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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



 摘要:满族传统说部是在我国满族及其女真先民中传袭的古老的民间口承艺术,满语俗称“乌勒本”(ulabun),“说部”一词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使用,是由满语转译而来。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以及维系和凝聚氏族力量的精神支柱——穆昆制,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满族说部得以传流至今的奥秘所在。凡讲唱本家族族源历史或家族英雄传奇类的说部,被原传袭家族视为祖传遗产,至今多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后裔承继和保护,有清晰的传承谱系;大宗满族说部则包罗万象,涉及满族及其先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是满族说部艺术流传的主流,有的具有几个朝代的传承史,成为北方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满族说部早期在民间靠满语传承与保护,晚清乃至民国以来,满语渐废,渐渐转变为以汉语汉文传播传承,两种语言文字的传承形式,都需要加以保护。

关键词:

满族说部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引起各方热烈关注。近期拜读一些专论文章,偶尔还与来访朋友切磋,谈及长期鲜为人知的满族说部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得到传扬,使满族古老的民族文化遗存得到保护,获得诸多良好建议,笔者亦以多年考察和采录实践,略述心得,旨在更好地推动满族说部的抢救与保护。



人类数千年来所创造和绵续恒远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炎黄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社会风云中时有更迭变幻,时时处处又在创造、充实、丰富、延续着。采撷人类文化遗存,永无止境,应持之以恒地长期做下去。我们的北方民族文化考察,便是在如此不断的校正、充实中,完成自己的普查之路的。文化考察是对已逝或即将消逝的文化的探索和挑战。稳操胜券的机遇,只给予那些肯做最艰苦细腻工作的人。它并不都能够因为人们主观意愿即可事半功倍,多数都是要随时修正调查航标,实实在在地熟悉采录对象的历史、语言、文化,紧紧围绕符合踏查对象的心理情感,与之融为一体,往往才会得到理想的硕果。如我们对已濒临消失的满族古遗存文化的调查与抢救,便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坎坷历程。

考古发掘证明,东北这片富饶美丽的沃土,人类文明开发史极其悠远丰富。亘古以来,曾经生息着古肃慎人,如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还有其他已消散、被融合的夫余、秽貊、乌桓、鲜卑等古老民族;历史上,东北民族地方政权从汉魏以来即颇有影响,如夫余、高句丽、渤海、辽、金、后金、清;至今仍在东北居住的土著民族有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东北边疆又与俄、朝两国接壤,由图们江口可东向日本,与之有着悠久而漫长的人文、历史、地理等诸方面联系,东北史地的研究因而十分重要,始终备受国内外关注。建国以来,我国东北史地研究成果斐然,涌现众多著名学者和传世佳著。俗话说“事在人为”,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极“左”遗风尚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佟冬院长提出“不要嫌苦,怕风险,将东北史研究尽快搞起来”。我们首先建立起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在全国最早实施对东北诸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翻译与整理, 承担起东北民族文化抢救大业。其中,我们重点在黑龙江省宁安、爱辉地区启动了对满族传统说部的考察、挖掘和抢救工程,并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终年住农家,嘴勤,腿勤,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除挖掘和梳理出大量中国北方诸民族萨满文化遗存,还结识多位年高德劭的满族等各民族文化传承人,喜获满族说部传藏线索和数百万字的手抄文本,得以在萨满文化和满族说部等沉积有年的重大项目上,取得科研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客观上也为东北史地研究提供了珍稀的民间史证,推动了东北民族史、地方史、边疆史等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入。

