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汉明会长简要总结了2011年8月以来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成立后的工作情况，提出了2012年学会的工作要点，并就学会领导工作分工提出初步意见。
邵汉明会长指出，2011年，成功召开了“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成立暨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编辑了会议论文集；组织专家学者到伊通、通化、集安、长白山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加强了与该领域相关研究机构、高校进行交流合作；搜集整理了满族说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籍和音像资料；组织多篇高质量的说部研究论文在《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史地》等刊物发表。
2012年，学会的主要工作有：配合2012年吉林省社科联学术年会举办主题为“满族说部及满族历史文化研讨会”的学术年会；出版《“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配合吉林省社会科学奖的评审工作，做好全省满族说部研究成果的申报和学会初评工作；组织开展对说部文本的多学科、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工作；继续筹办瑷珲满族历史文化基地、加格达奇鄂伦春狩猎文化基地、九台萨满文化基地、敦化清代宗室文化基地、吉林市说部传承展演和教学示范基地、伊通满族博物馆等基地。
邵汉明会长还通报了近期国家和吉林省有关东北历史与文化研究、吉林省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方面的重要信息。与会者围绕学会的发展建设、学术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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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满族说部是指由满族民间艺人创作并传讲的、旨在反映历史上满族人民征战生活与情感世界的一种长篇散文体叙事文学。因其体式与汉族民间艺人的说书比较接近，每部书可独立讲述，故称“说部”。
近年来，满族说部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学界正进行“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第三批图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计划在2014年实现第三批20余部著作的出版。满族说部是指由满族民间艺人创作并传讲的、旨在反映历史上满族人民征战生活与情感世界的一种长篇散文体叙事文学。因其体式与汉族民间艺人的说书比较接近，每部书可独立讲述，故称“说部”。
满族说部是我国民族文学的瑰宝，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除少数专业研究者之外，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对于满族说部仍比较陌生，本报记者就满族说部的研究现状采访了相关学者。
研究日益扎实
据悉，已出版的第一批、第二批满族说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学界的普遍关注，为清史研究、满族文化研究等提供了富有学术价值的参考资料，第三批满族说部的整理工作将更加扎实、系统，切实做到保质保量。
吉林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富育光是我国重要的满学、萨满文化研究学者，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说部项目传承人，具有独到的满族说部“家学”渊源。为深入开展满族说部的活态传承，“十一”期间富育光到黑龙江省肇源等地进行了走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是满族说部研究的重镇，在推动满族说部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会长邵汉明告诉记者，他们正积极准备启动“满族说部文本研究”丛书，计划2014年首批推出五到六本。近年来，他们已经相继推出《满族古老记忆的当代解读—满族传统说部论集》（第一辑）、《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研究》和《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等研究论著。
《满族古老记忆的当代解读》收录的论文反映出近年满族说部研究领域在理论建构、文本研究、价值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保护传承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如富育光的《松水凤楼传》披露未出版的满族说部文本的采录经过和部分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审关纪新不仅从满族说部本身论说其价值，而且从中国叙事文学的大视角论述了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巨大贡献。
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
记者注意到，国家社科基金近年持续对满族说部研究给予了资金支持，直接推动了这一研究的进展。近年来先后有4个项目获得资助，按立项时间先后分别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周惠泉研究员的《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辽宁大学教授江帆的《满族说部研究：叙事类型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荷红的《口述与书写：满族说部传承研究》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春风的《满族说部中的神话与史诗研究》，其中前两个研究项目已经结项，后两个研究项目还在进行中。
江帆对满族说部“为何叙事、所叙何事、如何叙事”进行了深入研究，她的研究认为，“史实加故事”及“类型化叙事”是满族说部的叙事谋略，满族说部系列叙事是满族民众“用心记忆、凭口流传”的民族兴衰史。江帆表示，“气势恢弘的满族说部叙事，犹如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老人，负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资讯，已经矗立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的审视、解读与研究，才仅仅是开始。”
