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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8日星期五

锡伯族语言文字的现在




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

公元1764年(乾隆29年),一支由满洲地区锡伯族军人和他们的家庭组成的队伍,奉旨从盛京(今沈阳)出发,靠着极为原始的交通工具,完成了从东到西,横亘万里的军事迁徙。

白驹过隙,244年一晃即逝。生活在满洲的锡伯族人,早已不使用锡伯语,但在遥远的西北边陲,一个叫做察布查尔的地方,数千名从东北迁徙而来的锡伯族人却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发展了下来。这里也成为我国唯一完整保留锡伯语的地方。由于锡伯族语言文字与满文相通,在满族已丢失了自己语言与文字的今天,锡伯语也成为满文的活化石,而显得更为珍贵。然而,锡伯族语言目前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与满语所经历的过程惊人地相似。

“社会发展速度越快,民族之间的交往越多,那些小民族语言消失的速度就会越快。”自治区民语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佟加·庆夫说:“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信息化高速发展及社会强势语言文化的冲击下,小语种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恶化,使用范围越来越小,生存状况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处于新疆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三面环山,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孤岛。

锡伯族学者贺灵先生在《历史 民族 文化》一书中写道:当年锡伯营所处的特定地理位置,对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纵观察布查尔的地理环境,北部的伊犁河是一个天然屏障,在当时没有桥梁的情况下,夏季尚能用渡船或羊皮筏来摆渡,冬季则只能等河面结冰之后才能通行,交通十分不便,从客观上阻碍了居住在这里的锡伯族人民与其他地区的交往。而南部与西部又分别是乌孙山脉与漫长的边境线和荒漠,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长期成为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区,受外界的影响较弱。


在严密的八旗制度之下,锡伯族的一个旗(牛录)就是一个用城墙包围起来的村落,城门有专人看守。在每个牛录中,除了对全体军民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外,并制定了八旗营旗制度十条。无论是公务活动,还是民间的各项活动,都要受到八旗组织的监督,即使是人们的家庭活动,也要受到间接的约束。兵营中也不许闲人进出,尤其不准外族人过夜。即使是锡伯族军民,除执行军事任务、巡视卡伦、换防外,其他时间也不得离开本旗,种种限制,使锡伯族不可能有机会与外界进行广泛的接触,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

同时,由于西迁而来的锡伯族只有四千多人,又远离故土万里,想在一个与故乡文化迥异、风云迭起的西北边关驻扎守卫、生存发展并完成屯垦戍边的任务,更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来源于祖辈世代相传的文化,也正是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使锡伯族人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一面努力学习外界的文化,一面坚守着自己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世界。

当年的孤岛已不复存在,这种坚守还能够存在多久?

“锡伯语正在失去改造外来成分的能力,创造新词汇的能力大不如前,虽然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词语是必要的,但如果借用的外来词过多,那么这个语言的词汇系统就会发生异变,整个语言也会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佟加·庆夫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锡伯语中,30%-40%的词语已经借用了汉语,锡伯语本身的表达能力却在下降,从一种精细的语言,变为一种粗糙与模糊的语言。比如麻雀,只是一个大的概念,其中又分一百多个种类,但现在的锡伯语只能够表达清楚麻雀的意思,细分的种类则只能用汉语来描述。每一个词汇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文化的信息。而一种语言的表达能力越低,语言中深层次的内容便丢失的越多,这种语言也就越危险。”



危险,不仅仅来自于大量外来词语的借用。更多的人群,开始在更多的时间,放弃本民族语言的使用。

在这个县一小、一中、三中,记者随机采访了十余位锡伯族学生,他们告诉记者,除了在学校,他们相互之间已经很少使用锡伯语交流,在家里他们大多习惯使用汉语。

“平常的日常用语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碰到一些很少使用的词汇,用锡伯语表达已经很吃力,对方也不一定能听懂,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使用汉语。”在采访中,一位机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锡伯族语言已经进入衰退期。”佟加·庆夫说,“国语骑射”曾作为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其中“国语”就是满语,后来满族却完全失去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字,转用汉语,“国语骑射”政策宣告终结。佟加·庆夫告诉记者:“满族转用汉语,大致经历了由满语过渡到满汉双语,再由满汉双语过渡到汉语单语的过程。锡伯族语言目前的状况,可以说在许多方面与满语的情况相似。虽然在锡伯族的生活中依然锡汉双语并存,但已经开始出现由使用双语逐渐向使用汉语为主阶段的过渡迹象。”

