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与萨哈罗夫的差距是人与中级动物的差距
他是“人类的良心”。1975年挪威颁发萨哈罗夫（港台译为沙卡洛夫）“诺贝尔和平奖”时这样评价。
“不论在俄国还是整个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希望与精神的灯塔。”美国总统布什在这位前苏联
持不同政见者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这样总结。
说来也巧，萨哈罗夫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年诞生，在天安门六四屠杀那年去世。
4月初，美国小说家、俄国文学翻译与评论家理查德．劳里（Richard Lourie）出版了被称为西方第一部英文专著的《萨哈罗夫传》（Andrei Sakharov: A Biography）。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这部传记自然想到同样经历共产制度的中国知识份子们。萨哈罗夫对真实的追求，对专制的反抗，对自由的确信，对尊严的捍卫，都给中国知识人提供了一面清晰的镜子。具体说，有这样五点﹕
“人比概念更重要”
第一，发现真实的智慧。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 Johnson）的《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一书（曾上《纽约时报》畅销榜；中译本1999年由江苏出版社出版后曾登上中国的畅销榜）主要揭示了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理论脱离实践的幼稚病，对马克思、卢梭、雪莱、易卜生、海明威、罗素、萨特等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份子经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必须把人放在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约翰逊所以用这句话为这本在英美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争议的书“画龙点睛”，就是要强调，那些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们，总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而不顾现实，尤其是不顾人本身。他在书中举出像萨特在巴黎歌颂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国戏剧家）在海德公园组织支持卡斯特罗的集会等，强调这些左派知识份子为了他们的理论而根本不顾在共产统治下人民被践踏的真实。
他在书的最后一章“理性的逃亡”中以奥维尔为例说，这位以《动物农场》和《1984》揭示了共产世界本质的伟大思想家，原来也是一个左派，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前往支持共和军，但在那里的经验，和他原来信仰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奥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服从现实经验（真实），放弃了曾信仰的左派理论，并最终用文字为共产主义掘墓。约翰逊在书中感叹说，“奥维尔总是把经验放在理论的前面”，“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这种抽象概念相比，具体的人更重要。”
如果在自由世界的西方知识份子都极难放弃意识形态、而看重现实（真实）的话，那么在共产铁幕世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萨哈罗夫发现真实的过程就更有特别意义。
“人不能同时坐两把椅子”
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他没有在社会底层成长的经验，也并不了解多少普通人的艰辛。作为莫斯科大学物理专业的高材生，他很快就被选拔到共产党的核子研究计划。1948年，27岁的萨哈罗夫被安排到研制核子氢弹的代号为“阿扎玛斯16号”的秘密项目中，这个项目由斯大林的亲信、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主管。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秘密试验地，这位后来被誉为“俄国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可以享受党的高级干部的特权生活，他在自传中对那段生活描述说，“我们听音乐，谈论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前途。”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我感到伟大人物丧失的影响，我想到的是他的人道主义。”
但三件现实中的“经验”使萨哈罗夫对共产理论产生了怀疑以至最后的扬弃。第一件是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这个秘密试验场是由政治犯修筑的，这些政治犯曾暴动，但贝利亚领军队来镇压，把他们全部处决了。第二件事是萨哈罗夫亲眼看到一队队的犯人在这个试验地做苦力。第三件事是他的氢弹试验导致很多平民死亡和伤残；其中一次试验之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一把手说他会下令推迟试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
萨哈罗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我知道再跟他们（指共产党官员们）讲是没有意义的。”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实（compassion, freedom, truth），但它和共产政权追求的核武和扩军无法共存。萨哈罗夫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训﹕你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
于是萨哈罗夫像奥维尔等所有先驱般的优秀知识份子一样，当发现他们原来所信仰的“理论”和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现实发生冲突时，当意识形态和人本身（价值）发生矛盾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真实和人本身这一边，而不是像中国有些知识份子那样，总是要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寻求它的“合理性部份”，来改革或重新解释共产主义。萨哈罗夫作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当他发现了真实之后，他不是再强调共产主义的“经”是好的，只不过那些歪嘴的和尚（共产领袖们）念错了，而是把“和尚”和“经”一起扬弃，从共产寺庙走向人的世界。
灵魂拷打﹕沉默还是反抗
第二，有勇气反抗。发现了真实，是不是要说出来，进行反抗，这是对共产世界的知识份子的灵魂拷打。正像吉拉斯（也译为德热拉斯）所观察的，共产党是拥有全部特权的新阶级，反抗，就意味着无穷尽的惩罚，反抗者除了灵魂之外其他都会丧失，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面包、煤气、莫斯科的户口，以至自由和生命。
萨哈罗夫选择了反抗。1964年，他联合了另外24位俄国知名艺术家和知识份子写信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这封公开信的最显眼之处是“警告”，而不是像中国有些知识份子那样，去“请求”当局做什么。这两者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警告”，是发出独立（于政府）的知识份子的声音；而“请求”就是臣民的“进谏”。