作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颇具传奇性,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正如大家所知,满族是东北地区一个古老民族,自古便生息繁衍于白山黑水,民族文化在清代达至鼎盛,二百余年中,满语满文被作为“国语”,广泛使用。清亡后满语废弃,满族生活及文化与汉族兄弟逐渐趋同。有明以来东北辽东、黑龙江出海口以及黑龙江迤北广袤地域的开发等众多问题的梳理与研究,中国疆域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有清一代满文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等,都与满族文化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如此,满族史及满学研究始终成为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课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要点开展调查研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些满族群众中总觉得“几代辗转迁徙,祖传遗物散失殆尽”,“久已不会满语,跟汉人没啥异样”,有种自卑感,更担心外露家藏古董惹事非,回避深谈祖先往事。社会上亦有人对满族文化遗存实况持有疑义。我们为冲开来自社会习惯观念的阻力,在群众中广泛做宣传和交友工作,排除多方干挠,到满族聚居的村屯住下去,设法接近满族各姓穆昆达(族长)、哈喇达(本姓长老)、萨满达(主祭萨满)及文化知情人,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到卫生院帮助照护病人,用我们的赤诚赢得了信任。他们把许多隐匿多年的传世文物无私地拿出来,使我们得以征集到大宗清亡后满族族人只是年年叩祭、自己都不敢染指的祖藏满文萨满手抄神谕、满文档册谱牒、诰封、神服、神器、神偶、茔地山川舆图等珍稀遗物,并为我们举荐深孚众望的说部传本收藏人及手订说唱文本。感人肺腑的事实,震撼着我们:民族文化遗存不因社会风云变幻而消失,永葆无限的生命力,功莫大焉者就在于各民族中,都有一批可钦可敬的无畏的文化传承人,像保姆,像园丁,像卫士,精心呵护着祖宗文化,使其青春常在。

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各地各族大力襄助下,我们在联谊的氛围中,多次分别召开过民族文化遗存展示会和民族民俗遗产摄录会,建立民族考察基地和民族文化信息员队伍,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东北地区满族传统说部的挖掘和抢救,亦在此基础上日益活跃起来。


满族传统说部,属于在我国北方满族及其女真先民中传袭的古老的民间口承艺术遗产,满语俗称“乌勒本”(ulabun),译成汉意就是“传”或“传记”之意。数千年来,在满族先世女真众部落和满族诸姓氏族中代代传咏,至今在满族聚居区年近古稀的男女老人中,仍可记得童年时代老辈人们的口头禅——“苏都离阿勒勒”(说史)、“夫勒赫阿勒勒”(唱根子)等话语。满族老人备受尊敬,而他们又倍崇古俗,沿袭古风,族内凡有寿辰、婚嫁、出征、远猎、丧葬、祭祀等,情之余兴,老人们倡行讲唱“乌勒本”,寓教于乐,激励众心。这实际上就是古代部落为凝聚族众、激励子孙、奋志蹈进,世世代代传袭的朴素的民族习惯法,生生不息,备受族众喜闻乐见。代代各部族所创造、积累、传袭下来斑斓多彩的“乌勒本”口碑故事,经时代磨砺,与日月同辉。脍炙人口的满族说部,以激昂磅礴的气势,雄浑凝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传袭不衰的独特讲唱形式,讴歌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落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堪称民族文化瑰宝,是民族的史诗和百科全书,在我国北方诸民族民间文学遗产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只是近世随着社会的变革,生活的变迁,渐被人们遗忘,濒临消散的危境。

一些人士询问“说部”一词的来源,考其因,晚清乃至民国以来,满语渐废,社会生活已习用汉语。爱辉、吉林和京畿的满人便将满语“乌勒本”渐渐改称“说古”、“满洲书”、“英雄传”、“说部”等名称,“乌勒本”古语,只在谱牒和萨满神谕里犹依稀可见。但是,人们仍感到“满洲书”等众多称谓,既不像满语便于人们理解与传播,也未能鲜明体现“乌勒本”浑宏内容的艺术特征。上个世纪30年代后,爱辉等地满族说部传承人们便用“说部”一词代替,借以表示并区别在满族斑斓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中,除有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朱伦”、“朱奔”,即活泼短小的歌谣、俚语、“奶奶口中的古趣儿”之外,尚有大宗独特而神圣的家珍,那便是祖先留下的一部部恭放在神龛上炫耀氏族生存历史、记载家族非凡伟业的泱泱巨篇——满洲说部。“说部”虽借用汉词,并不是源出汉语,其实也是从满语转译来的。爱辉大五家子村老人们常说“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 i tebtelin) ,汉意即“满洲人的段落较长的说唱文学”,即韵体满族说部。“德布达林”艺术形式在满族等北方民族中出现很多,实际上就是民间叙事诗,专有讲唱艺人,有不少题材就是民间史诗。如至今仍有满族老人会咏唱的《莉坤珠逃婚记》又叫《莉坤珠德布达林》,就是一部动情的悲情史诗。“说部”一词恰是传播过程中的嬗变,一经叫出便被大家所接受,后来便沿用下来。[①]

