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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8日星期三

中国作家大多是骗子 (Wolfgang Kubin)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汉学家、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如《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史》等。合编、主编或翻译的作品有《子夜》、《莎菲女士的日记》、《家》及《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等。
  
  近来,顾彬已经成为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汉学家之一。他上一次引发热议是因为“德国之声”的一篇专访,国内媒体在转述的时候说,这位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顾彬后来澄清,媒体歪曲了他的原话,他只说过棉棉、卫慧这样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但细看顾彬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原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低。

  在2007年3月底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一场名为“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演变成“顾彬讨论会”。“我希望我是错的!”顾彬说,20世纪文学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1949年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除了中国史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后者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

  首先向顾彬挑战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他表示自己对中外对话过程中形成的“外来和尚会念经”的现象很不满。“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调整。以前我们会非常客气,外国学者说的良药苦口我们都接受下来了,我们今天不要这样。有问题摆到桌子上一起讨论,即使互相之间会有一点冲撞,也没关系!”

  他接下来指责顾彬“越界了”。在他看来,将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根源归结到外语不好上,绝对是错误的;而将1949年前后的作品笼统作好坏的评价,是哗众取宠。他还希望顾彬能够替中国作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我们全国这么多的传媒在炒作,给当代作家带来多大的压力?”他还打了个比方:假如一个做德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到处说德国文学不行,德国人会有什么感觉?陈平原认为,顾彬如此过分的批评,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过于谦和了。

  整个研讨会都在评价顾彬,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3月26日晚,在这次研讨会结束之后,《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顾彬。

  中国作家大多是骗子或其他什么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么从学习神学转变到研究汉学的?

  顾彬(以下简称顾):我自己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了解人是什么,所以我想通过神学了解人是什么,但在1960年代德国大学中了解到的神学,不一定会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去找,先到哲学再到文学。可以说,我看了欧洲所有哲学和文学的经典,因为很多作品是外文写的,所以我学了很多在学校没学过的外语。

  我偶然碰到一个美国诗人的翻译,他翻译了不少唐朝的诗歌,我很喜欢他的翻译。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学一些古代汉语呢?然后我开始学日语,我想了解中国文学能不能帮我找到“人”。因为不能够来中国,所以我1969年去日本找中国,找到唐朝的中国,日本保留很多唐朝的中国。从日本回来后,我觉得应该多学汉学,不光是唐朝的诗歌,还有孟子和孔子。这给我一个感觉,中国文化、哲学、文学的中心就是“人”,所以我从神学转到了汉学。

  《南》:你更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顾:我最喜欢的是唐朝的诗歌,宋朝的散文。我不喜欢宋词,但是我喜欢宋朝的散文,太好了,美得不得了。我现在写《中国戏剧史》,元曲不能够说很喜欢,但非常有意思。明清的小说也不错。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古典文学正好相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的批评非常尖锐。你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和在大众媒体面前的批评是一样的么?

  顾:我的书写得非常客观,我也介绍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作家和作品。我知道不少德国人,不一定是德国汉学家和作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充满了偏见。我不会责怪他们,有时候是我们工作得不够。比方说,我写中国古典诗歌史,我希望德国人看了中国古典诗歌之后,觉得中国文学真的太好了。但是我受到了批判,因为我给明清的篇幅比较少,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诗。

  我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是历史学家,虽然你不喜欢某个人、某个作者,你也知道介绍他们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你还是介绍他们的作品。我在里面介绍了一些完全过时的作品和作家,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到作用,但是一般的德国读者看到这个会说,这就是中国文学,我不感兴趣,算了吧。

  现在德国有一些教授的职位,是为了专门介绍中国文学而设置的,但这些人根本不搞翻译工作,也不接受中国作家,不和他们见面。我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作家会来波恩和我开朗诵会,我问我的同事,要不要和中国作家接触,他们都拒绝,说不要,没什么意思,无聊。他们不翻译,不介绍,不接触,不写,他们用我的资料来上课。

  《南》:他们是仅仅凭借印象得出中国文学没意思的结论?