1968年，萨哈罗夫把一篇题为“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份子的自由”的文章偷送到美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这篇文章被研究者称为“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它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教条的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据美国的“萨哈罗夫基金会”网页（http://www.wdn.com/asf）介绍，这篇文章在第二年底就在全球复印、流传有一千八百万份。
索尔仁尼琴当时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但萨哈罗夫立刻为此付出代价，他被从核子研究机构开除了。党报开始批判诋毁他，包括一些物理学家在内的俄国知识人，也纷纷指责他是叛徒，是“犹大”，是“西方在苏联试验室中的老鼠”。
赫鲁晓夫指责他“把鼻子伸向不该去的地方”；秘密警察头子安德罗波夫把他定性为“第一号公开的敌人”。1980年，萨哈罗夫和他妻子被押解到距莫斯科250英哩的高尔基城，那个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他们夫妇被要求不许离开这里，被监视居住、与世隔绝了6年。
萨哈罗夫曾两次绝食抗议，克格勃们把他送进医院，强行灌食。还有报道说，秘密警察给他用了改变脑子（思维）的药物。萨哈罗夫坚持撰写“自传”，要把他的经历和发现告诉世界。但他不得不把1,000多页的自传主要内容重复写了三遍，因为前两次都被克格勃“偷”去了。
喊出“皇帝光着身子”
萨哈罗夫就像那个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共产皇帝赤身裸体”。虽然他是孤军作战，但正像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指出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于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的层次上。”当他们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真实时，表面上看是“孤独的”，与周围的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信息播种到人们渴望真实的心灵深处，使人们有了重新审视“皇帝新衣”的视角。因此当一旦有机会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结束整个“皇帝新衣”制度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上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着身子”，“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时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因为正是这种勇气和智慧的辐射，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天子呼来不上船”
第三，不当共产党改革派领袖的智囊和忠臣，做独立知识份子。1986年底，在高尔基城被封闭了6年的萨哈罗夫家里突然来了一批人，给他家安装了电话。第二天，第一个电话铃响后，萨哈罗夫发现对方是戈尔巴乔夫，这位提倡“新思维”的共产党领袖邀请他们夫妇搬回莫斯科。
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后，投入更积极的人权和政治活动中，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国会开幕时，戈尔巴乔夫安排他第一个发言。萨哈罗夫没有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新思维的目的是延长共产主义的寿命），而是在国会提出，要结束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连戈尔巴乔夫都不得不回击他的批评。
邓小平也曾为一大批知识份子恢复名誉，把他们放在人大、政协等高位上。但这些文人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感谢皇恩；绝不再批评权力者，更不挑战制度。
萨哈罗夫的原则是，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就是“不做臣民”，坚持他所认识到的真理。
警惕权力梦的腐蚀
第四，不以谋求权力为目标。虽然萨哈罗夫被推选为国会议员，但在他奋斗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以谋求权力为目的的。哈维尔后来也当选了捷克总统，但这也不是他早期的追求。因为只要追求权力，就往往会在策略和私利面前放弃原则。正因为哈维尔一直没有以谋求权力为目的，强调原则和理想主义，所以才能在后来有了权力之后，没有做出为政治策略而牺牲原则的事情。而南非的曼德拉，在反抗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后期就憧憬著当首届黑人总统。这种权力梦腐蚀了这位民权领袖，所以在他当了总统之后，就做出了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原则的事，例如和台湾断交，和中共握手，甚至去拥抱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丧失了他早期所推崇和强调的原则。
自由的价值高于民族
第五，超越国家和民族，视自由为最高原则。1979年，当苏军进入阿富汗时，萨哈罗夫公开出来谴责这是侵略。在当时苏联知识界和民众都对苏军的行动持强烈、近乎狂热的爱国主义立场时，萨哈罗夫在这片“爱国者”的汪洋大海中，像一叶孤舟，独力而倔强地站在“人”的立场为阿富汗讲话。在萨哈罗夫的人生字典中，自由高于民族，个体（价值）大于国家。或者说真理大于爱国。
在这一点上，他和吉拉斯非常相似。在波斯尼亚闹独立，准备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时，虽然吉拉斯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斯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他们对波斯尼亚的侵略。
萨哈罗夫和吉拉斯的这一共同点也给中国知识人重要的启示。很多中国知识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一遇到和国家、民族有关的问题，马上就在民族主义这副毒品和春药的作用下，狂迷、狂热，和中南海一个调子。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国家、民族这些概念比人的自由、尊严、生命、选择更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于一切的思维，才导致很多人把中共混同于中国，使共产党得以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在天安门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的那年12月，萨哈罗夫拟就了民主俄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几天之后，他就因心脏病发作，在睡梦中去世。但就从这一年开始，苏联、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被人民推翻，迈向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曾憧憬的那种民主、多元、宽容、人道的社会。
今天，共产政权被俄国人民埋葬了，但世界会永远记住和怀念萨哈罗夫这位曾为共产主义掘墓的伟大先驱。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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