其变体同汉族传统儒道互补的大陆文化、蒙占民族马背草原文化乃至近现代的西学东渐的辐射性影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春雨作为一个对于本民族怀有深厚情感的作家，又有着多年在满族文化氛围浓郁的东北地区生活的经历，在反思本民族文化的走向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白山黑水这块满族文化的发源之地。他试图将满族文化作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意方式，突破其末流颓靡的负面影响和汉民族的中心性，进而在当代潮流中展示其原本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其走向更广阔空间的新的可能性。
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过程，形成了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心理，积淀在社会每个人的心灵中，使之得以与动物区分开来，并决定着每个人的思维方式。而只有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民众的或优或劣的品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才有可能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与文化，民族的也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从这个意义而言，《血菩提》具有族性审视的自觉。
《血菩提》通过对巴拉峪里带有原始洪荒色彩的种种日常风俗、萨满教文化、禁忌与仪式乃至密林荒野的景色描写，体现出的对于满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与反省在文本中尤为明显。作品中对张九十三、萨满爷、关东鹰等人物的刻画，通过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格形象表达出此种文化的诱惑与魅力。他们共有的特点是生机勃勃、欲望强烈、刚健顽强，这样的性格特征体现出作者对一种人格境界的美感塑造。除了对人格境界的审美塑造，《血菩提》体现出的另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因为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原初精神多已散失在民间，所以对本民族文化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巴拉峪中那些没有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中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被作者当作新的价值而彰显。
同样突出的是对于当下文明的萎靡、醒凝、丑恶的鄙弃和批判，联系到巴拉峪人的耿直爽快、威猛豪强，“我”、“我”的同学以及当今那些勾心斗角的文攻武卫和明哲保身就显得如此的不堪和狠琐。但是，在对于古老文明的回归与认同中，作者也没有忘记现代文明的先进之处和古老文明的落后愚昧的地方，二者同样是需要检点审视的。正是在乡野与城市、传统与当代、活力四射与苍白羸弱、真挚朴实与虚伪奸诈的对比中，朱春雨试图融合传统和现代，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解脱和超越。
在自觉的族性审视中，朱春雨把笔力倾注到人物身上，因为正是人物的性格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鲜明表征。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具有卡里斯马性质(Charisma)的英雄，甚至也不再是作者努力要表现的作品重心，它只是众多生命形式的具体表现。所以，整个小说中的人物典型性并不是特别突出，也就是说他们性格的层次并不分明，也没有多少发展变化。他们的性格特征除了具体细微的差别之外，在总体上具有某种共性，这种共性就是由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积淀下来的满族的“民族性”。在“我”、萨满爷、张九十三、关德、隗喜涛、关东鹰、关葫芦……这些的人背后，隐藏的是经历数代沉积下来的、巨大的、无形的而又时时刻刻起着作用的满族文化，这种带有原型意味的民族文化几乎控制操纵着他们由表及里的一切。
朱春雨没有对文化概念进行以偏概全的理解，也没有抓住某种民俗、习惯刻意地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当然，小说里并不缺少关于民俗的展示，但不是将之作为猎奇的对象，而是带有作者的族性自觉。作者是将自己放在满族后裔的立场上对传承下来的民族特性进行冷静的解剖。萨满爷不乏英雄的气概，却难免为原始的生理欲望所折磨；张九十三忠诚于抗日的事业，却难以摆脱狭隘怀疑的心理，没有广博的胸襟；关东鹰带有满人自古以来的刚烈，同时也继承了原始的凶残；“我”沉醉于古老先族的光辉与神秘，有时候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迷信与盲目……这样的二重维度突破了民族性格的单一性，没有简单划一的讴歌或批判，而是延续了鲁迅“抉心自食，欲知本味’，⑤的自省意识，并且更为直接与鲜明。与那种一味迷恋于挖掘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的作家不同，朱春雨并不是个“骸骨的迷恋者”，其族性审视的旨归在于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不是与之疏离。
