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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

丹东地区满族村落的形成与命名



    通古斯渔猎采集满洲民族在满洲辽宁丹东的历史久远。其先世女真是辽、金、元三朝在丹东的主体民族。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建州女真人从图们江迁入辽东,浑江、爱河、鸭绿江畔,凤凰山下,升起村落的炊烟。丰饶的土地养育女真民族成长壮大,民族精神在反抗大明王朝的民族压迫和捕杀中升华,丹东成为满族发祥地和大清王朝肇始地之一。

    1621 年,后金进占辽东,编民入旗,丹东隶属正蓝旗辖地。清顺治元年(1644 年)八旗入关,定鼎中原,仅留少量兵员留守盛京重地,其中凤凰城 358 员。为改变辽东半岛几近有土无人之状态,奉命“防卫驻守,垦荒植田”,进驻凤凰城 650 员。这些人,连同顺治年间从关内(主要从山东)招民垦荒加入汉军旗籍的汉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和三十八年(1699 年)调入的巴尔虎蒙古人、锡伯人,便成为当今丹东地区最早的居民。

    清国,凡编列在八旗组织中的满洲、蒙古、锡伯、朝鲜、汉等族,均称“旗人”,辛亥暴乱后称满族。本文所述满族即指清代八旗组织中之各族而言。

村落的形成

    满族村落,是满族人口集中的地方。现今的丹东大地,以满族为主体的村落星罗棋布,或在平原上、或在山岭下、或在河滨旁、或镶嵌在沟沟岔岔里。回顾 300 多年前,辽东大地一片荒凉,是飞禽邀游的天堂、野兽追逐嬉戏的乐园,那么满族村落是怎样形成并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布局的呢?

    应该说,满族村落的形成是人口增长和清廷垦荒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更明确地说,清廷的垦荒政策为满族家族提供的每一次分居契机,一批满族村落应运而生。满族村落大体上分 4 批形成,其时间与满族进驻和家族分居时间相对应,并以满族故有特征和辽东地方特点相结合而命名。

    第一批村落——以营子、旗作通名名称。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八旗进驻时,按八旗既定成例划分地界屯驻,虽然在事实上统辖不那么严格,有越界择地自由,但基本形式是每旗以领催(领催为清朝的官名,是清朝八旗军下级军官,满语为“拨什库”。编者按。)为小头目安营扎寨,设立屯驻点,每个驻屯点十几户或五七六户不等。当人口增加时,可再行分离出新的屯驻点,以适应垦荒狩猎、练武屯兵的需要。

    每个屯驻点有 10 户左右居住,按规定,八旗兵进驻时每兵可携眷 7 人,这样一个屯驻点有几十人生活,也可将其称为村落。因而,屯驻点即为最早的村落。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雍正四年(1726 年)前,因为这段时间八旗基本上以半兵半农的形式,在屯驻区内过着有组织的生活。以表示驻兵地方的词语“营子”和表示八旗固有特征的词语“旗”即为最早的村落名称。如保留至今的以营子作通名,以旗作类名的红旗营子;以规模作类名的大营子、小营子;以方位做类名的前营子、后营子;以民族和姓氏作类名的蒙古营子、鞑子营、包家营子等;以旗做通名的有黄旗、正白旗、白旗、镶白旗、红旗、蓝旗。上述几类命名中,1986 年凤城满族自治县的 25 个乡镇中,乡镇级命名有红旗镇、蓝旗乡、白旗乡等。

    第二批村落——以堡子等作通名名称。雍正四年(1726 年)报领红册地,旗丁每人给地 5 晌(1晌约 6 亩),满族家族结束了半兵半农的生活,完全进入农耕状态。此时距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进驻已过去 40 年,多为三世或四世同堂。由于报领红册地,为分居提供了契机,各支系人随土地安居并生息繁衍,第二批村落逐渐形成。出于农耕的需要,所报领土地多选择平原或盆地,这段时间最显著的特征是堡子的形成和以堡子作为名称。