笔者认为,“乌勒本”与“说部”两个名称,代表时代的发展,标帜着满族说部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和观念的发展,亦有很显明的变革与丰富,而且随着社会前进,满族说部还在发生变化。“乌勒本”从内涵到形式严循古风古制,使用满语讲唱,由氏族长辈或名师讲述,有严格的礼俗和秩序,显示氏族的凝聚力和神圣性,而“说部”发展到近世,恰恰是满族社会生活变化后的演进形态,是“乌勒本”口碑艺术传播过程中的嬗变。满语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氏族影响力日淡,讲唱“说部”失去往昔的排场,而且有的说部不以某氏族所独有,已传入社会,统属权序乱,有了很大的扩散性和自由性,甚至有的“说部”表现形式趋向话本和评书。

我国早期满族民间说唱活动的史料,十分匮缺。考察中国北方满族等通古斯民族早期社会现状的社会调查,不能不提及史禄国先生。令我们兴奋的是,他的《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两部呕心力作,用大量亲身考察的生动素材,为我们记述了20世纪前期中国北方满族等诸民族社会组织的生态原貌,留下难以复现的珍贵史料,弥足可敬。他“于1912年开始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调查,并于1915年来到阿穆尔河两岸,在这里的通古斯部落和满族人之中呆了约18个月”[1]序言,“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 1915至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作了考察”[2]作者序言。他最早披露了满族民众中传统的“讲古”盛事:“讲述传说和故事是满族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消遣方式。这里有一种半专业性的故事能手,他们在人们空闲的时候表演。满族人把幻想性的故事(他们称为‘说古’)与历史性的故事相区别,他们通常更喜欢历史性的故事。只有在冬天,满族人才为了听故事聚在一起,他们在下午和晚上花很长的时间听故事能手讲述。他们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1]166文中强调“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的说法,十分真实,完全证明史禄国先生确实参与了民间活动,感触才会如此真切。满族人性格奔放,很少受中原礼教的束缚,讲唱说部,无拘无束。满语本身幽默含蓄,绘声绘色。若是男人讲唱,当然要比女人更随意,情趣横生,尤增魅力。作者在他另一部传世名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又以极大的热情,占用不少篇幅记述通古斯语群(包括满族)固有的说唱艺术。“通古斯”一词,“通常将操通古斯语群的民族称为通古斯北支,将以满洲族为中心的诸民族称为南支,两支总称为‘通古斯’”[3]。所以,在学术界一般讲到“通古斯”,亦涉及满族。“通古斯人非常喜欢各种社交活动,如婚礼、萨满跳神、像年度集市那样的商业集会等等。他们利用这些机会娱乐。”[2]503“通古斯人爱听故事。有各种年龄、性别和风格的讲故事人。优秀的讲故事人受到场人们的赞赏……

他们讲的故事有好多种类,即多少被遗忘的叙事诗、历史传说、狩猎故事、恋爱故事以及关于动物和萨满教的故事等……生动的场面和表情,往往由于听众的要求而重复表演。”[2]504“往往因为受较长的故事或议论的吸引通宵不寐,一般是过半夜很久之后才就寝。”[2]493文中提出在满洲通古斯人讲唱中有“多少被遗忘的叙事诗”,引起我的关注。这又恰是我们在民族民间文学采风中,常忽略的方面。

在我们的习惯意识中,似乎总以为我国不同于西方,缺少诗情,故而常常“遗忘”民族抒情诗的挖掘和抢救。史禄国先生有力证明满洲通古斯语群等北方诸民族中,确流传着脍炙人口的民间叙事诗。