三、历史反思的深入
在对民族性进行反躬自省的同时，朱春雨的笔触是同历史反思连接在一起的。如同在《血菩提·跋》中所言“想推开沉重的历史之门纵向地看看过去”。他将笔锋探及到长白山中的一个小小的村落巴拉峪，写一个满族的分支巴拉峪人的过去与当前。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或者说朱春雨只是将其当作载体，只不过是借助于这个阿基米德支点来撬动整个历史叙事，整体上是对当代历史的全方位的反思。
在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gwood)那里，历史是个被当代意识所操纵的书写方式，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观点一般总是被人批评是将历史书写的主观性扩大到无限制的地步了，因为真正的史实在这样的极端化视角下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克罗齐所强调的只是当代的历史书写这对于文献或者原始材料的某种评价态度，所以他才会说“……历史存在的条件是，构成历史的行为必须震动历史学家的心灵，或者用职业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是文献摆在历史学家面前，而这些文献又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当代的历史直接来自生活，那么所谓的非当代历史也是如此因为显然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⑥就是说，主体意识的介人在历史书写中总是存在的。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会或多或少地遮蔽它所不希望出现的内容，当书写者是主导的意识形态时，这种“大写的历史”的偏颇则更为严重，边缘的和异质的内容往往无法彰显或是以某种变形、扭曲的面目出现。朱春雨并非是要改写“大写的历史”，但毫无疑问他对于正统的历史书写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对于暴力厮杀、内江伤害不仅发生在敌我之间同时也在同志内部滋生深感不安和困惑，类似的事件从冰天雪地里的支队队友之间的怀疑到文革中的互斗一再发生，促使他想了解同一群体内的施暴者和受害人的人性真实处境。对于那段久远的往事，除了亲身亲历的两个垂垂老矣的叙述者，他人概不知情，因为他们一直在沉默，故事为当权者所书写。直到“我”的出现，作为一个探究者、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格代表进人到这个颇显蛮荒的原野，开始翻动历史、折腾记忆，通过询问、叙述和聆听使自己和历史当事人重新经历、犯扰、直面那不忍卒睹的自身和他人的创伤。通过对记忆缺口和破伤的再次审视与反思，打断既有历史塑造主体的思维惯性，给人以新的思考和定位。从这个角度而言，朱春雨的历史理性是清醒而冷酷的。
《血菩提》的情节是由三个时空构成：文革期间、三十年代、新时期。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经历了几次转变，在文革期间的故事时是用第一人称“我”，三十年代的故事由张吉喜和张九十三分别叙述，同样用的是第一人称。而在由“我”转述张吉喜和张九十三诉说的巴拉峪历史时用的是第三人称。不同的叙述者之间的叙事形成互相补充的格局，共同完成着一个完整的历史构图，但是这种多声部的诉说固然有互相补充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造成他们的话语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缝隙。作者甚至在某个时候不得不借助前两个叙述者的叙事来想像一队日本兵的故事，虚拟了一个剧作家渡边伸明的话剧《神之牢》来填补情节空白。这种缝隙恰是历史真相的流露处，而这种小说中夹杂戏剧的写作策略不光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它启发我们思考历史书写方式的隐喻—众语纷杂、杂说纷呈，其中必然有失落有遗漏，于是想象出现了。
小说在这样的不同声音中就构成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传说、幻想与写实的交织叙事—这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它完全可能根据叙事者的需要被改写甚至扭曲。神话传说（巴拉峪人的渊源、萨满教的祭祀、蓝旗边的骑射比赛）、历史故闻（土匪胡子、抗联战士、日本鬼子、平民百姓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与交往）、现实语境（叙事主人公‘.我”在文革时期的巴拉峪，同那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发生的故事）这三个部分，互相掺连杂和，常常由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时空交错、天马行空地穿插。作者常常不经意地加人自己的主观议论，对事情、环境或人物作出点评，中间浸润的是作者浓浓的历史反思意识。反思的指向是双反面的，既有对过往的历史陈迹的凭吊和询问，也有对现实的思考和质疑;反思的程度是一针见血而又带有深沉的人文关怀的，并不是无病呻吟。