  顾:不能说他们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应该承认,然后我们可以再客观地谈中国还有不少好的作家。大部分人不是作家,是骗子或者其他什么。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不成功的话,可以下海赚钱去。19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

  《南》: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

  顾:因为他们不认真。我说过文学不是业余的,文学是工作,应该有责任感。

  《南》:中国作家不认真和作协体制有关系吗?

  顾:德国也有作协,我也是作协分会的会长,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作家本身。作家应该觉得文学就是他的生活。

  重新回到文学的标准上

  《南》:你把1949年作为一个界限,分别1949年前的文学和1949年后的文学。但1949年之后,不是也有很大差别么?1980年代前后,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个界限呢?
  顾:当然也是界限。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许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而199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中国作家,内容关注爆炸性、刺激性,所以记者注意到他们。比方说,几年以前,中国—对夫妇写《中国农民调查》,他们拿了柏林一个非常高的奖金,但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乱七八糟。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只要某一部作品被禁止或遭到政府的批评,那么就认为他们是好作家。他们根本不从文学本身来看作品,问题在这。作品可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不绝对。语言还是最重要的。

  《南》:你觉得中国文学的水平不够,那在你看来,哪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了较高的水平?

  顾:冰岛。50万人口,有一个人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你可以说,我的标准是冰岛。

  《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你基本上都是认可的?

  顾:不是,根本不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基本上是政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有多深?像余华、李锐这些作家的作品你都看过么?

  顾:我都看过,很多作品看了第一次,就够了,不想再看第二次。有些作品写得很像电影剧本,很像给某个历史性阶段加上一幅插图。另外,我非常讨厌一个作家重复别人讲过的故事。


垃圾民族,垃圾文化产生出的垃圾作家。他们的特点是出卖灵魂,卖弄文采 追名逐利 奉承权贵


  《南》:你觉得台湾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

  顾:我可以这么回答你的问题——我跟一个比较有名的台湾文学评论家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台湾文学就是给台湾人写的。如果这句话真的有代表性的话,那我不要研究台湾文学。给台湾人写的,不是给台湾以外的人写的,这个地方主义太可怕,所以他们现在完全处于边缘。而夏宇,他的诗歌是一流的。

  《南》:陈映真你觉得怎么样?

  顾:现在我们回到内容的问题上来。他们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这个我承认,但是他们都是左派。我不反对左派,但是应该聪明一些。他们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是搞民族主义的,首先他是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立场。但是这些人现在好像都不写了是不是?他们还在写么?

  《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希望中国当代作家能够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坐标,看清世界最好的文学家,向他们学习?那么,这个坐标是谁?

  顾:你看北岛,他和1920、1930年代的西班牙朦胧诗派是分不开的。德国诗人策兰,王家新专门翻译了他的诗。我的意思是说,北岛、欧阳江河、王家新,他们不与中国文学(为伍),他们是世界文学。

  《南》:中国当代文学家,是更应该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去学习语言,还是学习国外的著作?

  顾:都需要。如果一个中国学者没有学过好多好多外语的话,他根本不能了解1949年以前的文学。比方说戴望舒,他深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胡适,好多作品是英文写的;钱钟书也是;等等。但是中国的当代学者,因为外语很差,根本不看中国作家过去用外文写的作品。

  批评与反批评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引来很多反批评。你觉得今晚那些对你的批评都是没有道理的么?有没有部分修正你的观点?

  顾:对我来说,争论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是很有问题的,应该多谈一谈。今晚的争论对我来说是好的。有些人发怒,我觉得不错,这说明他还是关心中国当代文学。

  《南》:你还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完全不认同批评你的观点么?比方说你对作家应是好的翻译家的过分强调。

  顾:他们不对。

  《南》:你强调作家懂外语的重要性,认为这样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但反对者认为写作是很个人化的事情,能不能看外文原著不重要。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你看来,文学更多是技术活,需要不断地参考和学习,而批评你的人认为,文学很多时候是靠悟性,需要天赋。

  顾:我觉得文学不是技术,而是艺术。同时,文学是刻苦的工作,和你们记者的工作一样。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1个月到3个月之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说明他一天只能写一页中的一部分,中国作家不会这样做。诗人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一些诗人也许会一个星期写一首诗,但中国的散文、小说作家不会这样做,他们盲目自信。

  《南》:你是说中国作家觉得自己有天赋,所以就可以不断去写?是这意思么?