作者讲“在访问瑷珲(今黑河——译注)地区的满族人期间,我采录了称得上是满族的《奥德赛》的《特普塔林》(tebtelin),它是由一位老太太口述给我的。我所记录的这一诗篇以及其他的故事、传说和各种不同的萨满歌词是我们进行民族研究的极好的参考资料”[②],“这部美不胜收的史诗以及满族民间文学的其他资料有一些部分已被翻译出来,但由于俄国的政治动荡而未能发表”。[2]前言作者不仅说明满族存在史诗,还将其比作“满族的《奥德赛》”。我们多年来在北方民族文化田野考察中,深切感受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有着豪迈而乐观的秉赋和叱咤风云的民族性格,在社会生存和原始古祭中创造出众多激情迭宕、饱蕴哲理的长歌长诗,《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西林大玛发》等,仅是凤毛麟角,只可惜民族歌手相继离世,许多传世长歌没能记录下来。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历史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回忆”,“研究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及半文明状态的关系,需要几乎全部关于史前或史外的材料”。[4]满族传统说部的传承,源远流长,为后世保留下一笔重要的口头或书面的历史回忆。经我们长期苦心搜求,所获最早的说部体遗文,可追溯到辽金时代,而且数目可观,如《苏木夫人传》、《忠烈罕王遗事》、《金兀术传》、《女真谱评》、《金世宗走国》、《海陵遗闻》、《白花公主》等。其中,有的说部不论史学价值或者艺术塑造都达到一定造诣,生活气息浓烈,保留金源古俗,千载流传不衰。金代历史传说故事如此丰富,绝非偶然。这与金王朝开创者完颜氏家族金戈铁马的降辽伟业、金代君臣身体力行地倡导祖德宗功,密不可分。《金史》卷66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斡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段记载,必对当时金代女真部族讲唱“祖宗遗事”或“乌勒本”活动是极好的发动。世宗完颜雍,女真名乌禄,是金史中颇有政绩的著名女真君主,不忘女真旧俗,热心倡导女真古风。大定十三年(1173)四月,他对皇太子说:“朕思先祖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曲(指在睿思殿上歌者所歌之女真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金史·世宗纪》金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金史·乐志》)。元人宇文懋昭在《金志》中,还记载金代女真人有趣的古习,“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当年在民间就有女孩子们讲唱身事故事,以此赢来求偶的喜乐活动。

渤海靺鞨时期,满族说部内涵亦有可喜发展,如在吉林省珲春地方搜集到日伪时期日本人采录的

传颂红罗女忠贞爱情的《银鬃白马》[③]和建国以来我们陆续录记和征集的《红罗女》、《红罗女三打契丹》、《红罗与绿罗》、《二十四块石传奇》等,均属同一主题。进入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北方满族说部的产生和传播则进入空前繁荣期,题材广,形式活泼,内容宏富,讲述与传承者亦不单纯拘泥于某个氏族哈喇(姓氏),甚有高官显贵亦加入说部的创作、讲述与传播中,倍加彰显了满族说部的史乘和文学艺术价值。如为人们熟知的《扈伦传奇》、《萨大人传》、《老将军八十一件事》、《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东海沉冤录》、《两世罕王传》等,都载述明清以来在历史上卓有建树的名人勋业,便是典型代表。