在奉命转移的抗日联军同日本人、土匪周旋的情节上，尤其体现出作者椎心刺血、拷问人性的敏锐锋利。当疲惫不堪、缺乏给养的抗联战士在本身就困苦难熬撤退的途中，却接到“上级”下达的拯救“39号”首长的命令，这无异于用整个支队战士的生命冒险来换取首长一个人的脱险，这带来一种伦理上的困境。政委、支队长乃至小战士对自己的任务的意义开始怀疑起来。两百多个抗联战士个体生命的价值同代表着意识形态权威的首长的生命价值在这里发生了冲突。当最后几乎陷人完全的绝境时，支队内部开始了怀疑、猜测和斗争，造成了巨大的内耗——伴随着人们活动的大自然的恶劣无情生动地象征了社会环境和人心的险恶。最后，全支队的战士除了张吉喜之外全部都牺牲了，而日本一个小队也只剩下了一个性格软弱的小兵久保田顺二，两个人在山洞里遭遇时，已经没有了战争的仇恨，只剩下求生的本能，都吃了人肉。鲁迅先生所言的“吃人的历史”在这里重新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了，作者在这里，把对专制的鞭挞、饥饿威胁生命的恐慌和生存的欲望放到了最大，战争双方的正义性在这里都被空前地怀疑，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因为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固然是可耻的侵略，在中国人则是正义的反击，但在涉及到个体的欲求、期望和价值时，这些都被置放在严格审视的天平上。
在宏大命题的审查过后，朱春雨残酷的理性同样没有放过对于个体的揭示和反思。抗联支队的覆灭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仇恨和愤怒。隗喜涛的老婆在丈夫浴血雪域、抗日杀敌的时候在日本军人家里帮佣，被日本军人奸淫。解放后却成了身份高贵、气势压人的烈属。作者用这种象征性的情节，对于历史叙事的整体合理性进行了彻底的怀疑。“我”的妻子是个见风使舵、与时俱进的世俗女人，但是当文革时“我”遭受磨难时，她依然没有放弃我，给我以关怀。于是，对于她的庸俗的生存智慧的评价也就只能是模棱两可、难以定论的了。“我”找到30年代当初传达命令给隗喜涛支队的女地下工作者、如今地位显要的干部，希望能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只是被敷衍一番，而聋子大伯却不给我证明……于是，事实真相也就永远沉留在岁月的逝水里了。如此深刻、广泛、凝重的反思与颠覆，在80年代的文坛上是少有的。
《血菩提》通过文化寻根考察满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性的优长与劣根，质疑颠覆了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试图寻找民族文化转化创新的支点，其立体的、综合的、多元互补的意蕴显示了浑厚而深沉的文化意义。小说有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我”的女儿交的男朋友——一个巴拉峪小伙子很可能是我在一次狂乱的性爱中留在那里的儿子。这个男孩子正准备出国，这是对于现代文明的向往与追求，而他来自深山密林的古老文明之所。“我”的女儿无疑是个现代文明的积极拥趸，她同他的恋爱表明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在这个身份暖昧的男子这里达成了媾和。当然作者没有明言，而正是这种含糊其辞暗示了一种文化的理想倾向。
可惜的是朱春雨刚刚在这条道路上迈开步伐就不幸身催重病，卧床不起，丧失了写作的能力。否则，也许他会走的更远、更开阔。
注释：
①关于《血菩提》的价值.北京大学孙玉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关纪新等学者一致认为是部很有分量的作品。《西南军事文学》2004年第2期上发表的傅百龄悼念朱春雨的文章《为了永久的纪念》中也认为《血菩提》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优秀长篇小说。但至今也没有得到正确、公正的评价”。迄今为止，唯一一篇评论文章是何镇邦《“推开沉重的历史之门”——读朱春雨的长篇新作〈血菩提〉》，载于《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第3页。
②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第597一610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其时尚有“优越互补论”、“和而不同”、“中西互补观”、“世界文化整合论”等各种文化构想，杂语纷呈.人言人殊，时人时于民族文化出路的热情于此可见一斑。
③“剪断肚脐论”是台湾学者柏杨的观点，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曾畅销一时。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如李敖、居浩然。“西体中用”则是大陆的学者黎澍提出，李泽厚详细阐述，以其当时青年导师的地位，影响广泛。关于80年代思想文化态势可以参考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见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第1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⑤普迅：《墓碣文》，《等迅全集》第一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⑥本尼戴托·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见《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英】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第399-4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4月[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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