  顾:中国有400万个作家,他们之中可能有一两个有天赋的,其他的肯定不是。

  《南》:你还是觉得有的作家是有天赋的。

  顾: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但这是意外。

  《南》:在你看来,谁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最好的。是夏志清么,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顾:不。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问题,这个你应该知道。他完全否定鲁迅。抬高张爱玲是不错的,但是他基本上否定20世纪的中国(左翼)小说。

  《南》:他这个和你否定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是不是有点类似呢?左翼就是意识形态化,所以要否定他,就像你觉得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外语不好,不会阅读外国的原著,视野很受局限。他有他的标准。

  顾:他的标准是政治的标准,所以觉得鲁迅等都有问题。张爱玲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觉得她是不错的。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家,文笔好,语言好,她的英语也非常好。

  《南》:那你觉得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哪一本是比较好的?

  顾:你说中国么?这个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因为你们有这么多书。国内有两个人,我用他们的资料用得比较多,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得很好,一个是陈平原,我用他的现代文学史特别多,他也写得不错,基本上不错。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文学史研究的话,我也可能没法写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他们客观,有很多很多资料,等等。

  《南》:但是陈平原就反对你的很多观点。

  顾:无所谓。君子不怨。

  (摘自《南风窗》2007年4月16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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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擁有眾多屌絲,自己先得有個屌樣

德國學者說莫言作品「能把人煩死」

莫言獲獎後,在西方學者的批評中,最批到點子上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他對「德國之聲」說,莫言的作品沒有思想,形式老舊,語言也差,他的東西「能把人煩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顧彬也批評過另一個諾獎得主高行健,認為高的作品「很糟糕」。顧彬是第一個把高的作品譯成德文的,對其作品相當熟悉。

幾年前,顧彬還尖銳批評過一些中國的當紅作家,指出那些所謂「美女作家」衛慧、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學,而是「垃圾」,「她們把『身體寫作』混同為文學。」

對於在中國轟動一時的姜戎(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的丈夫)所寫的《狼圖騰》,顧彬批評說,對德國人來說,這種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揚法西斯主義,「讓中國丟臉」。

對於莫言,顧彬當年就毫不客氣:「莫言的《生死疲勞》(46萬字)才寫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個德國作家一年才能寫出100頁來,莫言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寫出800頁」,中國作家「不是為了文學本身,而是為了錢而寫作。」

顧彬的結論是:「中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內在力量,他們的力量都去了哪兒?以前是政治,現在則賣給了市場!」

49年後中國沒有偉大作家

顧彬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質量做了這樣的劃分:1949年之前,中國文學有很多上乘之作, 但中共建政後,中國再也沒有偉大作家,當代中國文學多是「垃圾」。

他的說法遭到中國官方作家和評論家的抨擊後,顧彬把其調整為:49年之前的中國文學是五糧液,現在是二鍋頭。

那麼顧彬是不是有資格批評那麼多中國作家、並對中國當代文學做出總體的評價?從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來看,他可能是西方漢學界中最有資格的一位。

首先,顧彬跟馬悅然不同。馬悅然的專業是中國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國古籍《公羊傳》《左傳》等,是古文字專家。眾所周知,古文和文學評論是兩個領域。所以中國古漢語專家王力等不會被邀請去做「茅盾文學獎」的評委(更不會是唯一評委)。而顧彬主攻中國文學,自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系主任,主編和翻譯過《魯迅選集》和二十余位中國詩人的作品, 還出版過中國散文史、詩歌史等,2009年推出十卷本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被譽為「德國漢學界有史以來最全面、最詳實的一套中國文學史」,對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從古至今的發展進行了全面評述。他研究的是中國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