满族是善于学习、苛求进取的民族。早年“几乎所有的满族人都读满文、写满文,但是他们也懂汉语,并且对汉语文献极有兴趣”[3]164。《清史稿·选举志·学校》载:清倍加重视八旗教育,“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承、博士、助教、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肆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又载:“康乾间天子东巡,亲诣阙里,拔取生员。”仅以清代重镇爱辉为例,爱辉乃人才荟萃之地,涌现众多满族说部与此有着必然联系。清康熙朝之前,爱辉为荒芜千年的漠北渔村。据满族说部《黑水精英传》、 《萨大人传》讲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军都统郎谈、彭春、副都统玛拉,奉旨由京师星夜兼程抵爱辉,马背上除驮干粮水囊外,带来康熙帝赏赐爱辉地方的汉书和国学(满文)读本。八旗将士空隙时,彭春、玛拉教授满文,爱辉从此最先燃起文化的曙光。满族著名民俗笔记《瑷珲十里长江俗记》载:“瑷珲满文长于宁古塔,几族同窗,共延满师,日久打虎儿、索伦有国学绝精者,盖兴旺自圣祖朝彭春公之创。”爱辉、齐齐哈尔等地还相继建立满洲官学。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嫩江)两翼各立一学,这是黑龙江设立最早的官学。此后,经乾隆朝一直到咸丰、同治年间,爱辉地方官学始终坚持下来,培养出众多北方各族名流。子弟乡试、殿试名列魁元者,历朝有之。当年,清军大营中还留下排序讲唱满族说部的传统。八旗丁勇,应召来自吉林、盛京、宁古塔等几处,初驻北域,且又各族乍聚,语言习俗迥异,帐外风雪坚冰,寒夜难度。都统彭春公率先给大营众将士讲唱满洲说部,还让各旗牛录领兵大人都要参与讲唱,达斡尔、鄂伦春将士也讲唱本族故事。清军胜利回师后,爱辉各族将传播满文、唱讲说部之风,一直传袭下来。有清一代齐齐哈尔、爱辉、墨尔根文化荟萃,影响四周集镇,各地诸种满文传抄件甚多,直至民国期间亦甚突出。以此窥见,满族传统长篇说部虽为数十万甚或近百万言泱泱巨篇,绝非文化愚氓者所能为。它集多种条件和因素凝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事实如此,考满族说部的创始者,虽有荷马史诗型人士,更有满汉齐通的大家、朝廷的学士、编修、将军。他们博古通今,甚或通达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风俗,本身都是才智多能者。使满族说部独具一格,具有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价值,令各方人士百听不厌,爱不释手。满族诸姓望族还不惜银两,延请国学和汉学名师,意在满族说部的延续和传承。民国以降,满族有些姓氏家藏说部失传或传留日少,亦因痛缺文化人士。近世,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如祁世和、何荣恩、程林元、刘显之、傅英仁、马亚川、富希陆、关墨卿、徐昶兴、孟晓光等,都是满族诸姓有较高文化的著名人士,其中几位不仅通晓汉文而且满文亦很好。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村,至今能讲流畅满语的何世环老人,亦79岁。她父亲何蔼如先生满汉齐通,是爱辉下马场村小学校长。何世环就是跟父亲学的满汉文。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似乎认为,讲述满族说部只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农民,没什么文化,恰恰相反,都是有着一定文化的民族知情人和文化传承人。




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也恰是满族说部至今得以传流的奥秘所在。在东北满族聚居的诸姓中,至今仍维系着凝聚氏族力量的精神支柱——穆昆制。古老的穆昆制度,是以同一“哈喇”(姓)为轴心,凝聚成稳固而紧密的同一血亲的氏族生存集群。恩格斯曾说“氏族的名字创造了谱系”[5],实际上就是“哈喇谱系”。凡在这同一谱系下的本“哈喇”子孙,既有弘扬本“哈喇”之天职,又有承袭本“哈喇”一切遗产之权利。为此,氏族首领穆昆达、哈喇达以及萨满们,处心积虑地创造本哈喇的非凡和荣耀,传咏下来本族的创世神话和不胜枚举的祖先英雄故事,作为氏族的精神财富,并培育儿孙驾驭“对周围生物环境的高度熟悉、热心关切,以及关于它的精确知识”[6]的本领,成为高扬氏族文明的后继者。这种古老而严肃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激励和影响满族说部的世代传承。满族民俗笔记《瑷珲十里长江俗记》云:“乌勒本皆咏己事,不言外姓哈喇轶闻趣话。盖因祭规如此。凡所叙故事,与神案谱牒同样至尊,享俎奠,春秋岁列阖族祭仪中。唱讲者各姓不一,有穆昆达,有萨玛。而萨玛唱讲者居多,睿智金口,滔滔如注,庶众弗及也。”讲唱满族说部就是敬祖、颂祖,是祖制家规,“每岁春秋,恭听祖宗‘乌勒本’,勿堕锐志”[④]。所以说,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所有“乌勒本”传本均由氏族穆昆达或萨满珍藏,由阖族德高望重的玛法、妈妈、萨满或氏族中指定的讲唱人,焚香洗漱毕开场,届时常辅以恰拉器、哈勒玛刀、洪乌、手鼓和口弦琴伴奏,族众按辈分依序围坐聆听,时有翩舞助兴。清中期后多有“乌勒本”手抄传本传世,与祖先神匣供于西墙神龛之上,享阖族致祭,以备应时请用。满族说部讲唱者在族中备受尊敬,擅讲唱说部的人称“有金子一样的嘴”,视若圣哲,尊称“色夫”(师傅),人人敬慕。族中少年受父兄耳濡目染,勤学苦练,将学讲“乌勒本”、竞作传人视为已任。说部的传教,谨遵氏族内传程式而行,皆由传承人嫡传长子世代承袭。为使讲唱者人才济济,各宗枝亦常有遴选聪颖好学、非嫡传子弟收作说部传人之例,被选者父母亦甚显荣贵。