    堡,常用于集居处,标准音 bao,辽东称为 pu。将聚居处称为“堡”是满族特有的习惯称呼,这在佛满洲镶红旗瓜尔佳氏的族谱中可以找到依据。

    瓜尔佳氏始祖原在长白山东安褚拉库(今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内河碱厂居住,自第六世移居呼分堡和古及力堡,按族谱排列,凤凰城始迁祖胡什他、拉巴、窝合已是第十二世,由此可以推知在努尔哈赤时代之前,满洲居地就是以“堡”相称的。

    丹东地区堡子的形成在雍正四年(1726 年)报领红册地之后,以堡子作通名、以姓氏做类名的村落,有关家堡子、佟家堡子、王家堡子等;以堡子作通名、以旗作类名的村落,有蓝旗堡、白旗堡、黄旗堡、红旗堡。1985 年凤城县 258 个村中,保留以堡子作通名的有 43 个。

    在第二批形成的满族村落中,其名称还有以地势平坦、草地可供放牧的甸子,如诗雅甸、梨树甸、马鹿甸等等;有以河道弯曲处形成小平原的隈子,如时家隈子、秦家隈子、陶家隈子、唐家隈子等等;有以道路比较宽阔、旁边建有房屋的街,如红旗街;有山顶有缓坡,能通行的岭,如石头岭、汤河岭、妈妈岭、牙旗岭等等。在上述命名中,以岭作通名的村落数量仅次于“堡子”,1923 年凤城县 1033 个村名中有 39 个。这反映了凤城地区多山的地形特点。


    第三批村落——以第一、二批为主地名而派生或分衍。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续报余地,即承认红册地之外自行开垦的土地归个人所有,这为八旗家族分居再一次创造契机,仍然是地随人分、人随地走。人在新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于是第三批村落形成。为了表示第三批村落与第一、二批村落同一血缘的从属关系,往往在第一、二批村落名称前加“老”或“大”,或不加“老”与“大”,仅加“小”字、,例如凤城、市东汤镇的大蓝旗沟、小蓝旗沟,再如何家堡子、小何家堡子。因分支而平行的血缘关系,多以东西南北、上下前后、门口腰头、里顶等方位词来表示。正黄旗巴尔虎蒙古包尔机根氏居住地为凤城红旗镇包家营子,有包营前街、包营后街、包营南沟、包家店;红旗镇为锡伯瓜尔佳氏居住地,有关家堡、关家沟堡、关家沟西、、关家沟里。此类例证相当广泛。

    第四批及其后出现的村落——以此前之命名继续派生与分衍。嘉庆五年(1800 年)报领旗升科地。旗升科地,是指红册地和余地之外开辟的土地,亦称“隐种余地”。这是清廷为解决旗人生齿日繁、实现自养的又一重大决策。为此,村落又一次派生与分衍,包括此后陆续出现的村落,其命名仍然按照此前之思路继续伸延,村落之间既有主从关系,也有并列关系,形成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以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为例,始迁祖落地于今凤城宝山镇红旗堡,繁衍至第四世时按6 支分居,其中第四支色得力、得色力、觉色力三兄弟迁至今红旗镇猞猁沟,至今有猞猁沟、小猞猁沟、猞猁沟里、猞猁沟下堡 4 个村落。显然这 4 个村落不是平行支系关系,也不是同时并进形成的。

    第五批村落——在边外封禁区形成。清廷自清初开始划柳条边外为禁区,严禁垦荒、渔猎、采参、伐木、开矿,到同治初年已 200 余年。朝廷封禁,旗民反封禁,于是地处边外封禁区的宽甸,包括今丹东市和东港市十字街镇以东地区(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为岫岩厅辖境,自光绪二年(1876 年)为凤凰厅辖境),涌进大批人口,其中以汉人为多,旗人也占有相当比例,进行占地开荒。同治十三年(1874),清廷宣布“东边地带全部开禁”,“凡认地耕种者,无论旗民一体编入户口册籍”,于是在边外封禁区荒土上,满族村落开始形成了。由于其时间晚于前四批村落,按顺序称为第五批。