杨春风等在其2013年出版的新著《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中，将满族说部放在东北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予以研究，视域宽广，从满族说部的十几部文本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从远古到唐宋元明清历代的东北民间历史记忆，呈现了满族说部百科全书式的丰厚内容。同时从思维方式、情节模式、风格特点等方面将满族说部《天宫大战》和中西方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杨春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族说部中的神话与史诗研究》2013年立项，她表示，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理论探索。
传承还需回归民间
今年4月，“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满族说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近年来满族说部研究领域的一次高层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共同主持召开，与会学者从多元文化视野拓展了满族说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者更多参与到满族说部研究的讨论中来，有助于满族说部研究展开比较，走向多元视野，提升理论深度。
学者认为，近年来满族说部的研究不断走向多元视野，但传承还需回归民间。满族说部作为重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还面临着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问题。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学界在这方面也作了有益尝试。邵汉明介绍说，在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推动下，研究者与大学、博物馆等合作，开展满族说部进校园等活动，效果良好。富育光认为，学界对满族说部的研究虽不断深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应更加注重对满族说部的基层调查，进一步发掘民间满族说部并培养说部传承人，特别是年轻传承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1日总第513期
媒介对满族说部传承的影响
内容提要：满族说部体例宏大，在民间的传播方式从主要以满语在氏族内部口耳相传，到用满汉相兼的语言讲述，用手抄本或神本子或其他形式相传，到后世主要用汉语书写的形式传承，再到现在多种方式传承并存。我们借用媒介传播理论，来探讨满族说部传承的历史及现状，尤其是在当下多种媒介如口头媒介、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对满族说部传承起到的合力效果。
关键词：媒介 满族说部 传承
我们通过对满族说部传承的研究发现，书面文化与口头文化的并存是满族说部的重要特色。从世界范围内可以说，从远古时期的荷马到《新约》，到修辞学，到现代派的解构主义；从非洲的手鼓到玻利尼西亚的歌谣，到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到俄罗斯的文盲；从古登堡的活版印刷术到滚筒印刷，最后到现在的广播和电视，电脑和互联网；人类知识相互关联，都是在口承一书写的语境中形成的。满族说部作为一种体例宏大的文学样式，亦概莫能外。满族的语言、文字，印刷术、电子媒介以其具有的共性——交流的媒介为满族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技术与媒介
马克思说：“技术透露了人对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环境学者认为媒介的四个历史分期为：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术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而这一分期是伴随着技术的发明而来的，我们知道相对应的就是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当然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对媒介的影响最巨。
在口语时代，“口语—文字研究”是媒介环境学的一个分支，主要考察口头文化各种各样的特征，包括心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认识论的特征。在这个语境下，口语文化研究的焦点是原生口语文化。所谓原生的口语文化指的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同样重要的是，生活在原生的口语文化中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文字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说的既没有视觉的成分，也没有书写的成分。换句话说，对原生口语文化里的人而言，主要的交流手段是口语和其他非文字的手段来对信息进行编码、记录、迁移或运输、检索和解码。
从口语文化向书面文化过渡时发生的媒介转换，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一个社会阶级（长者在口语文化里是宝贝）被取代。用伊尼斯的观点来说，“知识垄断”的宝座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从一个传播媒介时代转向另一个传播媒介时代。
而印刷技术的开发和普及是人类传播在技术上的重大改进。这是因为有了印刷术之后，人们可以用一个原件大批量地复制一模一样的信息，可以达到信息民主化，摆脱宗教、政治精英的控制。
相较于人类学会说话花费的数百万年时间、学会使用文字花费的几千年的时间、开发印刷术花费的时间短得多，数十种新电子媒介技术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一点的时间里就问世了：电报、电话、留声机、轮转印刷机、电影、汽车、飞机、广播、有声电影、收音机、电视、电脑、卫星、激光、视盘、磁带录像机、电子游戏、因特网、万维网、无线个人通讯等。电子媒介带来的变化，不是人们所谈的“内容”的变化，而是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电子媒介使我们在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的时空观念完全过时了。线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的界定性特征之一，如今它受到的挑战是思维方式、审视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挑战；这是多媒介的、直接的方式，是后现代文化的征候，电视、因特网、多媒体成了时代的主宰。