据杨青山老人回忆,族里格外敬重祖上说部传本,在早有不少戒规:如“传本因由‘色夫’缮写讲用,允许专人保管在手,若遇疾患、病逝等情,传本统归族里;传本若有删补、歧义等纷争,依族长议决,唯恪守祖宗原貌至要;学讲‘乌勒本’乃大公大德之举,阖族护爱,实有拮据者应享族银微济;弟子由族内拔优公推;传本彰祖宗之迹,族人无权外传”[⑤]。经我们调查,满族大户望族早年都有此类的约束,对说部留存起了保护作用。说部视比祖传田产,屡经时代变革,仍在心中恪守不渝。

满族说部因其讲唱内容迥然,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已逐渐形成一些严格的不同传播形态,构成满族说部现实特有的传承与保护特征:

一、凡讲唱本家族族源历史或家族英雄传奇类的说部,原传袭家族视为祖传遗产,至今多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后裔承继和保护,父传子,子传孙,直系无传传嫡庶,有清晰的传承谱系。这类说部始终保持单传性质。如,久居黑龙江畔的满族富察氏家族,祖籍宁古塔(今宁安市),是清康熙朝为抵御沙俄奉旨永戍黑龙江爱辉的。家藏除满文宗谱、文档及珍贵的历史文化史料外,并有家藏满族说部《萨大人传》,已传300年。此外,本家族还传藏《天宫大战》、《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东海沉冤录》等祖传说部,亦有百余年传承史。又如,吉林省永吉县满族赵氏家族,系明末扈伦四部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后裔,至今本族讲颂满族说部《扈伦传奇》,已传9代300余年。黑龙江省宁安市满族傅氏家族传讲说部《萨布素将军传》等,均流传百余年;黑龙江省双城市满族马氏家族传讲说部《女真谱评》,传袭数百年之久;《忠烈罕王遗事》、《两世罕王传》等亦属此类。

二、满族传统说部除属少量上述祖先传记体类型外,大宗满族说部则包罗万象,涉猎满族及其先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是满族说部艺术流传的主流。这类说部尤具传播的广泛性和时间的久远性,情节跌宕,深得人心,完全融入满族及北方各族社会生活,可能有的渗入几个朝代的传承史,有的成为北方民族共同精神财富。这些满族说部在民间流传的时间或传承的脉络线索错综复杂,已无法准确考究其最初产生在什么时间、出自哪一哈喇的讲唱艺术,更无法详知其究竟经历了多少哈喇的传述、修润与承袭,后又经何情结辗转收藏入某部落、某哈喇、某个人手里。我们只能从其流传地域和故事内容、脉络分析,大约推断其形成和传播经历的概貌。这些满族说部,就是在这种不断提高、不断丰富、不断传承中得到艺术升华,说部传承者就是满族族众,是长期民族智慧的共同结晶。这些都充分证明满族传统说部源远流长及其历史价值。不过,这并不能意味着满族说部失去传承特征,流传中得到无数族众的继承和传承,在一定时期内依附一定的传承人,得到继续传承保护,使之传袭不衰,这也是满族说部延续中一条特有的口承传承规律。如《红罗女》、《红罗女三打契丹》、《金世宗走国》、《两世罕王传》、《忠烈罕王遗事》、《松水凤楼传》、《红罗和绿罗》、《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东海沉冤录》、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都是分别在满族诸姓存藏中征集到的。我们在录记、整理过程中,力求弄清楚其传承人群与地域特征,有力于说部的诠释与研究。