如果说锡伯族的语言已不容乐观,文字的状况则更加岌岌可危。作为一种工具,语言文字如果失去了现实意义,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它,它也就丧失了其生命力。


“锡伯族语言文字从上世纪90年代中下旬开始进入衰退期。”佟加·庆夫说:“现在,锡伯文在公务活动中的应用,学校锡、汉双语教学,图书教材出版等重要领域出现萎缩现象,锡伯族语言文字环境在一步步恶化,现在能够熟练使用锡伯文的人已经所剩无几。能够读懂、看懂锡伯族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现在六七十岁的老人基本上能够阅读、书写锡伯文,但年轻些的,没有多少人还能够阅读、书写锡伯文了。”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小学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进行锡汉双语教学的学校,全校共25个班级(含学前班),其中十五个班级实行双语教学,主要是让学生掌握锡伯语中的100多个音节,校长佟福对锡伯语的前景却并不乐观。

他说,锡伯语的最大特点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较大,口语简洁明快、易发音、易掌握,书面语结构严谨、语法复杂,需要积累相当数量的书面语词汇,才能听懂和读懂,并进行写作。事实上,三年的课程连最基本的读写都无法掌握。可现在,就连三年,许多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们学了。生源越来越少,一个班级中的锡伯族学生通常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更多的家长情愿将孩子送到汉语学校。

“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字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大多数学生选择了回避:“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有一名七年级的女学生告诉记者:“我会学习锡伯族的舞蹈和语言文字,因为如果别人知道我是锡伯族,而我不会这些,别人怎么会相信我是一个锡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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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伯族 Xibe nationality 

  大满洲地区的原住民族。“锡伯”为本族自称。汉文则有犀毗、师比、鲜卑、矢比、席百、席比、锡伯等不同译音和写法。关于锡伯一词的含义,诸说不一,一说为瑞兽或带钩,即《汉书·匈奴传》所称“犀毗”;一说为地名。清代将海拉尔迤南室韦山一带,注称为锡伯,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因以得名;本民族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鲜卑遗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锡伯族主要分布在满洲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等地; 还有一部分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以及霍城、巩留等县和塔城地区、 伊宁市、乌鲁木齐等地。共有83629人(1982)。住在东北的锡伯族通用汉语文和蒙古语文;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 满-通古斯语族 满语支。有锡伯文。

  族源与历史发展  锡伯族与古代鲜卑有渊源关系。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东麓,至十六国时(304~439),慕容等部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建立了政权,后融于汉族。少数鲜卑人仍然居住在嫩江、绰尔河、松花江一带,保持了原来的生产方式。这部分鲜卑人就是今日锡伯族的先民。也有说锡伯族来源于匈奴,或室韦,或女真。清代以前,他们繁衍生息在以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为中心的东自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起嫩江,南抵辽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捕获物基本上是平均分配,人人有份。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锡伯族被满洲统治者征服,编入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在100多年中,锡伯族人民从自己长期聚居的地区分散到许多地区,随着频繁的驻防、调防,不仅移居满洲三省,而且奉遣远戍云南、新疆。1764年,有1016人被征调到新疆戍边,携同随军家属 2千多人,从此,锡伯族分居东北、西北两地。青年人充当“披甲”,服役当差,闲散附丁和家属则从事农副业生产。八旗制度使锡伯族处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流动性较大的渔猎经济转向稳定的农业经济。

  锡伯族勤劳勇敢,为开发和保卫祖国的边疆作出了贡献。 移居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对于伊犁、 塔城和博尔塔拉地区的农田水利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疆锡伯族被编为八个牛录(旗),于伊犁河流域屯田驻守。嘉庆七年(1802),在锡伯营总管图尔根支持下,经过艰苦奋战,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开凿大渠,终于引来伊犁河水灌溉良田,故取名为“察布查尔渠”,意为“粮仓”。锡伯族人民先后定居在大渠南北。其后,又与八旗兵一起,先后在伊犁、博尔塔拉、塔城等地开凿一些水渠,开垦了10余万亩良田,并使当地一些兄弟民族学到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   19世纪20年代,英殖民主义走狗张格尔披着宗教外衣,在南疆煽动叛乱。锡伯营官兵800余人应征随同清军出师讨伐,在追歼残敌的喀尔铁盖山战斗中,生擒张格尔。接着,他们在反抗伊犁地区“苏丹汗国”,抗击沙皇对伊犁的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英勇不屈。1876年,当清军收复新疆时,他们在总管喀尔莽的带领下,积极配合,为收复南疆和伊犁作出了贡献。