    宽甸满族自治县现今有百余个八旗姓氏聚落,长甸镇上河口村赫舍哩氏聚居地赫家堡子(或称赫家窝棚),就是其中之一。其地为赫氏始迁祖罕都将军洼尔达长子,系第四世常禄的后裔福禄聚居地。福禄之坟立于长甸镇上河口村于家沟,宣统元年(1909)其子为父母立碑,碑文记述了同治初年父母率其兄弟到长甸垦荒的艰苦历程。

    因垦荒而迁徙,因迁徙到新的土地定居并繁衍后代,形成新的聚落。可以说,赫氏第七世福禄是赫氏在宽甸的始迁祖;赫家堡子是宽甸的第一批满族村落,以同治初年为开端,并按照分衍排列下去。

    像赫氏福禄这样逃荒到宽甸的,还有凤凰城丰氏、李氏、孟氏、齐氏等。自同治以后,吉林、黑龙江管理松弛,有诸多家族支系远徙他乡,在新的落居地形成村落。

村名由来

    八旗兵进驻前,凤城荒芜半个多世纪,柳条边外的宽甸、丹东、东港荒芜两个多世纪,除历史留下的地名外,多数山水,尤其是丹东版图上的沟沟岔岔在地图上已属空白。八旗兵进驻后,面对富饶丰盈的山水和土地,欣赏它、赞美它、触摸它、认识它,并对其进行探索和改造。于是,山水生机盎然,土地结出硕果,在村落形成过程中,就像父母给赋予精心孕育而出生的婴儿以应得的名称。

    自乾隆年间,汉族开始进入丹东地区垦荒,按照规定与旗人各有地界。但地界毗连,村落也就自然相邻,这就是今天所呈现的满汉村落交相错落的原因。满汉在同一地域内生活,面对同一自然空间载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包括村落的产生也必然出于同一思维,并且互相借鉴与认同。

    关于丹东地区满族村名的产生,大体可分为以下 10 类:

    1.源于八旗军事组织名称。最显著的是黄旗、白旗、红旗、蓝旗和所建立的营子,即第一批满族村落。另外还有诸如凤城巴尔虎旗衙署所在地巴尔虎胡同。

    2.源于民族传统惯称。最显著的是满族习惯称呼的堡子,始于第二批村落,多冠汉字姓氏,如关家堡子(瓜尔佳氏聚居地)、汪家堡子(完颜氏聚居地)等。还有源于汉族传统惯称的“屯”、“峪”,屯前也常冠以姓氏,如夏家屯、魏家屯等。在 1923 年凤城 1033 个村名中,以屯命名的 67 个。峪,为山谷,如羊砬峪、黑峪、对子峪等。屯、峪的出现时间,约与第三批满族村落同步,乾隆初年随汉民进入辽东。



    3.源于自然实体,包括自然状貌及独特特性。用得较多的有山、河、沟、岭、甸子、隈子、台子、砬子、岗、坎、石等等。鸡冠山因山之形状像鸡冠而得名;下露河原名下漏河,因河水下漏为地下水而得名;龙爪沟因沟之形状如龙爪而得名;大隈子因其与小隈子相对比各得其名;高台子因地势高出地面平坦而广阔得名;红石砬子因山上耸立的岩石呈红色而得名;沙子岗因土坡上布满沙子而得名;黄土坎因地面像台阶那样高起且由黄土构成而得名;旗杆顶因山顶似旗杆而得名;星星石因村旁有天上降落的陨石而得名;大鹿岛因位于黄海之中远眺状似伏鹿而得名等等。

    4.源于土特产,其中以动植物为多。碾子沟因沟内石头可做碾子而得名。以盛产某种植物命名的诸如枣儿沟、蕨菜沟、笤帚沟、韭菜沟、红花岭、青草坡、大梨树、白菜地、葡萄架岭等等,举不胜举;以盛产某种动物命名的诸如鹿圈沟、蝎子沟、狼洞沟、燕窝沟、老虎洞、獾子洞、鸽子山、水獭岭、蜜蜂岭、老鹤窝、雕窝等等,亦是举不胜举。此类命名多反映命名时的植被和野生动物状况。