顧彬非常推崇魯迅,認為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偉大作家,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對中國目前當紅作家像莫言、余華、蘇童、棉棉、姜戎等都不以為然,認為他們的作品沒有思想性,語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說,「其他人有權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看他們的作品。」

莫言的東西“煩死我了”

這次對莫言獲獎,顧彬在接受採訪時說,莫言是中國作家中他批評得最厲害的一位,現在獲獎了,他的觀點也不會改變。他認為莫言的東西是靠寫感官刺激(sensational)嘩眾取寵,「莫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開宣稱,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顧彬說:莫言的小說不是集中塑造一個人物,而是寫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復地寫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東西「煩死我了」,瑣碎得難以讀下去。這跟人們讀高行健的《靈山》一樣,也需要非凡的耐力。有評論說,高行健的作品應該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訓練器。現在又多了個莫言,一左一右,測試耐力、毅力,不被煩死不罷休的心力。

對於為什麼是莫言獲獎,顧彬提供一個獨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翻譯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譯,甚至不是逐段翻譯,而是整體rewrite,等於是編譯。中國老一輩翻譯家楊憲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說,「葛浩文的譯筆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這種譯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來的中文。顧彬說,這也是不少中文小說是從英文版譯成德文的。估計其它語言版本也多譯自英文。

廣東《南方周末》刊登的葛浩文專訪(2008年3月26日:葛浩文談中國文學)說,「葛浩文與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於根本不用『合作』。」因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麼譯,莫言對葛浩文多次說:「外文我不懂,我把書交給你翻譯,這就是你的書了,你做主吧,想怎麼弄就怎麼弄。」


生前被侮辱迫害自殺的中國大作家;:满族老舍和傅雷,中国最好的作家都被中国人自己给彻底灭绝了,這些瘋狂繁殖的蝗漢們正在毀滅全世界的文化。遺傳基因。


葛浩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實,他(莫言)的小說裡多有重複的地方,出版社經常跟我說,要刪掉,我們不能讓美國讀者以為這是個不懂得寫作的人寫的書。」

這裡葛浩文無意泄漏一個天機: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個不懂寫作的人寫的東西。

這種情形跟當年馬悅然翻譯高行健的書一樣。高行健也是這種態度,你隨便譯,怎麼刪改、增加都可以。這是典型的偽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給我出了外文版就行,隨便怎麼改我的意思都沒關系。

把中國文學的臉丟盡了

任何一個真正拿自己當回事兒的嚴肅作家都絕不可能這麼做。昆德拉經常被翻譯者亂譯他的東西氣得昏天黑地,最後自己去用法語寫了。納博科夫更是對他的早期俄語作品的英譯親自校對,回答記者提問必須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當然,這個前提是他們自己必須懂被翻譯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也沒用,更何況不在乎。高行健會法語,他那幾本書的法文版是怎麼被「美化」的,他自己心裡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靈山》那麼偽的話。

在網上查到一篇國內的碩士論文:「論譯者文化身份對葛浩文翻譯的影響」,其中就分析了葛浩文的這種翻譯策略和方法:「為了向目標語讀者全面傳達源語作者的意圖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刪減、增加、修改和歸化等策略……因此成功地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學。」

顧彬認為,在中國,比莫言寫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們得不到葛浩文的這種美化翻譯,甚至找不到英文譯者,自然就很難有莫言這種(得獎)機會。

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紐約客》雜誌上寫道:「在美國,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差不多成了一個人的天下,這個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該文是批評葛浩文翻譯得不好,他以為中國名作家們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葛浩文的翻譯好多了!許多西方評論家、讀者對高行健作品的評論完全類似:翻譯翻得爛透了。他們同樣以為能得諾貝爾獎的原文一定比英譯好多了。這真是一個絕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為了寫評論,用了一生看書經驗中都沒有過的忍耐度,看了《靈山》的英文版的主要部分。那個爛翻譯實在爛,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虧99.9%的老外們蒙在鼓裡,否則中國作家得一個獎,一個裸體中國皇帝出去亮一圈相,可真要把中國文學的臉都丟盡了。