以往学界较少从媒介的角度入手分析文学样式，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各种研究理论变化的背后其实离不开技术的发展。新形势下的研究也有必要借助技术的力量。
满族说部从口语社会到书面社会的变化——双向交通到单线交通
就满族说部这一研究对象而言，口语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满族说部原生口语文化传承时代；自从满文发明以后，用满语交流、用满文记录本民族内部的文化变成主流；而满族一统中原以后，学习汉文化，用汉语交流也渐成趋势。在满族发迹的东北还保留较多的满语日常交流外，而在北京虽然还保留了很多满族文化的印记，满语仅以其汉化的形式保留在日常的语言中，与汉语交融在一起了。印刷术的发明，对汉文化的大量翻译、刻印使汉文化的传播在满族中占了一定的地位，彼时满语文化的传承采用了手抄本、记录本的形式。在满族统治时期，满语文化呈现渐趋衰微的状况，虽然清朝统治者对满语骑射的要求希望能保持下来，但是大的趋势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期间，大的政治活动对文化的影响尤为巨大，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的变革辐射到全国，自然也改变了满族文化的传承方式。首先，满语不再是日常交际的主要媒介，满文更趋于衰微；其次满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不敢不愿承认自己为满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针对的是满族上层统治者，但受波及最深的还是下层满族民众。在辛亥鼎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日伪时期，满族文化的自觉保护者多半是那些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地方文化精英的族众。大量的手抄本的流通，在口头的传播为建国后满族文化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口语民族有一些更加准确的记忆。这种记忆相对精炼，都在口耳相传中得以保存。当然，口语记忆也有一定的技巧，反复的重复、背诵是其主要手段。在口语社会，主要衍生的是口语文化，对应的是满族说部传承的主要方式：口耳相传。早期的书写材料促使抄书人的文化长期传承。满族主要有神本子的记录，因其保留在神龛之中，有其神圣性，从篇幅上也限制了其容量不会很大。而那些能够书写的人多半是萨满、族长（穆昆达）或色夫（满语师傅意）。
口语文化对满族说部传承起着世代传播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如不稳定性，口语社会的关键是记忆。记忆把诗歌—音乐朗诵和表演活动转化为创造和再造社会化自我的承载手段，成为个人身份进入集体的载体。口语文学则可说是双线的交通(two ways communication)，作者或传诵者不但可以随时听感到听者的反应，而且可以借这些反应而改变传诵方式与内容。我们可以推测的满族最早的口语文学，主要是萨满神谕，神词，在祭祀时对民众讲述，是音声文本的再现，配合着仪式演唱。而小萨满的学乌云活动，也成为这一活动的注脚。因其神圣性内容很少改变，而向族众讲述的族史、祖先英雄传说，讲古的内容会有些变动，为了调动听者的兴趣主动调整所讲的篇幅、长短、内容等，这是双线的交通。满族使用满语，后来满语、汉语兼有，最后主要是汉语，而萨满神词主要用满语保留，虽然后世的萨满有很多已经不会满语，但是神词中用汉语记录下来的都是满语的意思，若要了解其意义必须将其回复为满语。但很多萨满都主要利用记忆来背诵。
而书写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单线交通(one way communication)，作者很不易得到读者的反应，即使有亦不能把内容改变了。文字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口语不再是继承传统、口头传说和历史的唯一手段；在这个时代里，口语不再用来记述历史，因为需要用口语来记述历史的情况不复存在，口语最适合记述历史的情况也不复存在。文字的确创造了一种储存和再现记忆的手段。文字使诗歌延伸到白纸黑字的书页上，使诗歌展现出视觉形象。满族说部传承的历史一波三折，从使用满文记录，清初大量的汉文典籍翻译为满文，如《三国演义》对满族的作战起到了很大作用。到清中期主要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满族民间口承的媒介就是汉语和满语并重。到清末、民国时期，汉语成为主流。不同时期使用语言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满族说部的传承方式。
在满文刚刚发明创立的时代里，满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被利用来建立和维持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氏族内部的关系，满族非常重视家族谱系的传承，逢龙虎年修谱是常态，修谱时讲述祖先或家族、氏族英雄事迹是维系氏族关系很重要的手段。那时家谱都是用满语书写的，讲述祖先的事迹也主要是用满语，满语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雅克·艾吕尔认为，口语需要序列结构的、条理清晰的思想，口语有助于抽象和反思；与此相反，形象是直接而强大的实体，形象没有鼓励批判性思维的手段，更不会需要批判性思维。
麦克卢汉和瓦尔特·翁认为，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有深刻的区别。口头（前文字）文化的运作出自于特定的意识框架。换言之，书面文化的到来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产生了真正重大的变革。比如翁认为，在口语文化里，话语的复杂性和抽象性必然是比较少的。因此，思想的复杂性和论辩的复杂性对口语文化是一种障碍，因为口语文化不可能记录和记住复杂和抽象的东西。口语文化里的思想有可能有趣，但它出口即逝，所以它不可能在口语文化中产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当文字这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它就使过去不可能保存的结构和机制保存下来了。洛德发现：读写能力在脑子里产生一个文本的观念，而这个概念对叙事起控制的作用，干扰口头创作的过程；口头创作的过程和我比没有关系，这个过程仅仅是“记诵诗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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