  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1年辛亥暴乱爆发后,居住于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和当地兄弟民族一起积极响应,但斗争果实被封建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所篡夺,锡伯族人民又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1944年,国民党继续了盛世才的残酷统治。同年9月,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爆发,察布查尔锡伯族组成锡伯独立骑兵连,塔城、霍城的锡伯族建立武装队伍,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参加这一革命,进行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居住在满洲地区的锡伯族和汉、满等族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斗争。辽宁省沈阳大五家子一带的锡伯族积极参加了抗日联军,多次狙击辽河平原的敌人。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锡伯族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和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先后在1946年和1949年获得解放。

  社会经济  锡伯族的封建生产关系,原是随着编入八旗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旗地为“公有”,按照旗官和披甲的等级,进行分配,数量不等,原为“俸禄”和“军饷”性质。19世纪80年代,旗制开始瓦解,旗地逐渐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锡伯族人民日益贫困,沦为雇工和佃农。以察布查尔三、四两区为例,只占总人口5%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面积的30%,并占有全部草场和大量牲畜;而占总人口58%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总数的14.8%,几乎没有牲畜。锡伯族人民世世代代要求废除跟丁制度,清丈土地,发给地契,合理使用草地,并为此作过斗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

  文学艺术  锡伯族的文学艺术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民歌、宴歌、神话、寓言及念说。在人民群众中有影响深刻的叙事长诗《离乡曲》、《喀什喀尔之歌》、《三国之歌》,以及文字优美的散文性书信体裁的《辉番卡来信》等。民歌强烈地反映了人民对封建统治的愤恨和反抗,歌颂了劳动人民纯真的爱情和建设自己幸福生活的理想。锡伯族人民能歌善舞。刺绣等工艺美术也丰富多彩。还有多种多样的群众性娱乐、体育活动,如射箭、赛马、摔跤、打秋千等。

  生活习俗  锡伯族的居住是同营旗制度相联系的,一个旗(牛录)就是一个大村落,也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组织。因此都筑有城堡,便于守卫。城堡围长3~7里不等,城堡里住着100~200户人家。街道井然,每户都围有矮墙,住房都是坐北朝南,用土坯筑成,通常是3间。房前屋后是果园、菜园和畜圈。

  锡伯族的家庭,直至1949年以前,仍保持着相当完整的封建家长制。家庭以上有族长。尊重父母和长辈。族内同姓不婚,但姑舅、姨婶之间的子女可以婚嫁,并有与外族通婚现象。老年人还保持着清末以来的旗装式样,特别是老年妇女,爱穿旗袍,扎裤脚。饮食以米、麦为主食,忌食狗肉,饲养家畜、家禽。通行墓葬,每个家族都有固定坟地。节日与汉、满族大略相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但是,过节的方式不大一样,如端午节,他们有泼水、刁羊、赛马或郊游等活动。此外,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从满洲迁往新疆的纪念日,每年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锡伯族人民曾经有信奉萨满教、喇嘛教的,但主要是祭祀祖先。

  建国后的变化  1949年以后,锡伯族进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政治上享有了和各族平等的权利。1954年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新疆原宁西县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增加二倍,牲畜增加一倍多。过去几乎无工业,建国后,有了煤炭、 农机、皮毛、食品加工等工业。全县有中学4所,小学50余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8%。锡伯族人民文化教育程度较高,不少知识分子兼通数种民族语言,很多人除从事教育工作外,还兼翻译出版事业。体育活动在锡伯族中有广泛群众性,尤擅长骑马、射箭,涌现出许多优秀射箭运动员,在历届全国运动会都名列前茅。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人口死亡率下降,增长率提高,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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