三、满族说部的挖掘、抢救与保护,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正如前述,满族说部早期在民间靠满语传承与保护,但从文史学与民俗学考察可知,在汉文化强大氛围下,早在清中叶后满人在官场上便习用汉语,而满人以汉文为诗词书画或戏曲小说等,佼佼者金代以来代有人出。迨到辛亥革命之后,“严格禁止用满语教学。从此之后,满语只局限在家庭生活中继续使用,并且一点一点地让位给汉语”。“在吉林省和盛京,汉语的影响一直很大。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满语的运用已经明显衰微,而在宁古塔地区这一满族人本来的范围内,人们几乎完全不再使用满语”。[3]12解放后,满语言文字没有像藏、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样,被作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国家保护——即使在各满族自治县、满族乡等满族聚居区。满语因而被废弃成为“死去的语言”,被大多数满族人遗忘。满族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与广大汉族交往中,早已习惯于汉文汉语。我们多年来田野调查实践证明,事实亦正如此。我们所征集到的满族文化遗存都是满族老人们用汉语讲述的,只在口述中保留有一些满语词汇,或在满族聚居地区,偶尔搜集到满语歌谣或遇见少数年过古稀老人说一些满语或讲述简短的满语故事。仅有部分萨满神谕、宗谱等因系家藏清中后期至民国初遗物,有满文和汉字标音手抄传件,但多数仍为潇洒的汉文墨迹珍品。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像我国一些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一样,是专以汉文字为工具纪录、挖掘和保护的满族古文化遗存。为了不遗漏满族固有文化,我们在满族文化抢救中,还坚持采取双向努力的原则,既有对大量以汉文字叙述的满族说部等遗产的抢救,又以极大的热情兼顾对满文遗存(民歌、民谣、谱牒、神歌)的问询、采录和搜集。笔者曾多次到黑龙江省孙吴、逊克两县录制满族老人何世环、傅金荣、何金芝、孟秋英等用满语讲述的《音姜萨满》、《白云格格》、《骄傲的鲤鱼》、《獾子和貉子的故事》、《萨哈连乌拉依朱奔》(《黑龙江的故事》)以及迎送、求雨歌谣等。在录记满族说部和上述满文遗存中,常常搜集到大量用汉字注音的满语手抄件。满语方音土语变化甚大,汉字标音又杂乱不准确,为破解一个关键词常要花费一二年时间。在一些民族老人的帮助下,为翻译和整理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障碍。然而,这些老人均有七八十岁高龄,满语已临消失的境地。在满族说部抢救、述记、整理中,我们努力收录与鉴释满族方言土语,忠实记录,保持原胎性,杜绝随意修正癖。因历史文化素养不尽如人意,力争创造条件出版和公布原胎的资料本,但这需要时间与实力。因满文满语长期废弃,东北满族习惯使用汉字注音满语,满语方音土语变化又甚大,在翻译整理中都带来诸多困难。满族说部的另一保护措施,就是培养传承人,在满族中逐渐讲唱起来。讲唱是最群众性的传播、延续与开掘,以此由陌生到喜爱,具备往昔讲唱“乌勒本”的氛围和浓重的环境。这项复原工程难度很大。满族老人们建议:“别挑剔,讲起来就好。”民间传承终究是民间自己的事,就按照满族群众自己现有习惯采用的形式为好,不必拘泥于群众久已遗忘的旧习惯。只要如此,满族文化遗产,仍可后继有人地很好保护传续下去。[⑥]

参考文献:

[1]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3]民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953.
[4] [英]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38.
[5]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110.
[6] [法]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

注解

[①] “说部”一词的公布,见拙著《萨满教与神话》第340页“后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1986年4月在广西南宁“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上,笔者发表吉林省学者多年对满族传统说部挖掘抢救成果的论文,“说部”一词,也见其中。次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编入此文。
[②] 似指《尼山萨满》,可见1917至1918年,爱辉满人仍讲满语,当地称《音姜萨满》。
[③] 《白马银鬃》系日伪时期由东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满洲昔话》书中刊载,此文1985年译后存笔者处。
[④] 引自黑龙江省爱辉满族《富察氏谱书·序文》。
[⑤] 引自1962年夏笔者赴爱辉大五家子和兰旗沟村录记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时,传承人杨青山的讲话记录。
[⑥] 经调查,吉林省九台市其塔木乡刘家,曾有位著名人士关云鹏,满族,小学教师,传下说部《赵家坟》、《七星山》、《快马杨三》等,其子与族人仍在民间用汉语讲颂,足见口承文化的感染力。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2007年8月19日 富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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