他不批評制度本身

除了文學以外,莫言得獎後,很多批評是針對莫言擔任中國官方作協副主席、在法蘭克福書展跟文化官員集體退場(因同台有異議作家)、抄寫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有人為莫言辯護,說其小說也針砭時弊,並特別舉例說,莫言獲「茅盾文學獎」的《蛙》就是批評計劃生育政策的。但顧彬的批評非常精辟:「莫言的作品批評了制度帶來的一些問題,但是他不批評制度本身。」

顧彬看得很準確,莫言批評計劃生育,但他絕口不提背後的「共產制度」問題。沒有共產黨專制,哪會有強制一胎化?哪會有那麼多由此造成的人間悲劇?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擊制度本身,就不會惹麻煩,也不會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評一些社會黑暗面,還會贏得大眾歡呼。這其實是許多所謂批評政府的作家的做法,中國文化人裡太不缺此類的精明!那個靠欺騙和別人代筆而一度大紅大紫(也騙到了國際上的)韓寒就是這類「作家」的典型。談到制度嗎,還得靠共產黨領導。

以「罵社會不公」著稱的韓寒,都以「韓三篇」來維護制度,作為官方作協副主席的莫言,抄寫毛澤東扼殺寫作自由的講話,而且不後悔,就完全不足為怪了。

所以顧彬在回答「這次莫言獲獎對中國作家是什麼樣的影響」時,斬釘截鐵地說:「只能是負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2012年10月18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FA)


垃圾雜族自然喜歡劇毒垃圾文化和劇毒垃圾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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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因为古代诗歌而学习汉语的德国老人却被今日中国的垃圾作家们垃圾文学搞的身心交瘁。无可奈何,老人的失望可想而知。应该是绝望。


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

用世界角度评价中国文学 德国汉学家推出自编中国文学史 

  中国当代作家最缺乏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去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肯定都说自己。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肯定会说其他人。德国作家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骄傲的。中国作家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根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怎么样的。 
  ——顾彬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以“炮轰中国当代文坛”为公众所熟知,然而此前他长达40年的汉学生涯则鲜为人知。作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历时多年写就了《中国文学史》丛书。不久前,丛书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正式出版,顾彬就此书的出版接受本报专访。

  “中国学者不懂中国作家的深度在哪里” 

  中国学者基本上不分析,都是用自己的世界观来看作家,比如判断“鲁迅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这都应该不是用来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 

  长江商报:您为什么会想到重修中国文学史?有什么创新? 

  顾彬:我对现在已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有一点不满意。许多文学史只是辞典,简单介绍作家和作品,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 

  同以往的教材相比,我的这本文学史有两方面的特点:首先,中国学者总是分析不够,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学者基本上不分析,都是用自己的世界观来看作家,比如判断“鲁迅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这都应该不是用来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我学过神学,学过哲学和日耳曼文学,我会用日耳曼文学的解读方法来解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比如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的第一句是“东京也如此”,如果去掉“也”可以吗?我会从“也”这么小的元素来分析研究。另外,中国许多学者都不懂外国文学,不会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作家,根本就不会懂得中国作家的深度到底在哪里。 

  长江商报:在您的这部文学史中,有哪几位作家的介绍是与以前的文学史里不一样的?您为什么会作这样的调整? 

  顾彬:中国学者研究茅盾、巴金,都不能从二十世纪整个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当然无法写出这些作家的深度。比如郭沫若,在我看来他是当年中国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诚然他在文学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从宗教的角度去解读他的《神女》,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跟着毛泽东走。
 
  长江商报:作为异国人士写中国的文学史,您认为自己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呢? 

  顾彬:我有方法,中国学者没有方法。我比他们看得慢,他们的报道可以成为我研究的基础。他们看得快而且多,我可以用他们的许多资料,我必须与他们合作。 

  “不孤独的作家是应该受批判的” 

  何其芳写过很好的诗,但自从他主张“埋葬自我”后,就没好作品了。这不是作者的问题。 

  长江商报:在这本书里,您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心形象是作为‘病人’的中国,但过度沉溺于此形象则是主体放弃自律的表现,鲁迅等作家的伟大恰在于同一切时代幻像都清醒地保持了距离,代表着一种倔强的理性反思精神。”在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形象是什么,如果现在没有,以后会有吗? 