    5.源于自然序数、方位和表示程度的“大”、“小”。这类命名多为 1-4 类命名的派生。表示序数的如沟,有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洼,有头道洼子、二道洼子;台子,有头台子、二台子、三台子、四台子等。表示方位最常见的前后、上下、东西南北、腰头、门口、底顶。如二道沟,又有北二道沟、南二道沟;山岔子,有东山岔子、西山岔子;八道河有上八道河、下八道河;姜家岗有姜家上岗、姜家下岗;黄旗堡,有前黄旗堡、后黄旗堡;王家堡有大岭底王家堡等等。以大小表示程度的,诸如大土门子、小土门子,大堡、小堡,大四台子、小四台子等等。

    6.源于人工物及特定人物。观音堂、铁佛寺、三清观、三官庙、大板桥、石桥子、佟家窝棚、北楼房、包家茔等均为人工物。木匠沟、货郎沟、七和尚沟、八寡寺沟、隐士沟、王道士沟均以某个有特定身份的人物而命名。

    7.源于商号、作坊。如单家粉房、刘家丝房、孙家油房、王家烧锅、张家染房、高家炉、马家店、朱家窑、丛家园、合隆号、信兴号等。

    8.源于对幸福吉祥的心理追求。如同兴屯、长兴屯、兴隆沟、太平沟、财盛沟等。

    9.源于历史名称。这类命名指清代以前已经有的名称,八旗进驻后仍然沿用。如今东港市新乡沟宣城村,明永乐十二年(1414 年)曾建过宣城卫;今宽甸八河川,清时称八河滩,明时称干滩子;尖山窑,是明代建的陶瓷;宽甸、永甸、坦甸、长甸、赫甸等均沿用明时城堡命名;还有雪里站等驿站名称。

    10.源于满语词语。满族直至乾隆年间仍在习用满语,用满语为村落命名当为普遍现象,但留存至今已很少,由于受汉语影响,有的已难以确认。经鉴别大约有:爱河、,源于爱哈河。爱哈满语为琉璃。窝拉,满语为房子,窝拉圈,意为房子集中的地方,即为村、堡,哨子河白氏族居地称为窝拉圈。窝拉受汉语影响,称窝棚、窝铺,有佟家窝棚、唐家窝铺、康家窝铺、暖窝铺。山头突出、陡峭而不高,称滴塔,又作滴台、堤塔、地塔,有黄家滴塔(今在凤城市弟兄山镇和平村)、傅家滴塔(今在凤城市沙里寨镇王家岭村)。明代建有喀巴(卡巴)卫。卡巴,为一对,卡巴岭因两个岭并列而得名,卡巴岭村民组、小卡巴岭村民组分别在今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与大营村。靰鞡,是放在轨靴鞋里的供保暖用的草,凤城 1921 年村名中有靰鞡草甸子。凤城 1921 年村名中还有苇山河洛(今凤城市东汤镇山河村村名由此演变而来)、衣蓝佛、衣蓝苏;河洛为沟、衣蓝为三,佛为陈旧,其余意不详。

    铺开丹东地区村落名称,在人们面前展现一幅色彩绚丽、斑斓多姿的山河画卷,又是一首开疆拓土、劈荆斩棘、建立家园的创业诗史。它是那样博大而精深、丰富而真实、生动而凝重。它是智慧的创造,是实践的结晶。因为这里曾是几近无人的荒土区,沉睡着,是八旗兵进驻和汉民族移入,赋予山山水水沟沟岔岔以生机,开发它、建设它、胼手胝足用血汗浇灌它,辽东活了,一个个村落诞生了,诞生的村落犹如新生的婴儿问世,于是主人给予了它们名称,使它们流传于世,由子孙后代传递而不泯灭。

    作者简介:

    张其卓,1939 年10月出生,沈阳人,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84 年任丹东市地方办公室副主任,1994 年退休。著有史学著作《满族在岫岩》、民间故事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论文集《志海求艺》。1982 年获“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1993 年获“辽宁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称号。

来源:《丹东日报》201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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