  顾彬:我不是太清楚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有没有中心形象。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不想创造中心形象。我前段时间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北岛的新作品研讨会,感觉中心形象有可能是“孤独者”。我认为真正的作家都是孤独的、边缘的。如果一个作家不孤独的话,说明这个作家是有问题的,是值得批判的。 

  长江商报:您曾经说“1949年前的中国文学是属于世界的”,为什么1949年以后的不是呢? 

  顾彬:1949年以后,许多中国作家认为“现代性主张自我,应该放弃”。何其芳写过很好的诗,但自从他主张“埋葬自我”后,就没好作品了。这不是作者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的作家和世界文学就没有关系了,他们与世界文学隔离了,仍然用传统的方法写作品。 

  比如余华和莫言,他们都用章回体写小说,他们开始落后了,他们和现代性没有关系。 

  但中国的诗人是有现代性的,比如北岛。 

  “余华和莫言的语言能力不够” 

  在德国,余华和莫言写的只能算是通俗文学,不是严肃文学,他们的作品是不能进入文学史的,他们作为通俗作家的身份也相当低。

  长江商报:如今的中国文坛有一个倾向,就是越稀奇古怪的东西,作家们越爱写,销量也就越好,您也曾经提到余华和莫言有这样的倾向。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顾彬:一个人给我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无所谓,但我要看他的语言能力。余华和莫言的故事都是空的,语言能力不够。 

  长江商报:这是否说明如今中国作家的功利心太强,只是为了销量而写作,不为自己的内心追求而写作? 

  顾彬:这说明他们只是想卖书,根本没考虑作品的质量。在德国,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卖出1万本,我们就会怀疑他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在德国,余华和莫言写的只能算是通俗文学,不是严肃文学,他们的作品是不能进入文学史的,他们作为通俗作家的身份也相当低。 

  长江商报:前段时间,中国出现过作家严重抄袭的现象。在德国出现过类似的抄袭现象吗?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位作家将受到如何处理? 

  顾彬:在德国,这样的现象基本不会发生。据我所知,只有50年前有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 

  德国作家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骄傲的。中国作家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根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怎么样的。 

  长江商报:在您看来,中国当代作家最缺乏的是什么? 

  顾彬:中国当代作家最缺乏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去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肯定都说自己。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肯定会说其他人。德国作家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骄傲的。
中国作家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根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怎么样的。 

  我也是作家,我和其他德国作家一样不仅要写自己的作品,还承担着翻译大量外国作品的任务。但中国作家不会和我们一样,因为他们要喝酒,要吹牛,要下馆子,没有时间去做那么多事情。 

  长江商报:在您看来,中国二十世纪算得上伟大作家的有哪些? 

  顾彬:小说是鲁迅,诗歌是顾城,散文是林语堂,话剧是老舍。 

  本报记者 周榕 

  人物简介:顾彬(Wolfgang Kubin),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中国文学史专家、著名诗人,《中国精神》杂志和《亚洲文化》杂志主编。他曾学习过汉学、日耳曼学、哲学、日本学和神学。顾彬在中国以论著《空山》声名大噪,前两年频繁来中国讲学,并提出“20世纪中国没有文学家”的观念,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也因此成为非常有争议的汉学家。
2008年11月17日 17:21 来源:长江商报


还好,这位德国作家,学者长期浸泡在中国腐败的文化氛围里面没有改变一颗正直的心,没有为钱而献媚某个权贵,没有写出什么《***自传》,没有包养二奶玩弄女学生~~~~没有像中国的作家那样恬不知耻。要知道中国的传统腐败文化是无坚不摧,无孔不入的。我们衷心的祝愿老人健康快乐,远离垃圾社会,远离垃圾文化环境。远离垃圾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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